王永昌[空軍上將]

王海（1925.11—），漢族。山東威海人。原名王永昌。原空軍司令員。194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5月參加革命工作。大專學歷。上將軍銜。

人物履歷

1999年威海一中百年校慶典禮上講話

2010年10月24日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祭奠烈士

王海（1925.11—）漢族，山東威海乳山市人，原名王永昌。1950年5月於東北老航校畢業後，成為共和國空軍的一名殲擊機飛行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率領年輕的我空軍“王海大隊”與號稱世界王牌的美國空軍激戰80餘次，擊落、擊傷美機29架，榮立集體一等功；他本人擊落敵機四架、擊傷五架，先後榮立二等功、一等功、特等功，被授予“一級戰鬥英雄”稱號，並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所在大隊被譽為“英雄的王海大隊”。在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南廣場，至今還陳列著一架繪有9顆紅星的米格--15比斯殲擊機，就是王海當年駕駛過的功勳飛機。

1954、1955年間，王海是空軍殲擊航空兵師副師長、師長，他所在的部隊參加了解放浙江沿海島嶼的戰鬥。在解放一江山島的我軍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登入作戰中，他的師擔負協同陸、海軍奪取制空權並掩護陸軍登入作戰的任務。

王海先後擔任過飛行大隊長、副團長、團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1975年王海同志49歲時，中央軍委任命他為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 1985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88年我軍恢復軍銜制後第一次授銜中，被第一批授予空軍上將軍銜。先後被選為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大代表，第十五大列席代表；第十二、十三、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任職情況

1944年為山東威海青年中隊隊員，在山東革命大學學習。

1946年6月參軍，為東北航空學校機械隊學員、機械員、飛行員。

1950年為空軍第4航空學校飛行隊飛行員，空軍第4混成旅驅逐10團29大隊中隊長。

1951年任空軍3師9團1大隊大隊長。

1952年任空軍3師9團副團長、團長。

1953年任空軍師副師長。

1955年被授予空軍中校軍銜。

1956年任空軍師長。

1959年晉升為空軍上校軍銜。

1965年任空軍副軍長。

1969年任空軍司令部軍訓部第2部長。

1975年任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

1982年11月任空軍副司令員、黨委副書記(1983年11月起)。

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空軍司令員、黨委副書記。3、5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12-14屆中央委員。獲3級解放勳章。

1988年9月被授予空軍上將軍銜。

1998年7月被授予獨立功勳榮譽章。

訪談錄

我們應該尊重歷史。你蓋房子首先得打好地基，抗美援朝時中國空軍參戰，並不是突然冒出個空軍。 1936年紅軍長征剛到延安，毛主席、黨中央就決定在紅軍當中招一批年輕、優秀的幹部到新疆學飛行。那時候盛世才辦了一個航空隊。紅軍大概選了四十多個人吧，有一部分是去學飛行，有一部分是學機務。以後盛世才叛變了，就把我們派去的這些人關起來，後來又被黨中央要回來了。早在 1938年，黨中央就考慮到要抓空軍，未來打仗，你得有空軍啊，這是一個情況。第二，1945年 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後，中央決定組建空軍。當時我們俘虜了日本的一個航空隊，有三百五十多個人，有三百架飛機。日本航空隊的頭叫林彌一郎。伍修權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找林彌一郎談，讓他們幫助我們組建空軍。我們黨給林彌一郎做工作，林彌一郎後來就同意了。國民黨知道我們要建航校，很緊張，就派特務來破壞，派飛機來轟炸掃射。東北民主聯軍一看，就把航空學校弄到牡丹江。可以說，中國空軍航校的基礎就在牡丹江，加上日本航空隊和新疆原來的一幫人，還有國民黨起義的劉善本他們，以及從部隊調了一批優秀的幹部戰士。

我在東北航校學習的時候，維護飛機的統統是日本人，一些日本教員帶我們。那個時候首先就收集器材，收集了差不多一百架飛機，有“ 99高”的，有單座的，還有雙發的機器，到處收集機器，收集來以後，由日本人組裝。我們人民空軍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起來的，離開這個就是不尊重歷史。

老航校是相當困難、相當艱苦的，吃飯是六個人一張桌子，也沒有座位。餐具都是泥燒的，平時吃大雜飯，禮拜天改善一下生活，弄一個紅燒肉，吃個大饅頭，炊事班長還在門口把門，只準吃，不準拿，我們就猛吃，吃得都彎不下腰。

