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權

王根權,男,陝西洛川人,1953年生,書法家。

個人履歷

王根權先生,陝西洛川人,1953年生。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西北大學藝術學院研究員、陝西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薛鑄書畫藝術研究院顧問、長安書畫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書齋:痴泥軒。
先生為人務實誠信,做事圖求進取。好學博涉,成果頗豐。綜歸起來,可稱為“一書兩考”。一書指的書法,既有較高的書法理論研究成果,又有較深的書法實踐造詣。“兩考”指的是考試與考古。有重要貢獻,有重大發現,有重要研究成果,有專著。另外,其詩詞和散文寫的也很好。
1987年,《考場內的作弊與發現》一文獲國家級優秀科研論文二等獎,文中提出的“正背監考法”先被國家教育部在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推廣,後又推廣到各類國家級考試中,現在教育考試都使用了這一監考方法。對我國的考試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1987年,軍事施工中泥土上的瓦當印痕引起了他極大的警奇,以其敏銳的警覺和責任感,經過踏查,在該地先後發現了七處秦漢建築遺址。又經過多方面考證,證實了該遺址就是秦漢甘泉宮遺址。1990年《考古與文物》雜誌第一、二期分別刊登了他的《甘泉宮考辯》和《淳化縣古甘泉山上發現秦漢建築遺址群》兩篇文章。他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用文字和圖片將這一塵封了數千年的史料保存給了後世。沒有他的發現和論證,後世對甘泉宮的遺址將永遠是一種誤讀。
1988年,寫有《徐海東將軍在新城堡》一篇記實文學。文筆細膩,寫人敘事,鮮活生動,情節跌宕,扣人心弦。真實地記錄了徐海東將軍轉戰陝北時期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既是珍貴的史料,又是難得的好散文。
1994年,歷時八年,增刪數次,《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學與考方法談》一書。該書全面系統地分析了學習與考試的各類心理狀態以及遇到的各種問題,繼而介紹了諸多種學習和考試的思路和方法。既有理論闡述,又有具體實例。對考生很有幫助,很受家長和學生的歡迎。有的學校還特聘作專題報告,反映很好。
2007年,繼《甘泉宮考辯》發表後,用了近20年的時間研究秦
漢史,結合實地考察又發現了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鹹陽,冶鑄了十二個重數十噸的大銅人的遺址和遺物。通過考證,弄清了這一大型冶鑄的原理和過程,揭開了這一千古之謎。寫成《秦十二銅人探秘》一文。這些對一位業餘考古學者來說太難能可貴了。特別讓人們欣喜的是文中破解了以往史料中的誤記和後世考古學者的誤讀和誤傳,論證了兩枚銅人還存在於人間,有望能重新發現。有朝一日,這一論證變為現實的話,這將又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蹟。

成就及榮譽

先生在書法理論和書法評論上多有建樹。著有《中國書法品評》一書,該書已被有的大學作為選修課教材,並邀先生前往講學。《論說中國書法的評判標準》、《論說中國草書之發展》、《長安書風 力撼山兮氣蓋世》、《推到“四寧四毋”醜書理論,為傅山鳴冤》、《書畫市場泡沫透析》、《一代書法大家毛澤東》、《從中國書法發展歷史長河中看薛鑄》、《書壇怪圈解秘(序列)》、《劉正成先生該冷靜一下了》、《書法沒有內容嗎?》等文章於各種書刊及書法網上發表後,在書法界頗具影響且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尤其是《論說中國書法的評判標準》一文,明確地、具體地提出了書法的評判標準,闡明了客觀的評判方法。否定了千百年來長此以往所沿用的非明確、模糊的評判標準和主觀的評判方法。這在中國書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這一成果的問世,結束了中國書法長期以往沒有評判標準的歷史,結束了中國書法長期以往在評判標準缺位的情況下品評的歷史,中國書法的品評從此開始了新的紀元。先生於中國書法理論探索方面筆耕不輟,約50萬字書法理論巨著《王根權品評<書譜>》一書不久的將來即將面世。作為講議稿在幾所學校試講後,反映很好。
2008年王根權先生以《中國書法評判標準》為理論支撐,創建了《中國書法品評網(www-calligraphy-app-com)》。網站首家獨享中國書法評判標準這一書法理論最新科研成果,遵循繼承傳統、明確標準、尊重作者、客觀品評、發展書法、傳播文明的的原則,建設書藝新天地,搭建書家大舞台,推出當代名家,打造一批新秀。為廣大書法愛好者、書法評論家和書法理論工作者提供了相互學習交流的信息平台。
先生傾心於書法,臨池數十載。書作以行草見長,追求傳統書藝,勁健秀美,很有靈氣。在書作內容方面也很講究,除古詩詞名言警句外,多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自擬內容以適之。故此,書作很受時人推崇。作品見於多家報刊雜誌。《毛澤東詞?;沁園春?;雪》,2008年入選《中國藝術大家》專集。
原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佟偉先生為其題詞:“凌雲健筆”。著名書法家薛鑄稱其為“文人書家”。著名文藝評論家喬犁先生稱其為“學者型書家”探索與發現

大秦帝都鹹陽橋探秘
王根權 (2011.5.18)
1986年,位於今陝西省鹹陽市秦都區的沙河河床中發現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木質結構橋樑遺蹟。關於該橋遺址的屬性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說法,大部分學者認為是秦漢時期的古木質橋,但也有學者認為是秦漢時期的“灃河橋”,漢唐時期的“西渭橋”。本文以為這就是著名的“大秦帝都鹹陽橋”。

?西北大學秦文化研究院研究員著名學者王根權認為這就是著名的“大秦帝都鹹陽橋”,當年十二尊單尊重80噸的大秦帝國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金人”就是從此橋通過運往了阿房宮。
一、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的發現
