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普[核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img/9/e42/nBnauM3X3MjM5EjN4IT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EzLwU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王普[核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
人物生平
1902年9月9日 出生於山東省沂南縣依汶鎮。
1924～1928年 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獲學士學位。
1928～1929年 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地質所和物理所助理研究員。
1929～1930年 任山東省教育廳督學。
1930～1935年 任國立青島大學（1932年改稱國立山東大學）物理系講師。
1935～1938年 在德國柏林大學學習，獲科學博士學位。
1938～1939年 任美國卡內基學院客座研究員。
1939～1946年 任北平輔仁大學教授。1945～1946年兼任北平臨時大學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
1946～1947年 任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代教務長。
1947～1950年 任美國國家標準局輻射物理研究員。
1950～1951年 任美國杜克大學訪問教授。
1951～1956年8月 任美國凡德比爾特大學副教授。1956年上半年兼任美國通用汽車學院教授。
1956～1969年 任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1956～1958年兼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
1969年1月15日 受迫害在濟南逝世。
北京大學王普，字貫三，1902年9月9日生於山東省沂南縣依汶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山東省聊城師範學校的教員，他從8歲（1910年）起在聊城縣上國小，1922年在聊城山東省立第二中學高中畢業。同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4年升入本科物理系，於1928年畢業，獲學士學位。
1928年秋，王普的老師丁西林介紹他去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在物理所跟丁西林、同時在地質所跟李四光作助理研究員。一年後，到濟南擔任山東省教育廳督學。1930年，國立青島大學（1932年改名山東大學）聘他去創辦物理系，當時該系只有一位教師和一位實驗技師。
為實現“科學救國”的夙願，他於1935年秋考取山東省公費生，赴德國柏林大學（Friedrich-Wilhelm ）留學，隨導師K.菲利浦（philips）在威廉皇家科學院（Die kaiser 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o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的達萊姆化學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學。1938年獲得科學博士學位，時年36歲。同年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轉赴美國華盛頓卡內基學院，擔任客座研究員一年，仍從事核物理學的研究。
1939年秋回到北平（今北京），在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1939～1946年）當教授，其間曾兼任北平臨時大學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1945年～1946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山東大學於1946年在青島復校，他於1946年重返該校，任物理系主任，代教務長。
由於當時在青島從事教育和科學研究發生暫時困難，王普於1947年秋應聘到美國國家標準局擔任輻射物理學研究員（1947～1950年），研究X射線物理學和核物理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他即寫信表示了回國的願望。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美國處於反動的麥卡錫主義統治時期，許多留美的中國人受到了迫害，王普也不得不離開那個研究所而去幾所大學教書。他先後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任訪問教授（1950～1951年），在凡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任副教授（1951～1956年8月），併兼任通用汽車學院（General Motors Institute）的教授。他除了教書以外，還利用核乳膠方法進行了高能粒子、特別是宇宙線中不穩定粒子的探索和研究。
1956年8月王普借赴歐洲參加學術會議的名義，在我國駐荷蘭使館的協助下繞道前蘇聯回到祖國。到北京後，他立即受到高等教育部李雲揚司長、山東大學晁哲甫校長和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錢三強所長等接待和歡迎。根據他本人的意願，隨即到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同時兼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在山東大學物理系開設了近代物理課程，並著手建立了核乳膠實驗室。1957年以後，他患高血壓和心臟病，長期在青島等地住院療養。“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於1968年秋冬之際，在身患嚴重高血壓和心臟病的情況下受到隔離審查，於1969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享年67歲。