我們在安東那個地方，零下四十多度，晚上睡覺呼吸的氣把被子都凍上了，放在盆子裡的水，第二天都成了冰塊。後來，日本鬼子留下的汽油都燒完了，沒有汽油怎么辦？中國人還是聰明，工程技術人員研究能不能用酒精代替汽油。據說法國曾經有這個構想，但沒有弄成。我們就研究，把發動機噴油的眼弄大一點，噴的量多一點，就是在哈爾濱生產出的酒精，燒了一段這個東西，湊合著也可以飛。我們當時飛航線，也沒有鞋，赤著腳丫子飛。

等我們飛出來以後，駐進上海虹橋機場，作了一次飛行表演，當時，陳毅同志來觀看，非常高興。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空軍了。他給每個人發了一塊手錶，那是土包子第一次戴手錶，還是瑞士表。我的那塊表，後來打仗時飛機負傷我跳了傘，表丟了，非常可惜。

空軍最早就是空四師、空三師兩個師。在空四師我是中隊長，因為我的飛行技術也不錯，所以組織上把我調到空三師，當了大隊長。那個時候我一年提了三級，從副團長到團長、副師長。我二十幾歲就當上師級幹部。

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空四師、空三師，加上另外兩個團，一共有兩百架飛機。而美國和聯合國空軍，飛機有一千兩百架，是我們的六倍。美國有十四個空軍聯隊，這十四個聯隊中，有兩個戰鬥機聯隊，三個轟炸機聯隊，兩個輕型轟炸機聯隊，三個中隊的轟炸機聯隊，一個海軍陸戰隊航空兵聯隊，三個殲擊機大隊。當時美國飛行員的飛行時間大部分都是在一千小時，但也有不足一千小時，有幾百小時的，其中戴維斯、愛德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飛行員。

當時我們的飛行員在噴氣式飛機上飛了二、三十個小時。我因為老飛螺旋槳，加了十幾個小時。在這兒，我要給你講這么一個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噴氣機沒有用於戰場上，所以美國飛噴氣機的飛行員也沒有真正打過仗，中國開噴氣機的飛行員也沒有打過仗。雖然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作戰的經驗，但是你那個時候駕駛的飛機是螺旋槳的。飛行技術熟練一點，但也不是絕對的，不要忽略這個歷史條件。因為噴氣機真正的較量是在朝鮮戰場，中國年輕的志願軍空軍和美國老牌空軍大國的較量，雙方都有優勢。再加上我們那個時候的飛行員，在黨的教育培養下，覺悟高，非常憤恨敵人。

那個時候我當大隊長，還沒有參戰，空軍常乾坤副司令到瀋陽動員，他們的飛行員叫我講話，我說：中國這么多人，你美國人也是一個人，中國人也是一個人，我就不相信打不下你們。按照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是勇敢不怕死，把腦袋瓜子別在褲腰帶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踐證明我們年輕的空軍就是這樣的。我的體會是：說空話是不行的，一個人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在戰鬥中勇敢不怕死，你沒有這一條，說一千遍一萬遍都是假話。

當年毛主席發出號召以後，全國捐獻飛機三千六百架，三千六百架得多少錢啊！抗美援朝一開始，小孩子給我們寫信，非常鼓舞人：你們要是被美國人打下來，你就不配當一個共產黨員、不配為中國人民的飛行員。我還收到一封信，寫信的這個小女孩出生在蘇聯的防空洞裡，她父母親都會說俄文，就給她起了一個名叫西琳娜，在俄文里是警報防空的意思。那時她十二歲，才從蘇聯回來。回來以後給我寫一封信，先把她的出生經歷告訴我，然後就問我：回到祖國了，不會再天天聽防空警報、天天跑防空洞了吧？這對我是個非常大的激勵，所以我非常感謝這個孩子。以前我當師長的時候，到北京去看看她，她已經六十多歲了。

我記得很清楚，朱德總司令給我們講過一句話：勇敢加技術就是戰術。想想那個時候的勁頭，確實是這樣，無私才能無畏，無畏才能勇敢不怕死，這是一個真理。當然，我們付出的代價還是很大的。抗美援朝我們擊落對方三百三十架，擊傷九十五架；我們被美國擊落二百三十一架，擊傷一百五十一架。我自己也被美國飛機擊落過，我跳傘了。我們副團長以上的幹部犧牲了一百一十六個人，代價很大。這一百一十六個飛行員，也不亞於一個師。抗美援朝後期，我們飛行員跳傘的跳傘，犧牲的犧牲，就剩不多了。我們團副中隊長以上的幹部加在一起，才湊足十二個人起飛。我們大隊雖然戰績很大，但是犧牲了四個飛行員———孫生祿、劉德林、閻俊武、田宇。我們能活下來，我們是倖存者。你們來採訪我，寫文章，不是紀念我們，而是紀念先烈。