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是1986年當地農民在沙河河床中挖沙時偶然發現的。1989年,經考古發掘,探明古橋遺址長306米,寬12米。今發掘長度為106米,在橋樁相對集中部位修建了保護大廳,廳長為76米,寬為16米。保護橋樁16排112根,每排間距3-6米。已經露出的橋樁平均
高度為2米,平均直徑為40厘米,木質有松、柏、杉、桑,還有貴重的
圖1 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 楠木。橋樁上有很多被燒灼的痕跡。保護大廳外還有30米,已作填埋保
護。中科院西安黃土與第四紀地質研究室採集橋樁標本進行碳十四測定,測定結論是:樹輪年齡為2350年--1910年,木樁絕對年代為2200年左右。
1989年,文物部門對古橋遺址進行了發掘清理。考古發掘中發現,在該遺址的東側300米處還發現一處古橋遺址。在橋址南端發現了7塊長4—7米不等,寬1.1米,高0.7米,厚25毫米的槽型鋼鐵鑄件,每塊重約2-3噸。橋址附近出土有秦漢時期的銅器鐵器、磚瓦等文物100多件。以磚瓦和瓦當數量最多,其中有變形夔紋瓦當、五角水道、素麵半瓦當、繩紋簡瓦、板瓦等,它們的形制和秦鹹陽宮遺址出土的同類文物幾乎完全相同。在橋址南30米處發現一件大型銅飾,其外形呈葉狀,與秦雍城遺址出土的銅器和秦鹹陽宮出土的空心磚、方磚上的紋飾風格大體相同。
二、大秦帝都鹹陽橋之正名
最初發現古橋遺址並首次試掘的是原鹹陽市秦都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張德臣。張德臣第一判斷該古橋遺址就是“西渭橋”遺址,後來考古發現西渭橋遺址在今兩寺渡渭河河段,已發掘出橋柱木樁。隨著大量文物的不斷出土,許多專家確定該橋為秦漢古木質橋,並命名為“沙河古木質橋遺址”。二十年來,張德臣對古橋遺址進行了多方考證認為,對古橋遺址命名為“沙河古木質橋遺址”欠妥。沙河之名於後,古橋建造在前,以沙河定名只能說明在今沙河處發現了一古橋遺址。張
德臣認為,古橋遺址所在地屬於秦漢上林苑的
圖2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中出土的槽型鋼鐵鑄件 範圍,西漢時周亞夫曾在此駐過軍,這一帶的
村名如西屯(駐軍)、資村(物資儲存)、東張(帳)、西張(帳)都與駐軍屯兵有關。據一些老人講,過去這裡叫打魚屯,是一片汪洋。後來河床乾涸,成了一片沙地,因此被當地稱為沙河。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資料和當地地名等進行推斷,從規模看,可以肯定,該遺址應屬秦漢上林苑水上宮苑亭榭類的建築,建築中有橋,即融宮苑、亭榭、橋樑為一體的組合式群體建築。也就是說,既是水上亭榭宮苑建築,供皇宮貴族遊覽娛樂。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曹發展認為,沙河古橋遺址就是秦漢時期的“灃河橋”。論據有三: 其一,《詩經》“豐水東注,維禹之跡。”這是周人當時所看到的灃河流向,經考證,今長安境內尚存“豐水東注”的灃河古道遺址,其二,《水經注》“豐水出灃溪,西北流分為二水。一水北流為枝津,一水西北流……又北至石墩注於渭。”這是北魏時期的豐水流向,豐水西北流的故道就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沙河”。從沙河橋一帶出土的文物情況分析,灃水的這種流向至少經歷了戰國及秦漢唐數代;其三,《宋著長安志》在“鹹陽縣”條記載:灃水“自長安縣界來,流至宋村合於渭水”。宋村是長安縣最西北的一個村
圖3 錢範 莊,在東江渡村西南,泥河西岸。這條記載說明在宋敏求寫《長安
志》時,灃水還是經資村、西屯、東江渡一帶向西北流入渭河。在宋代以後,灃水才改道“北流”,成為現今的灃河。清《鹹陽縣誌》有明確記載:“豐水在縣東六里入渭。”
?
上述研究成果說明了一個問題:該遺址為秦漢時期木質古橋遺址,進而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秦漢時期的“灃河木質古橋遺址”,二是秦漢時期上林苑水上宮苑亭榭類建築。這兩個結論均有待商榷。“灃河木質古橋遺址說”,雖然列出了三條論據,但均不能證明灃水秦漢時期出南山經此橋東流注入渭水。三條論據有一最大弱點,灃水是渭水的一個支流,灃水的流量是有限的,不能與該遺址306米的水流跨度相吻,據此“灃河說”當捨去。“秦漢時期上林苑水上建築”,這個概念太大了。我們知道,上林苑的範圍很大,該遺址是在其中,“橋”必是
圖4 帶榫卯的陶磚 水上建築,這些都正確。問題在於“宮苑亭榭”的概念又太小了,文章
說,這座橋是目前世界上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木質橋樑,在人類交通史、世界橋樑史上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宮苑亭榭”顯然容它不下,“宮苑亭榭說”也當捨去。
兩個能說明一些問題的結論都捨去了,該遺址是秦漢時期的一座什麼橋呢?
首先,根據該橋遺址306米的跨度,考察該區域水系,有如此之大的水系者只能是渭水,該橋只能是渭水大橋。第二,根據遺址橋木碳—14測定,橋木絕對年齡為2200年,這一時間與大秦帝國時代相吻,該橋的建橋時間確定了。第三,該橋遺址地處大秦帝國國都鹹陽,該橋的歷史地理位置也確定了。據此三點,一個準確的結論出來了:該遺址是大秦帝國國都鹹陽城中的一座貫穿南北的渭水大橋。至此,該遺址的正名問題解決了。這座渭水大橋當時大秦帝國命它什麼名我們不得而知,但用今人之眼光看歷史,今天我們完全有理由為其命名為:大秦帝都鹹陽橋。在該橋遺址正名的過程中,我們斷定秦時渭水必定是從此處流經的,這個斷定的依據是秦以後渭水的改道。現在我們再說渭水的改道問題。
圖5 弩機 渭水是什麼時間改道不流經此橋處我們不得而知,但秦時渭水必定是從此處
流經的,渭水秦以後一定是改過道的。關於渭水改道有如下證據可以說明。第一,該橋306米的跨度說明秦時的渭水一定是流經這裡東去的,大橋遺址的發現是最有力之證據,這是自證。第二,位於該橋遺址西南方向?公里處的“定舟村”“渭北村”“釣台鎮”,這些村鎮名都與渭水有關,說明渭水以前是從這些地方流過的。尤其是“渭北村”最能說明問題,充分說明現今的渭水是改過道的,秦時的渭水是從“渭北村”的南邊流過,經該橋向東流去。第三,張德臣所說的“據一些老人講,過去這裡叫打魚屯,是一片汪洋。後來河床乾涸,成了一片沙地,因此被當地稱為沙河。”這一“口碑”也是秦以後渭水改道的有力證據,說明現在的沙河就是秦時渭河的河床,渭水改道後,雖然沒有了水源,但這裡的地勢相對低,逢雨積水便形成了一片汪洋之景觀。第四,關於渭水的改道,我們從圖6可以看得很清楚,先秦鹹陽城的南城及部分市區已變成了今天渭水的河道,這說明秦時的渭水是現在的河床,秦時的渭水當在現渭水河道之南,即“渭北村”之南。
三、大秦帝都鹹陽橋之結構
