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從表面上看，王寶玉少言寡語，但很有思想，而且個性很強；平時很愛看書，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於鑽研飛行理論，飛行技術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強。疑心較大；不善交際，民眾關係一般。因此，在分配到部隊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大家都是把他作為重點幫帶對象，以使其能儘快融入作戰部隊這一特殊團體。漸漸地，王寶玉適應了作戰部隊的生活，在大面上也願意與大家溝通和交流，但從不肯與大家敞開心扉，因此還是很難與大多數性格豪爽的飛行員真正相融。有時他覺得一些愛開玩笑的飛行員很淺薄，甚至還嘲笑他們沒有思想和頭腦。但大家並不介意，只是認為他書生氣濃一些，因而也從不計較。好在王寶玉比較聰明，接受能力也比較強，在飛行方面進步很快，所以這一階段他經常可以聽到領導及戰友的表揚和讚賞，從而使他在心裡有了一種優越感。同時，也暫時滿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種一定要出人頭地的虛榮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又發生了變化。與他同批分配到部隊的飛行員，有一部分由於綜合素質提高很快，先後被提拔到了領導崗位；而他對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時卻沒有自己的份兒，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傷，並且心理日漸失衡。而這一時期，他的家庭也出了問題。1988年，王寶玉結婚後不久便辦理了家屬隨軍手續，但這時正是改革開放步伐加快階段，地方上漸漸打破了“大鍋飯”體制，許多富餘人員開始被剝離，這就給部隊幹部隨軍家屬的工作安置帶來很大困難。對此，他開始發牢騷、講怪話，發泄不滿。後來，組織上經過努力終於在師部駐地為其愛人安排了工作。但由於他愛人性格外向，又很善於交際，分居兩地他很不放心。於是，他又向已調任副師長的老團長提出，要調到師部駐地飛行團工作的要求。本以為副師長能給他一些關照，沒想到治軍嚴格的副師長對他過多考慮個人問題的想法給予了嚴肅批評。不久，師里又提拔了一批飛行中隊長和大隊長，王寶玉再次無緣提升。他因而認為是副師長從中作梗，對他打擊報復。與此同時，王寶玉與妻子的關係也日漸緊張，兩人經常吵鬧。妻子多次嘲罵他沒能耐、窩囊，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
後來，王寶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學習上。這一時期，他看了許多西方哲學著作和一些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學說，開始嚮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發展到違反有關規定經常偷聽境外廣播。
起初，團里對於王寶玉的思想變化還是重視和掌握的。1989年2月，團政治處因王寶玉不能正確對待家屬工作安置，與領導關係緊張等原因，將其列為思想工作重點人。
除了有針對性地做思想工作以外，團里還儘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給王寶玉以更多的幫助和照顧。團領導為王寶玉改善夫妻關係儘可能創造機會和條件，借其妻子回青島老家生孩子的機會，特批准他單獨去青島療養院療養和休假，時間長達兩個多月。實際上，這造成了管理上的失控。因為這段時間，正是全國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時候，這也是造成王寶玉政治立場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入，飛行員的待遇也在不斷提高，再加上其家屬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問題都基本解決，王寶玉也有了新的變化，工作表現勤奮積極，平時的怨言和牢騷少了，家庭關係也有了緩和，民眾關係日漸融洽。這些“進步”確實達到了他預期的效果，1990年5月，團領導鑒於他“進步”較大，便撤銷了其思想工作重點人。其實，這期間王寶玉在“積極進步”的掩蓋下，已經開始秘密準備駕機叛逃。他利用訓練和演習的機會，仔細研究周邊國家機場的數據、航線、氣象等方面的資料，並將相關數據熟記在心。
8月25日，王寶玉終於找到機會，借飛行訓練之機實施駕機叛逃。這時，他已下定決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登機前，他把自己的手錶送給了與他交接飛機的飛行員，儘管他們是航校的老同學，但這位飛行員還是感到有些奇怪，以為王寶玉是嫌戴手錶礙事請他暫為保管而說的玩笑話，所以也沒太在意。隨後，王寶玉轉身登機，旋即起飛，正常出航，到達預定空域後，突然轉航脫離編隊，超低空直向蘇聯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方向飛去。
引渡審判
此時，由於中蘇已恢復正常關係，所以王寶玉駕機叛逃事件發生後，兩國馬上啟動了外交程式，以期通過外交途徑使這一問題儘快得以妥善解決。
8月26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與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分別趕赴哈爾濱，就“8·25”事件進行緊急磋商。因為當時蘇聯迫切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正好利用這次事件來向中國表明恢復友好關係的誠意。雙方經談判交涉，決定對這次事件低調處理。對於中方提出飛行員的引渡問題，蘇方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與配合，雙方很快達成引渡協定。根據協定，中方安排一架圖154專機直飛蘇聯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引渡王寶玉，同時將其駕駛叛逃的那架殲-6飛機空轉回國。
然而，在具體細節上還是遇到了麻煩。蘇方認為，王寶玉已經提出政治避難問題，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問題應由蘇方負責，同時不能讓王寶玉有絲毫察覺，而且中方不能在蘇聯領土對其實施逮捕。最後，雙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圖154專機艙門為界，艙門以外的各項事務由蘇方負責，艙門以內的事務則與蘇方無關。
為了保證順利引渡移交，蘇方對王寶玉講，蘇聯軍方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如何處理他提出的到美國政治避難的要求。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滯留在這個基地，為了保證安全，決定給他換一個地方等候訊息。由於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轉移途中給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諒解。王寶玉欣然同意。
可是，計畫空轉的殲-6飛機由於王寶玉是強行著陸，因而造成輕微損傷，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雙側減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蘇方基地又是一個轟炸機場，既沒有修復能力，又不具備飛行保障條件。但蘇方還是利用機場的現有條件積極給予了保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8月，雖然氣候宜人，但在毫無遮蔽的機場跑道上，蘇方人員還是忙乎得汗流浹背。於是，我方人員便從專機上搬出一箱可口可樂。一位蘇軍上校接過拉力罐飲料竟不知是何物，顛過來倒過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方人員這才發現這位上校可能還沒見過這種罐裝飲料，便替他把飲料打開請他喝。或許是第一次嘗到這樣的飲料，蘇軍上校一邊翹著大拇指一邊喝，一口氣竟連喝了3罐。
後來，我方人員乾脆把專機上的備用飲料和一些速食麵等食品，都搬下飛機送給了蘇軍的保障人員，這讓他們欣喜若狂。於是，他們盡全力為我方提供保障，甚至連給飛機添加的油料都免收了費用。儘管如此，殲-6飛機的減速板仍未能修復。但我方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飛機留在蘇聯。於是，擔負空轉任務的一位副團長戰厚順果斷決斷:駕駛打開減速板的殲-6 飛機空轉回國。即使飛不到目的地。萬不得已被迫捨棄，也要讓它留在自己的國土上。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空軍的尊嚴，更關係到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最後，這位副團長駕駛著這架故障飛機，硬是憑著自己過硬的技術和頑強的意志，將飛機安全地空轉回了祖國。王寶玉被引渡回國後，立即被開除黨籍、軍籍。後被空軍軍事法院以背叛祖國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空軍通過這起事件，舉一反三教育部隊，並制定和完善了各項措施，從而從根本上杜絕了這類問題的發生。因此，這次事件便成了建國以來最後一次駕機叛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