我有一個觀點，高科技到了軍事領域，武器都比較先進，但是有一條我們不能忽視，人的因素還是根本的因素，武器再先進，掌握使用武器的人不能發揮這個武器的優越性，再好的武器也沒有用。飛行員沒有受過那個苦，光靠高科技的武器裝備是好啊，但你發揮不了先進武器的作用，再好的飛機也沒有用，你能把敵人打下來嗎？所以忽視這一點是不行的，光說空話，說大話，說瞎話根本不行。越是改革開放，越要在這方面下功夫，這個功夫下得太不夠了。

王海和僚機焦景文

話又說回來，抗美援朝中，我這個大隊，也不是我王海有什麼高超的本領，主要是這個大隊，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僚機焦景文，我也不行。可以說，我在抗美援朝作戰中沒有後顧之憂，是因為焦景文履行僚機的職責。僚機掩護長機，長機打下敵機來，僚機你同樣有功勞。有他在，我沒有後顧之憂，所以我勇敢地帶領大家去打敵機。

我這個大隊還出了個空中射擊能手孫生祿。孫生祿是飛行員的典範，敢於刺刀見紅。那時候，雙方的飛機沒有雷達，搜尋發現完全靠飛行員的眼睛。每次戰鬥，他都是提前發現敵機，發現了以後，他勇往直前接近敵人，抵近敵人射擊。他一共擊落擊傷敵人七架飛機。

我們這個師入朝參戰八十六天的作戰情況，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毛主席在報告上親筆批了一段———空三師英勇作戰，甚好甚慰。後來我聽老一輩革命家說，我們跟著毛主席打了一輩子仗，他沒有給我們題過一個字，你們空三師很榮幸，毛主席給你們題字。

1951年 11月 18號下午兩點五十分，指揮部通報我們：美國有九批一百八十四架飛機起飛。美國一開始和我們打空戰的，主要是F－84戰鬥轟炸機。F－84這個飛機，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叫“油挑子”，因為兩邊翼尖各有兩個副油箱，是為了增加留空時間、飛行半徑。那天敵人的飛機一部分是戰鬥轟炸機F－84，一部分是F－86，是掩護它的。我當時是大隊長，我的直接領導是林虎副團長，我們一共有二十二架飛機。起飛之前檢查出有四架飛機出故障，剩下十八架。往清川江去的時候，有兩架掉隊，當時蘇聯紅軍起飛了八十八架，這樣一共一百零四架了。當時我們的高度是八千米，接近清川江時發現有敵機，林虎副團長要求我們下降高度，從八千米下降到六千米。我當時在空中搜尋也還是可以的，打仗也從來不害怕。我一看遠處左下方有幾十架飛機，我就帶了六架飛機，從六千米衝出去，下命令說跟我攻擊，就下去了。敵人這二十多架飛機有的炸彈還沒有投，因為飛機的兩個副油箱沒有擺脫掉，又帶著炸彈，靈活性就不行了。我們從六千米俯衝下來衝到一千五百米，速度起碼也得八百公里以上，不太好弄，你要接近不好弄。

他們飛機也很多，我一看不行，就下命令，爬高占位，我拉上來，占好位置再下去。一開始敵人沒有發現，後來發現我們以後，他們就趕緊扔炸彈，有的是扔在橋上了，有的扔在路上，扔完了飛機就靈活了。我正好看見一個飛機，我要去攻擊它，另一個敵機繞到我的後面，就在這個時候，焦景文看到了，動作很快，他先把這個敵機打掉了。打掉了以後，我脫離危險，我又看見一架敵機，我也把這個敵機打掉了……這次我和焦景文擊落了兩架，孫生祿擊落了一架，一共擊落了五架。

當時敵人採取一個戰術叫“圓圈戰”，圓圈戰就是一架又一架，你在前面，我在後面跟著，你攻擊誰也不好打，你不能打他。我們擊落了五架飛機，飛機雖然有副油箱，但是留空時間很短，打一次空戰不超過十分鐘。我們一看敵機那么多，我們的戰績也不錯，就下了一個命令——返航。這次是 1951年 11月 18號，自己一點損失也沒有，一下擊落了五架，很好的一次戰鬥。

最值得懷念的還應該是1952年12月2號和12月3號。12月2號下午我們打了一仗，這一仗孫生祿的飛機負傷了，飛機被打了十二個洞，但不是要害部位和作業系統。孫生祿駕著飛機到大虎山降落，飛機馬上修復不了，他就在那裡住了一晚上，到 12月 3號孫生祿坐了兩個多鐘頭的車趕回來了。我們就勸孫生祿，下午起飛就不要參加了。孫生祿就說：我又沒有病，人又這么少。結果他要起飛！上午打了一仗，下午又打了一仗，他打的是12月3號下午這一仗。到了清川江上空，孫生祿被十架敵機包圍了，好多敵機向他射擊，飛機著火了，他駕駛著火的飛機沖向敵機，犧牲的時候才二十四歲。  