關於大秦帝都鹹陽橋的結構,之前的諸多考古文章都認定為木質結構,這一結論是值得商榷的。這一結論忽略了一件不該忽略也不能忽略的重要的遺物,那就是該遺址已發現探明的七件長4—7米不等,寬1.1米,高0.7米,厚25毫米的槽型鋼鐵鑄件,關於這些槽型鋼鐵鑄件,有學者認為屬木質大橋的扣件,有學者認為屬輸水的鐵槽。對長4—7米,重2—3噸的鋼鐵鑄件解釋為輸水的鐵槽值得商榷。這些鋼鐵鑄件是有些象輸水的鐵槽,這些鐵槽如果在其它地方發現,解釋為被用作輸水完全有可能,但在大橋遺址中發現,絕非作輸水用被用作輸水的可能性則等於零。因為橋下面是濤濤渭水,與渭水相比,這些大鐵槽算得了什麼,在渭水中設定如此水槽輸水,沒有任何意義。我們說,此件在大橋遺址中發現,一定與大橋有關,一定是大橋的零部件。這些鋼鐵鑄件是大橋的什麼零部件呢?它們的作用是什麼呢?僅僅只是扣件嗎?扣件作何用途?這些問題的答案只能從該遺址中尋找。
我們知道,該橋橋樁間距為3—6米,出土的槽型鋼鐵鑄件長度為4—7米,二者的絕對差是相等的。絕對差相等則說明了一個問題,即橋柱間距與槽型鋼鐵鑄件之間存在著一種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就是橋柱與橋樑的關係。現在問題清楚了,4—7米長,2—3噸重的槽型鋼鐵鑄件是對應3—6米長的橋樁設計的,4—7米長的槽型鋼鐵鑄件不是大橋的扣件,而是兩橋柱之間的鋼鐵鑄梁。這裡我們不得不驚嘆大秦帝都鹹陽橋的設計師的聰明與才智,將鋼鐵鑄梁鑄成槽型完全符合材料力學原理,這樣的材料造型結構一是增加承載力,使該大橋能夠達到80噸的載重量,二是減輕鋼鐵鑄梁自身重量以減少橋樁的負荷,同時還可以節省鋼材。槽型鋼鐵鑄梁的平均長度超過橋樁柱距的平均長度1米,目的是為了保證槽型鋼鐵鑄梁與橋柱有更大的接觸面積,以此增加橋樑的承載能力。遺址中出土了如此高科技水平的槽型鋼鐵鑄梁,充分展示了大秦帝都鹹陽橋設計建造的科學與先進,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在世界橋樑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在明確了,這些槽型鋼鐵鑄件是這座大橋的重要組件—橋樑,那么該橋就不能認定為木質結構大橋了,而應該是鋼木結構大橋。我們對外的報導就不能報導為:鹹陽秦都區沙河河床發現一古木橋遺址。而應該報導為:大秦帝都鹹陽城遺址內發現2200年前鋼木結構渭水大橋遺址,該橋80噸之載重量為同期世界橋樑之首,槽型鋼鐵鑄梁之套用為世界橋樑史之第一。
四、大秦帝都鹹陽橋之功用
關於大秦帝都鹹陽橋之功用,之前的諸多考古文章都說了,諸如出長安城西行,過此橋,再過西渭橋,北上茂陵、平陵,西到周至、戶縣,南達巴蜀。 秦漢時期的皇帝、王公貴族、大臣等去上林苑遊玩,還有射獵、訓練水兵等都要出入這座橋。我們說,這只是這座橋的一般功能作用,這座鋼木結構的渭水大橋還有一項非常重大而且極具歷史政治文化意義的特殊功用。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收天下兵,聚之鹹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三輔黃圖校注》引《三鋪舊事》云:“鑄金狄人,立阿房殿前。”這兩處記載說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以戰後全國各地上繳的青銅兵器為原材料,冶鑄了十二尊各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並將其矗立於大秦帝國的中央廣場阿房宮的前殿。以此召示天下:大秦帝國和平統一萬萬年,中華民族和平統一萬萬年。這就是大秦帝國和平統一紀念碑,也是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座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尊各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的象徵意義就是:中華民族不要戰爭要和平,不要分裂要統一。
經考證,這十二尊重各80噸高16.24米的金人的鑄造地是大秦雲陽城,即今淳化縣鐵王鄉涼武帝村。十二尊重各80噸高16.24米的金人是怎樣過的渭水?一直是“十二金人”研究課題中的一大迷案。今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的發現,尤其是該遺址出土的長4—7米,重2—3噸的若干塊槽型鋼鐵鑄件(見圖2),為我們解開這一迷案提供了線索。我們將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與長4—7米重2—3噸的大橋遺址出土的槽型鋼鐵鑄件加以聯繫,破解千古迷案似乎有了思路。大秦帝國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尊各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是否就是從此橋通過被運往阿房宮的呢?此橋是否就是專為大秦帝國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金人”過渭水而建造的呢?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要過渭水,是乘舟?是過橋?是製造載重量80噸的舟容易?還是建造載重量80噸的橋容易?顯然建造載重量80噸的橋容易。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過渭水,如果用舟擺渡,不僅僅是一個造舟的問題,還有建造兩岸港口的問題,尤其是上下船裝卸的問題,比之造舟更難解決。由此可以斷定,大秦帝國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金人”過渭水一定是從橋上通過的。
大秦帝國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金人”從橋上過渭水確定了,那么它們又是從哪一座渭水大橋上通過的呢?這是一座什麼樣的渭水大橋?這座渭水大橋又在哪裡呢?今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的發現,尤其是該大橋遺址出土的長4—7米,重2—3噸的若干塊槽型鋼鐵鑄件明確肯定地回答了我們上述的這一系列問題。