王普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常務委員。
核能套用
柏林大學王普研究中子物理的工作始於德國柏林大學和皇家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做博士學位論文期間。當時，該研究所的所長是著名放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O.哈恩（Hahn），副所長兼物理部主任是奧地利女物理學家和放射化學家L.邁特納（Meitner）。物理部主要研究核化學，該部有“化學研究所的‘喧賓’”之稱，其學術力量很強。1934年，F.約里奧—居里（Joliot-Curie）夫婦用α粒子轟擊原子核發現了人工放射性，而E.費米（Fermi）等人用中子轟擊一系列元素得到了多種人工β放射性元素。在這些重大成就的帶動下，王普進行了熱中子同Al核之間的作用的研究，並在1938年夏發表了研究結果，證實了熱中子可導致半衰期為2.3分的28Al的β發射體的生成；測定了熱中子在Al中的吸收係數和相應的截面；還證實了Al在熱中子能區中不存在共振能級。
1939年1月，華盛頓卡內基學院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在華盛頓聯合主辦了第五屆國際理論物理學討會，當時王普在卡內基學院作客座研究員，是我國參加這次歷史性盛會的惟一學者。這次會議原定的議題是討論低溫的獲得和低溫下物質的性質，由於N.玻爾（Bohr）在會上宣布了鈾核裂變的發現，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竟把會議議題臨時改變成核裂變討論。卡內基學院的R.B.羅伯茨（Roberts）和王普等人立即於1月28日會議閉幕的當晚進行實驗證實。由此，核裂變研究成了1939年整個物理學界的熱門課題。
王普和羅伯茨等人合作，於會後3個月內在美國的《物理學評論》雜誌上發表4篇短文。其中2篇涉及了鈾和釷在裂變中發射緩發中子的研究，這是非常重要的結果。王普等為了區分入射的中子和裂變中放出的中子，在轟擊停止以後，觀察是否有緩發中子產生。他們發現，在中子對鈾、釷的轟擊停止以後的一段短時間內，繼續有中子放出，其強度按指數規律衰減，半衰期為12.5±3秒，並伴有半衰期相同的γ射線。他們還進行了幾種實驗，排除了鈾以外的其他中子來源。熱中子和快中子都產生緩發中子，但中能中子卻不能，這同裂變本身是相似的。他們還發現了其他幾種半衰期較長的γ射線。
緩發中子在鏈式反應的控制中極為重要。這種中子約占全部裂變中子的1%，它使鏈式反應獲得一定的“慣性”，當鏈式反應的有效增殖因子略大於1時，緩發中子使中子密度只能緩慢地增長，從而便於實現控制。這是裂變反應堆與和平利用核能的一個關鍵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就給核能的套用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前景。值得指出的是，王普是最早參加中子和裂變物理學研究並做出重要貢獻的中國物理學家，他在我國核物理學界的先驅者中應占有重要的地位。1939年，中國《科學》雜誌的編者介紹說：“王普博士除參加此次核子分崩表演成績優異外，近期發現遲發中子及原子能之實際利用理論……蜚聲國際，為國增光，難能可貴。”
教學研究
王普在講授《近代物理》時，不為教本的體系和內容所限，而是“博採眾長”，“融會貫通”。以近代物理的發展為線索，既講實驗上的發現，也講概念上的發展和理論上的探索。對近代物理上的重大突破的背景，發展中的矛盾，問題的關鍵和轉折，以及最後的解決，都闡述得原原本本，頭頭是道。有時，他還穿插一些名人軼事，這就更使得講課生色不少。這樣的講授，給於學生的是活的知識而不是死的教條，使近代物理學中那些因和經典物理學衝突而顯得難懂的新概念變得十分自然，容易為人們理解和接受了。這樣，不僅使學生獲得了新的知識，也使他們了解到這些知識是怎樣得到的，使其可以逐漸學會研究和發展物理學的途徑和方法。
王普很重視《普通物理》的教學，他認為應配備最好的教授去教這門課，不能把普通物理學看成“無足輕重”，更不能只以講授高年級的專門科目課程為榮。他對教課書的選擇總是再三斟酌。他備課一絲不苟，講課時注重基本概念的論述，強調對問題實質的理解，而不是煩瑣的羅列。他常重視課堂實驗演示，不事空洞的敘述。他認為我國學生“以環境關係，對於科學上之見聞，不及歐美兒童自幼之耳濡目染。故授物理須特別注意表演”。務使學生對“所授之對象，有徹底之了解與清晰之印象”。他講話風趣，引人入勝，要求學生搞清基本概念，學會獨立思考，反對死記硬背。他對學生打分數不僅看解答是否正確，而且要看他們對知識掌握的程度和是否有新的方法。
王普在教學上還有一個很突出的觀點，那就是強調物理學要和生產實際相聯繫。他提醒人們：“學過套用電學者，不知‘電錶’之構造；名無線電家教出的學生，不認識真空管，這是極普遍的事實。”他認為這是“極不合理而必須改正的事實”。他強調“各科目之與套用有關者，對於套用部分，須認真教授”。他多次提到德國柏林大學物理系門前放著一輛舊汽車，學生們可以隨時觀察、拆裝和操作。物理學雖然是一門基礎科學，但放一輛汽車在那裡，就是讓學生不要忘記它在生產實際中的套用。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他在講授原子核物理時，總是指出它的套用之可能和前景，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原子能。在第一顆核子彈爆炸前，國內能夠有這樣的見解並作出這樣預言的人，還是不多見的。
王普還對學生進行課外指導。以他特有的流暢文筆，翻譯了《原子物理學入門》、《核子物理學入門》和《近代物理學入門》三種大學教學的補充讀物。他不但開出物理系的多門基礎課和專業課，還開設科學德文課，為此選編了《德文讀本註解》。還翻譯了《老米夢遊物理世界》，以滿足當時知識青年的渴求。還撰寫了一些科普文章，向人民大眾傳播了物理知識。抗日戰爭勝利後，當時人們迫切想知道核子彈的威力為什麼會那么大，於是他就在北京《正報》的“自然科學”專欄上，連續發表了介紹原子能知識的文章。
王普對於教學與研究的關係問題也有其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教授應以“教授”為本，不應輕視教學而專事“研究”，至少“教學與研究須相輔進行，未可偏廢”，在“妊育時期，似宜側重教學”。他建議當時國內四五十歲的物理學家應一面為“後起開創研究環境，更須一面努力於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