1984年 7月，我當時是空軍副司令，國防部長張愛萍帶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在事先的日程安排中，本來沒有美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加布里埃爾要見我這個內容的。因為訪問過程中有一個空檔，加布里埃爾突然通過武官提出來，要單獨見我。我感到很突然，就跟張部長報告，張部長同意了。

那時在駐美大使館當空軍武官的是張偉儀，他陪我去了五角大樓加布里埃爾的辦公室，我看見他的桌子上擺了好多飛機模型。我也是飛行員出身，也喜歡飛機模型的。我一看，桌子上擺著的模型里有F－86，F－86這種飛機是我們抗美援朝時的主要對手。當時上級通報美國空軍情況時說，在朝鮮戰場上，美國空軍裝備F－86的，只有兩個大隊，一個是第51大隊，一個是第4大隊。51大隊的飛機在兩個翅膀上噴兩條黃線，這個我們在空中看見過。第 4大隊的飛機就沒有這兩條黃線。

王海與美國空軍參謀長加布里埃爾

我一看就跟加布里埃爾講：噴黃線的F－86是你們美國空軍第 51大隊。加布里埃爾很吃驚，他說你怎么知道？我說在朝鮮戰場上，我們經常遇到噴黃線的F－86。他就問我：你認為噴黃線的和沒有噴黃線的，誰的技術好？我說：還是噴黃線的技術好，沒有噴黃線的，第4大隊不行。加布里埃爾一聽就很自豪地笑起來了，他說：我就是51大隊的，在朝鮮戰場上，我就是51大隊的中隊長。這樣我們就非常隨便地談起來了。

後來我就想，他為什麼要見我呢？因為他參加過韓戰，在空中跟我們交過手，卻沒有到中國來過，更沒有見過中國的飛行員，我是中國空軍的副司令，我去了他肯定知道，他想見一見我，大概是想看看中國飛行員是什麼樣的人吧？！

這次訪問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各軍兵種的頭頭，在五角大樓一個會議室里，和我們交換意見。張部長給他們介紹代表團成員，介紹到我的時候說：這是我們空軍的副司令王海。在美國，空軍參謀長就和空軍司令一樣。加布里埃爾說：我們認識，我們交過手。我就是被他打下來的。他最後這句話，我想可能是翻譯有誤，也可能他是這么說的，但是，只是一個表示友好的姿態。所以後來我在回憶錄上專門談到過這個問題。你想，咱們也不認識，你怎么知道是我把你打下來的？我也不敢肯定就是我把你打下來的啊。我估計可能翻譯得不太準確，但他是有這個意思的。以後我說了一句話：你們再侵略我們，我還把你們打下來，我還是這個姿態。這個時候，張部長說了一句話：這叫不打不成交！

我還沒有退下來的時候，蘇聯老紅軍代表團來訪問，是我們邀請他們來的，年齡最高的八十二歲，其中有一個抗日戰爭的時候參加蘇聯援華航空隊在武漢打過日本人，還有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在一個機場的一個副團長，來的時候也是中將，也有八十多歲。我和林虎副司令負責接待他們。我講了三句話。我說：我們中國空軍永遠不會忘記您們對我們的幫助。第一是您們教給我們技術，第二是您們帶領我們打仗，第三是我們中國飛行員本來都不喝酒，您們每天晚上教我們喝———那個時候也是太累了，最多的時候我一天起飛三次，我專門實驗過，上天三次掉了一公斤肉。開始我們飛行員不喝酒，和蘇聯紅軍在一個食堂吃飯，我們不會喝，他們就逼著我們喝，我們學會了。我給他們講這三件事，他們都笑了。

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住同一個機場，闊日杜布他們在東頭起飛，我們空三師在西頭起飛，我們經常見面。蘇聯解體後，我請示中央軍委讓他來訪問一下，軍委同意了，他已經答應了，但由於高血壓突發，去世了。後來他的愛人帶著他的兒子，俄羅斯空軍副司令兼參謀長馬羅科夫上將的夫人陪著她來，我叫林虎陪著她，到抗美援朝時在丹東的機場參觀一下。我在航校的時候，抗美援朝戰爭還沒有爆發，我還在學速成班，他就隨著蘇聯青年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那個時候他的職位是中校，在大禮堂給我們做了一上午報告。聽他的報告很有啟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下六十三架飛機，後來到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是上校師長，回去以後當了空軍元帥。蘇聯解體的時候，他兒子是海軍中校，退役了，一個月退休費三百美元。那個時候很困難。我們研究以後，三個人每人拿出一萬塊錢給她買了一堆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