我們知道,秦時的戰車也好,運輸車也好,全都是畜力車,畜力車的載重量也就是一噸左右,這說明載重量為一噸的橋就可以滿足當時的交通要求。如此說來,大秦帝都鹹陽橋為什麼要使用長4—7米重2—3噸的槽型鋼鐵鑄件,完全是一種大材小用與沒有必要。事實上是大秦帝都鹹陽橋的設計師和建造者就做了這樣一件滿足一般交通要求而大材小用與沒有必要的事情。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呢?這充分說明大秦帝都鹹陽橋的設計建造不是為了滿足當時的一般交通要求,而是為了滿足一項特殊的、超常重量的交通要求。這是一項什麼特殊的、超常重量的交通要求呢?大秦帝國於雲陽城中冶鑄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尊重各80噸的金人要過渭水,被運往阿房宮。這項特殊的、超常規的交通運輸,對橋有特殊的、超常規載重的要求,要求橋的載重量必須超過80噸,這就是大秦帝都鹹陽橋使用長4—7米重2—3噸的槽型鋼鐵鑄件的原因。換言之,只有載重量為80噸的大橋,才能保障十二款各重80噸高16.24米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安全順利通過渭水。為了確保大橋80噸的載重量,才需要將大橋設計為鋼木結構,才需要使用長4—7米,重2—3噸的鋼鐵鑄件。現在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出土了若干塊這樣的槽型鋼鐵鑄件,這就足以說明大秦帝都鹹陽橋就是為大秦帝國十二款和平統一紀念碑過渭水而專門設計建造的,大秦帝國的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尊各重80噸高16.24米的金人就是從我們今天所發現的這座鋼木結構的大秦帝都鹹陽橋上通過被運往阿房宮的。
十二尊重各80噸高16.24米的金人是七國統一戰爭結束後收繳全國兵器中之銅兵器冶鑄的,遺址中出土的長4—7米,重2—3噸的槽型鋼鐵鑄梁會不會也是統一戰爭結束後收繳全國兵器中之鋼鐵兵器冶鑄而成?我們說完全可能,也非常應該。考古發掘報導:大橋遺址暴露出橋樁16排112根,每排間距3-6米。根據這一數字可知每排橋樁為7根,即該橋橋樁為7列。按每排橋樁間距平均5米計算, 306米大橋跨度,總計有61排橋樁。該橋共需槽型鋼鐵鑄梁434塊,每塊按2.5噸計,冶煉這些鋼鐵鑄梁大約需要1085噸鋼材。這個數字在今天看來是一個小數字,但在2200年前的秦時絕非一個小數字,當屬一天文數字。如此數量之鋼材何處去找?我們說,那就是現成的七國統一戰爭結束後全國收繳的兵器中之鋼鐵兵器。至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大秦帝都鹹陽橋是一座載重量為80噸的鋼木結構大橋,其槽型鋼鐵鑄梁是用大秦帝國統一戰爭中的鋼鐵兵器冶鑄而成。將統一戰爭中的鋼鐵兵器鑄成橋樑其意義就重大了,即該橋就象徵著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大秦帝都鹹陽橋就是中華民族第一座和平統一橋。中華民族第一座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金人”從中華民族第一座和平統一橋“大秦帝都鹹陽橋”上通過,這是何等壯觀之場面!其政治文化歷史意義又當是何等的偉大而深遠!時間過去了2200多年,今天我們還沒有發現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座和平統一紀念碑—“十二金人,但我們發現了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座和平統一紀念橋,這一重大發現怎能不讓我們每一位中華民族的成員驚喜與驕傲!
五、大秦帝都鹹陽城之見證
關於大秦帝都鹹陽城究竟有多大?城在哪裡?這一直是考古界的一個謎案。杜牧在其《阿房宮賦》中,對大秦帝都鹹陽城、阿房宮、鹹陽橋作有這樣的描述:“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鹹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云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著名考古學家王學理曾經寫有《西安曾是秦都鹹陽的渭南新區》一篇考古文章,王學理認為:“西安與鹹陽,兩市相鄰。前者是省會,規模大;後者是地級市,規模居次。實際上在2200多年前,這兩座城市的政治地位和規模同今日正相反。鹹陽屬於秦的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而西安地區只是首都在渭河南岸後發展起來的新區”。文章說:“現在人們一提到“秦鹹陽”,一般人把它同今日的鹹陽市混在一起。即使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在腦海里浮現的往往也是今鹹陽市東、渭河北岸的那一塊狹小區域。在現行的西安古蹟地圖上,我們看到的仍是:以包圍在唐長城遺址上的明清西安城為中心,北隔渭河標著“秦鹹陽”,西北郊標上“漢長安城”,西南郊標上“周京豐鎬”範圍,西郊標上那個孤零零的“秦阿房宮遺址”。這樣的安排,起碼在秦鹹陽和漢長安的表現上就缺乏特定的時間界線,當然顯得極不恰當。”
大秦帝都鹹陽城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我們不妨用歷史的眼光來審視一番。
《史記·秦本紀》載:“十二年,作為鹹陽,築冀闕,秦徙都之。”這說的是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把國都從櫟陽遷到了“鹹陽”之鹹陽。《史記·呂不韋列傳·索隱》說:“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這個“塬南水北都向陽”的地方,據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考古探查與發掘證明,就在今鹹陽市東10公里的長陵火車站向東延伸到柏家嘴一帶。這是戰國時期七國之一秦國最初的鹹陽城,即秦孝公遷都之鹹陽城。(圖6)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國力強大了,宮室顯小了。秦惠文王時,“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逾涇,至於離宮三百”(《三輔黃圖·序》)。這是秦惠文王“廣大宮室”的佐證,說明鹹陽城開始擴大,但卻沒有跨過渭水,而是往北發展,即現在的鹹陽北塬以至越過了涇河,發展到了甘泉、谷口。作為秦國國都的鹹陽城往北發展而不越渭水向南發展這樣的發展規化,與當時七國對峙的軍事政治格局是符合的。山東六國對秦的威脅是主要因素,渭水作為國都的自然防禦屏障再理想不過。當時河南雖然也建有宮室,如:章台宮、長安宮、阿房宮
等,這些宮室雖說都已具有相當的規模,但這時的渭河南
圖6 王學理圈點西安地區古都分布圖 岸諸宮,還不能視之為秦國鹹陽城的主區,只能視之為是秦
國上林苑的充實,諸宮室仍然屬離宮別苑的性質。
秦昭襄王時,秦國的國力繼續強大,山東六國對秦的威脅減小,秦國開始國都重心南移的準備,加大了在渭河南岸的廣闊地域,充實離宮別館,新增宮室的步伐。這一時期所擴建的宮室有:興樂宮、六英宮,棫陽宮、長楊宮、高泉宮等。
《戰國策. 范雎說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引用了這段話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我們說這段話顯然說的不是秦國的疆土,而是秦國的京畿。秦昭王當時只是個秦王而不是秦帝,但這是為將來的秦帝所作的籌劃。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解讀,范雎說秦昭王既是日後建立大秦帝國的軍事政治方案,同時也是以後大秦帝國國都的建設規劃方案。范雎能看到這一點,相信秦國的國君也能看到這一點。事實上是秦昭王以後秦國諸君正是按照這一大秦帝國之都的建設規劃方案一步步完成了大秦帝國之都鹹陽城的建設的。到秦始皇統一戰爭結束,大秦帝國建國之時,范雎說秦昭王所述說的大秦帝國之都鹹陽城建設的規劃方案基本完成。
大秦帝都鹹陽橋的發現,大秦帝都鹹陽城的謎底可以揭開了。關於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概念我們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秦國經過幾代國君的努力,始皇時,終於結束了七國戰亂,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統一。七國統一後,國家的性質變了,秦滅六國後原來的秦國也不存在了,即自滅了,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文明史上第一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大秦帝國。隨著中華文明史上第一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大秦帝國的誕生,帝都鹹陽城的概念也跟隨著發生了變化。這時的鹹陽城已不再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國都了,而是七國統一後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第一個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大秦帝國的國都——大秦鹹陽城。
第二,大秦帝都鹹陽城經過了數代秦國國君的擴之又擴之,其規模與原秦孝公時的國都鹹陽城的規模已不能同日而語了。秦孝公時遷都鹹陽之城,即今被渭水涮去一角的鹹陽古城,已經成為古蹟,在大秦帝都鹹陽城的版圖中已經顯得很小很小了,這個鹹陽城早已不能代表秦鹹陽城了。統一前秦國的國都以渭水北為中心區,以渭水為屏障,統一後不需要屏障了,帝都中心移往渭水之南了。關於大秦帝都鹹陽城的規模狀貌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有這樣的描述:“鹹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關於司馬遷這一段話王學理是這樣解讀的:“都城鹹陽宮殿多、範圍大。所謂“鹹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實際是以渭水為軸,把鹹陽分成了南北二區。我研究發現,以“雍門”和“涇渭之交”作東西兩個端點,再把渭河兩岸的秦遺址包括進來,從而形成的這個閉合圈周長是二百里(折合83504米)。這個“圈”的走向是:從今鹹陽市塔兒坡(秦雍門宮的所在)起,循鹹陽原(北阪)東北行,至“涇渭之交”。折而向南,過渭河,斜穿西安市東北郊閻家寺村的秦宮殿建築遺址,經西北郊的興樂、未央前殿(秦章台宮),西南到達阿房宮前殿遺址。再轉往西北,過渭河,返抵鹹陽市東郊。其總長80多公里,同司馬遷所言的“二百里”比較接近。由此可見秦都鹹陽的市中區至少包括了今西安市北郊、西郊和鹹陽市東窯店鄉之間渭河兩岸的廣闊地域。限定的範圍,應以長興到三義為東、西的區間,北起鹹陽原的二道原腹部,往南跨越渭河,至阿房、漢城、灞西一線。當然,郊區延伸頗遠,西北可達今鹹陽市東郊的塔兒坡、市北的公陵,東南遠及今西安市臨潼區的韓峪鄉秦芷陽故地。南北長19公里,東西斜跨約63公里。”王學理先生將“鹹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中的“二百里”當作了大秦帝都鹹陽城的周長。這一想法較之現在西安市區地圖將現在鹹陽市東被渭水涮去一角的那個秦孝公時期的鹹陽城標為秦鹹陽城不知要大了多少倍,有許多人對這一現象不願意接受,認為太大了。今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的發現,說明王學理先生對於大秦帝都鹹陽城的圈點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我們相信司馬遷所言的“二百里”當屬大秦帝都鹹陽城的直徑。王學理的這一論斷是有其科學性的,他的思路和方向是正確的,是值得我們借鑑的。對司馬遷這一段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解讀,大秦帝都鹹陽城是以渭水為東西軸線,以我們今天所發現的“大秦帝都鹹陽橋”為南北軸線向四周輻射的直徑二百里的方圓范圍區域。大秦帝都鹹陽城的規模當是今鹹陽地區和西安地區二者之和。我們現在的西安城區和鹹陽城區僅是大秦帝都鹹陽城區的一部分,將來西鹹一體化的大都市規劃圖方可於大秦帝都鹹陽城區相似。
第三,大秦帝都鹹陽城沒有城牆。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概念與我們今天的城市概念是一致的,只有密集的建築物,只有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而沒有實物式的城牆框定。我們知道城牆的出現,是戰爭的產物,是分封制的產物。春秋無義戰,各諸侯國競相“高築牆,爭稱王”。大秦帝國不要分裂要統一,不要戰爭要和平。大秦帝國結束了七國之戰,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要醫治戰爭為中華民族帶來的創傷。大秦帝國只修萬里長城之國城,而不修一都一市之“家”城。這一城市建設指導思想在秦滅六國的統一戰爭中已經體現,秦每滅一國“墜其廟,毀其城”,將王公貴族徙往鹹陽北阪為其修宮。這就是大秦帝都鹹陽城沒有城牆的有力證明,這也是考古界長期以來找不到大秦帝都鹹陽城城牆的原因。
第四,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格局。《關中記》說:“孝公都鹹陽,今渭城是也,在渭北。始皇都鹹陽,今城南城是也。”《史記》與《關中記》中關於鹹陽城變遷的記載是可信的。“今城南城是也”是以漢長安城為參照,“城南城”指的不是大秦帝都鹹陽城的城區,而指的是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政治、文化中心。按照《關中記》的這一指點,結合今天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的發現,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格局輪廓也就依稀可見了。
渭水將大秦帝都鹹陽城分成了南北兩大區,為南北的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但渭水卻為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東西交通運輸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渭水兩岸就成了大秦帝都鹹陽城繁華的經濟貿易區。兩大區的連線是橋,大秦帝都鹹陽橋是當時渭水上最大最宏偉的大橋,大秦帝都鹹陽城南北交通的樞紐,大秦鹹陽橋為軸線向南北方向伸展自然也就成為繁華的經濟貿易區了。由此可知,大秦帝都鹹陽城的經濟區就是以我們今天所發現的“大秦鹹陽橋”為軸向南北方向伸展和以渭水為軸向東西方向伸展所形成的“十”字區,大秦帝都鹹陽橋就是大秦帝國國都經濟“十”區的中心點。由此可知,大秦鹹陽橋就是大秦帝都鹹陽城的中心。關於這一點除了大秦帝都鹹陽橋的自證外,距大秦帝都鹹陽橋?公里處的“南待詔村”“資村”“東張村”“兩張村”這些村名都是有力之佐證。
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大秦阿房宮,其標誌就是大秦阿房宮廣場(阿房宮前殿)中矗立的大秦帝國和平統一紀念碑——16.24米高,各重80噸的十二尊金人。觀察今鹹陽市區圖,我們驚喜地發現,大秦帝都鹹陽橋遺址與大秦阿房宮竟在同一東西水平線上,大秦帝都鹹陽橋所處的村名叫“王道”村,這說明大秦帝都鹹陽橋當年的選址充分考慮到了阿房宮的地理位置,
?大秦帝都鹹陽橋與阿房宮之間一定是一條寬敞的市區大道,是帝王西行北出以及重大政治文化活動的出行大道,這條“王道”類似於今天天安門前的東西長安街。還有“南待詔村”的地理位置,於大秦帝都鹹陽橋處於南北同一條水平線上。“待詔”村是皇帝詔書傳遞的第一道中轉站,有詔書中轉的南站,一定有詔書中轉的北站,甚至還應該有詔書中轉的東站西站。想必詔書中轉的北站,“北待詔”村一定在“南待詔”村於大秦帝都鹹陽橋這一南北水平線上。這些證據儘管屬於星星點點,但足以說明大秦帝都鹹陽城的政治、經濟、文化區域的大概分布(圖7)。
圖7 大秦帝都鹹陽橋地理位置圖

探索與發現

甘泉宮考辨

甘 泉 宮 考 辨
王根權
(1988年10月1日 2011年6月6日修改)
《雍錄》云:“甘泉,古帝王之所常都”。據《關中記》說甘泉宮“有宮十二,台十一。”《讀史方輿紀要》說它“宮觀樓觀略與建章比,百官皆有邸舍”。甘泉宮規模廣大,景象雄偉,不僅山高氣爽引人主多來消暑行獵,且其地理位置具有屏障鹹陽,抵禦匈奴的重要作用。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漢武帝時“烽火兩通”。武帝在這裡“朝見諸侯王”,“饗外國客”。不難看出,甘泉宮在&#91;1&#93;秦漢軍事、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處於重要地位。近年來,甘泉宮的研究卓有成就,但有些問題仍未解決。諸如甘泉宮究竟是在甘泉山上還是甘泉山下?秦甘泉宮在渭南還是渭北?漢甘泉宮和秦甘泉宮的關係如何?甘泉宮、林光宮、雲陽宮是一宮還是各有其宮?等等。繼甘泉山秦漢宮殿遺址群的發現報導後,現在就以上問題作以考辯。
一、甘泉宮在甘泉山上
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史有明載,本無非議。只因山高林深,文物普查時遺址未被發現,誤將今淳化縣鐵王鄉涼武帝村北古雲陽城遺址視以為“漢甘泉宮遺址”,從此甘泉宮從甘泉山上移到了甘泉山下。山上山下雖一字之差,卻意義相背,造成了史學界極大混亂。
山上山下兩處遺址位於南北同一直線,相互通視,直距7公里。甘泉山地處淳化縣境北三十公里,是旬邑、耀縣、淳化三縣分界處,屬喬山山系余脈。主峰好花圪瘩其地最高,海拔1809米。周圍群峰重巒,林木叢生。主峰遺址、箭桿梁遺址、孟家灣遺址、石門遺址,遙相能望。古道路跡至今猶存,平直相通。秦直道出雲陽城(山下遺址)北門上英烈山(甘泉山分支)經廟堂遺址、鬼門口抵主峰遺址,再經箭桿梁遺址下坡,越過七里川,沿廟溝直去石門。山下遺址至主峰這段為今簡易公路所代。主峰遺址至箭桿梁遺址這段為天然卵石路基,故保持較好,路面最寬處約20米,最窄處7米,今已被草木覆蓋,但人工開鑿痕跡依然能見。踏草撥樹大卡車依然能行至箭桿梁遺址,並原地調頭返回。箭桿梁以下因路處陡坡,山雨沖刷,路面破壞很大,只能單人行走。山下遺址地處今卜家鄉、鐵王鄉平原,原面459平方公里,海拔1000米,距山腳4公里。原面北高南低,平均坡降2%。山上山下的概念無論今人還是古人都是顯而易分,不可能混淆的。
《關中記》:“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北故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元和郡縣誌》:“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十道志》:“甘泉出石鼓西原,漢甘泉宮在山上,即秦林光宮旁”。《三輔黃圖》引《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西,故甘泉山,宮以山為名”。《陝西通志》卷七十二引《雍勝略》:甘泉宮“在淳化縣甘泉山上”。縱觀史載,或直言或援引,均言甘泉宮在甘泉山上,無一說其在甘泉山下者。《淳化縣誌》則說的更加詳盡。陳直《三輔黃圖校注》按:《陝西通志》卷七十二《甘泉宮》,引《淳化縣誌》:“甘泉宮,在甘泉山上,今其地尚余甓瓦。甓作流水紋,瓦頭有篆字”。這裡的《淳化縣誌》不知是何版本,一時難以求得,但所記明了清楚,今山上出土文物完全與記相符。明隆慶《淳化縣誌》記,甘泉宮“自通於天,故增之又增之。如泰疇、如仙人掌露盤及泰一諸畫像盡在其上也。此山高出它山,南距長安已三百里,而能望見長安城。堞其上有通天台,雲雨悉在台下”。這不僅指出甘泉宮在甘泉山上,而且還指出了甘泉宮的具體位置。“此山高出它山”即今天主峰遺址。
民國二十二年《淳化縣誌》舊序亦寫道:“余常與中承兄躡甘泉,矚涇渭,風通靈之台,瞰石門之巔。吾邑雖世有更變,要即黃帝祀天舊墟,野蹤餘響,恍若目睹。尋摩芳徑,窮勝跡,徘徊林光諸宮故址間,又得秦皇漢武避暑遺事。俯視四周,山環水繞,鼉伏鳳舉,亦都城西北一奧區也”。可見,“林光諸宮舊址”就是今天的主峰遺址,於其上才能“俯視四周”,才能見“山環水繞”。該序的作者羅延紳是明嘉靖癸丑科進士,官至知府。其堂兄羅延繡是戊戌進士科,官至太常寺卿。同是隆慶《淳化縣誌》的修撰人。我們今天踏踩甘泉山所走過的道路完全與當年羅氏兄弟相同。所惋惜的是,即沒瞧見涇渭之水,也沒望見長安城。只在石門鄉走訪民眾時訪得當地至今流傳的一條俗語:“石門山上望渭河,望著喝不著。”
於甘泉山是否能望見長安城?《三輔黃圖》記,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元和郡縣誌》云:“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周回十餘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漢舊儀》載:“通天台高三十丈,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這些記載都有一個於甘泉宮可以望見長安城的問題。這到底是撰史之誤還是甘泉絕景之一?歷春夏秋冬四時,在山上遺址多次試驗觀察均未見結果。為解此迷,在高精度的軍用地圖上作了山上山下兩處遺址與古長安城的通視圖,結果表明,山下遺址不能與古長安城通視,而山上遺址能與古長安城通視,可見史載無誤。甘泉山與長安城視距只有85公里,可以肯定,遠在兩千多年前,沒有工業污染,空氣中塵埃少,遇有好天氣,於甘泉山上確有望見長安城的可能。這不僅證明了史載的可靠性,而且證明,甘泉宮確實不在甘泉山下而在甘泉山上。
甘泉宮中通天台的高度的問題。據文獻記載,通天台一說三十丈,一說三十五丈,一說百餘丈。漢制一尺合今0.231米,平地起台以最低高度三十丈計,亦70餘米,不要說古代的土木結構,就是今天的混凝土結構也絕非易事。那么這些高度是怎么來的呢?看來問題出在觀察者的“去地”地點位置的選擇上了。不難想像,若台位於山下平坦地帶,“去地”低點位置的選擇差異不會太大,出現上述數字結果是不可能的。通天台位於甘泉山上,情況就不同了,“去地”不同位置的選擇,上述數字的出現就成為自然。通天台無疑是建於甘泉山上的,無疑甘泉宮也就在山上了。
“望雲(雷)雨悉在其下”,當屬甘泉宮的勝景之一。關於甘泉宮的記載中多處提到“望雲(雷)雨悉在其下。”王褒《甘泉頌》中寫到:“甘泉山天下顯蔽之處也。前接大荊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索域其宮室也。鏤螭龍而造牖,采雲氣以為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蟣往往而繞榱”。揚雄《甘泉賦》中有句:“霍霧集而蒙合”,“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濕以慘廩分,上橫飛而相錯”。這裡不僅描述了甘泉宮的地理地貌,還記述了甘泉宮的獨特氣候現象。山上山下兩遺址相差459米,氣候截然不同。春秋霧季,山下仰視,峰插霧中;山上俯視,霧海茫茫。從山上驅車下山,飄飄然猶如離開仙境,我從霧中來。雨雪季節,常常是山下不下,山上小下,山下小下,山上大下。盛夏時節,山下乾燥悶熱酷暑難熬,山上則涼風送爽,花香襲人。雷雨時節,山下烏雲滾滾,山上赤日當頭,望雲雨悉在其下。這又一次證明甘泉宮不再甘泉山下,而在甘泉上山。
《甘泉賦》乃揚雄綏和二年正月隨漢成帝上幸甘泉宮所作,賦中名句“翠玉樹之青蔥分,璧馬犀之光”。其中“玉樹”、“璧馬”所指何物,千百年來眾說紛紜。有的說“玉樹”指的槐樹,有的說槐樹“望秋先零不貫四時”,當為珊瑚碧玉雕刻之作。今居甘泉山,歷早春、晚秋和隆冬數季,常見山下綠色依然,山上卻是白雪皚皚。遇霜霧,冰霜結滿樹枝(最厚時竟達25毫米之厚),甘泉山便成了一個晶瑩世界。目睹奇景,千古之謎輕易解開。“翠玉樹”就是松柏等常青樹木,時逢隆冬寒霧,一夜之間枝葉結滿冰霜,綠白相間,白里透綠,似翠青玉樹一樣。“璧馬犀”可以是巨石雕刻的馬犀,外結一層冰凌,也可以是狀似馬犀的山丘土包,經雪蓋霜裹,在陽光的照射下瞵光閃閃,看上去如同碧玉馬犀般。甘泉宮早已塌沒,這些“稀世珍品”卻永駐人間。不論是“玉樹”“璧馬”、還是“望雷雨悉在其下”,這些天工絕景只有山上才有的。這又再一次說明甘泉宮就在甘泉山上。
甘泉宮有無宮城的問題。翻閱史料,有關甘泉宮的記載均無宮城之說。誤將山下雲陽城遺址當作甘泉宮遺址就出現了宮城問題。雲陽城周長5668米,東西南北開有四門,建有角樓,甚是宏偉。秦直道出北門而上甘泉山。《淳化縣誌》載:“古雲陽城在縣西北五十里,後人多指甘泉山前為古雲陽縣”。該城就是秦直道的起點—古雲陽城。揚雄《甘泉賦》中有“列新雉於林薄”句。揚雄是甘泉宮的目睹者,“新雉”是當年孵長的野雞。假設甘泉宮有宮城,在森嚴豪華的宮城中,怎么會有一群群列隊出林的野雞呢?可見,甘泉宮無宮城。甘泉宮不在甘泉山下,不在雲陽城中,也不和雲陽城相兼。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列新雉於林薄”乃甘泉宮依山作宮,緣山劈道的記實。
二、漢甘泉宮是秦甘泉宮的承襲
甘泉宮在甘泉山上有定論了,但這個甘泉宮是秦甘泉宮遺址還是漢甘泉宮遺址?秦甘泉宮和漢甘泉宮是兩地還是一地?二者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史記《正義》引《括地誌》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指唐雲陽縣即今涇陽縣長街村)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又引《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秦所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上”。以上史載說明,甘泉宮為秦所造,漢用之,實一地也。
《淳化縣誌》錄,明羅延繡《甘泉宮辨》引《雍錄》:“古者以甘泉名宮者三,秦在渭南。漢在雲陽磨石嶺上,隋在戶縣”。《甘泉宮辨》道:“秦之甘泉史明言在渭南”。又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諸廟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鹹陽屬之”。這就是甘泉宮“渭南說”之依據,後來關於甘泉宮的渭南渭北,孰是孰非之爭全都由此而引發。今讀《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段話,問題搞明白了,原來“渭南說”是將這段話所記述的兩件事當成了一件事,由此得出甘泉宮處於信宮與驪山間,故說其在渭南近戶縣。其實這段話記述的是兩回事,一是在渭南作信宮,宮成後更名極廟,又修了信宮到驪山的通道;二是作了甘泉宮的前殿,修了甘泉宮到鹹陽的甬道,把甘泉歸鹹陽直轄。由此可見,視秦甘泉宮於渭南,完全是對這段話的誤讀誤解。
雲陽是秦之軍事重城,甘泉山乃風景名勝,秦上林苑之離宮別館。《戰國策·范雎說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秦始皇修直道起自雲陽。雲陽背靠甘泉山,秦始皇多次沿直道出巡,於甘泉山行樂消暑,山上不能沒有秦的行宮。有宮當以“甘泉”名之,若不用甘泉名,擬別名名之,何不見於史?《史記·索引》云:“始因水名山,繼乃因山以名宮耳”。可見,“以山名宮”應該是可信的。今甘泉山遺址群中秦瓦的發現為這一推斷提供了實物佑證。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鹹陽,復居甘泉宮”。這說明甘泉宮乃先秦君王所造,在秦始皇即位時已有了。始皇十八年(前228年)始皇母太后崩。“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后在甘泉宮待了十餘年,死後,秦王不走東路而從北路歸,可見秦甘泉宮就在古雲陽甘泉山上。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前殿”亦說明甘泉宮原來至少有正殿,始皇只不過是對先王所創甘泉宮作以修繕擴建罷了。
明確了秦甘泉宮和甘泉宮為一地,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史書找不到漢甘泉宮的創始時間,而總是“增之”又“增之”。《讀史方輿紀要》引《括地誌》云:“漢武帝元封二年載(公元前109年)於林光宮旁更作甘泉宮”。這實屬誤解。《史記·封禪書》於元封二年載:“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乃作通天基台,……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漢書·武帝紀》於元封二年條下載:“冬十月,(武帝)行幸雍,祀五疇。春,幸侯氏,遂至東萊。……還,作甘泉通天台,長安飛廉館”。說明元封二年武帝作的不是甘泉宮,而是甘泉宮中的通天台,益延壽觀,更置了前殿,修擴了諸室而已。經這兩次大的修擴,大概甘泉宮才“略與建章比”。時間往前推,《封禪書》有這樣一段記載:“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雲,天子自幃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避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台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這段話帶有很多玄神色彩,說的很抽象,也很零亂,但說的事情卻很簡單。記述的是有一個叫少翁的齊國人,在甘泉宮為漢武帝演皮影戲以解漢武帝懷念王夫人之情。這裡的其明年,據前後文推斷當在元鼎年間,(公元前116—111年)。句中雖有“作甘泉宮”句,卻並非修建了一個甘泉宮,而指少翁前番為武帝表演皮影戲,使武帝於幃中見到了死去的王夫人。武帝受其影響,欲與神通,後於元封二年築甘泉宮通天台,並重新裝修布置了諸宮室。
《漢書·郊祀志》記載,漢皇上幸甘泉宮是:“高祖時五來,文帝時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餘來。”師古曰:“漢於林光旁起宮非一名也。文景皆幸甘泉不曰有宮,當時秦林光宮尚可用也。武帝雖別創一宮,而林光如故”。看來上述評估是有片面性的。“上幸甘泉”不加宮字只是文字省略,並非沒有甘泉宮,僅有秦林光宮。《史記·禮書》載:“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制。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以山名宮”的甘泉宮更該如此。若文景行幸的僅是林光宮,太史公何以呼之“甘泉”?既能“以山名宮”,又何嘗不能以山代宮?
秦始皇“作甘泉前殿”,漢武帝“更置前殿”,“作甘泉通天台”,“作益延壽觀”,“始廣諸宮室”。這不僅從文字上說明漢甘泉宮就是秦甘泉宮,而且與主峰遺址的遺物和地貌相吻。兩番置前殿,是因為主峰南坡平坦,呈三個自然平台。不作後殿,是因為主峰北坡呈60度陡坡不具備建築條件。秦始皇不作正殿,大概是先王正殿尚好。漢武帝築通天台,必用正殿之基,今高矗峰頂的土冢內的秦殘磚瓦便是佐證。
三、甘泉宮、林光宮、雲陽宮各有其宮
甘泉宮、林光宮、 雲陽宮究竟合三而一,合二而一,還是各有其宮?《三輔黃圖》載:“林光宮,胡亥所造,縱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文選》注引《漢宮闕疏》曰:“甘泉林光宮秦二世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林光宮秦二世造,這是不可置疑的。林光宮之所以和甘泉宮相混是二者距離相近的原故。秦漢甘泉宮為同地同宮,漢武帝創(當作廣義解釋)甘泉宮於林光宮旁,足見林光宮並非甘泉宮。今主峰遺址東坡平台出土均雲、葵紋瓦當,從製作工藝看屬兩次而成。出土又多火燼,與《淳化縣誌·大事記》綏和二年“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正好相映。可見該處為秦林光宮遺址無疑。甘泉、林光相距雖近,但二世所造林光宮距漢武帝增廣甘泉宮的時間較短,故未曾更修。該處遺物單一當是因這一緣故。古時甘泉山林木茂盛,該宮地處主峰東側,竟先享日,也許就是“林光”之由來。
《漢外戚傳》載:“馮昭儀徙雲陽宮”。《淳化縣誌》載:“雲陽宮在故云陽縣,秦離宮也”。古雲陽城即山下遺址,秦漢皆在這裡設縣。雲陽宮若以地名宮,其址必在其地;若以城名宮,其址必在其城。陳直《三輔黃圖校注》引《關中記》曰:“櫟陽宮、甘泉宮、師德宮、池陽宮、長平宮、扶荔宮、白渠觀,以上七宮一觀在馮翊”。馮翊轄地雲陽。1976年淳化縣固賢鄉醫院出土“谷口宮”銅鼎,鐫銘“谷口宮元康二年造”。另外在甘泉山下雲陽城外今淳化縣境內多處發現秦漢宮殿遺址,雖未證明何宮遺址,但均近雲陽城。看來以地名宮是無法區別諸宮的。以城名宮當屬史實。
雲陽宮創於秦,經漢、魏至後周仍用。《周書·太祖紀》“魏恭帝三年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十月己亥崩於雲陽宮”。《周書·尉遲剛傳》載:“賀敬敦嘗從太祖郊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匿,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內有一鹿,俄亦突圍走,敦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來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亦得免責”。這就是說,至後周時,山下雲陽宮依舊得幸,而山上的甘泉宮已一片衰草枯楊,為鹿兔所居。可見,甘泉宮、林光宮、雲陽宮並非一宮,而是各有其宮。
為什麼會出現三宮相混的局面呢?大概是隨著秦直道的廢棄,山上的甘泉宮、林光宮漸漸冷落,山下的雲陽宮因在城中仍可如故。甘泉宮廢,然先朝遺事普傳,其名猶盛。雲陽宮存,名卻未顯。借盛名以昌其事不為大錯。另外三宮皆在甘泉苑中。以小宮借大名,也未必不可。這便是三宮後來相混的原因。正如《淳化縣誌·雲陽宮記》所云:“疑漢甘泉宮實兼秦林光、雲陽二宮之地。故合言之則曰甘泉宮,分之則甘泉宮外別有林光、雲陽宮也”。
註:本文發表於1990年《考古與文物》第一期。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