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王家謨（1906—1927） 丹城西橋頭人。1925年8月，加入共青團。次年2月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中共寧波地委技術書記、地委委員、組織部主任、地委書記。1927年7月，調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主任，曾任省委代理書記。同年11月初，兼任浙東工農革命委員會主任委員。11月12日，赴溫州部署浙東武裝暴動計畫被逮捕，18日被害於溫州東門外獅虎山。王家謨被害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第15期刊登沉痛悼念王家謨等浙江12位遇難同志的文章《哀浙江死者》，文章特別指出，王家謨的犧牲“是浙江黨內及浙江工農階級戰線上一個巨大的損失”。
人物生平
王家謨王家謨，小名王小曼，化名嘉謨，1906年12月13日生於象山縣丹城鎮西門村。少時就讀於私塾，1916年考入縣立高等國小。他學習勤奮，能寫一手好字，尤其擅長蠅頭小楷。1919年畢業後，因家庭經濟困難而無力升學。翌年春，入縣署司法室當練習生，專事抄寫。1922年，隨叔父王丹泉至寧波交易所經紀人事務處任總務。後因無法忍受交易所里爾虞我詐的非人道交易，毅然離甬返鄉。1923年，王家謨受聘為丹城姜氏學堂教員。執教期間，他宣傳新思想，傳播新知識，在學校里很有影響。
為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促進國民會議的召開，王家謨和其他進步青年一起，成立了象山國民會議促進會、外交後援會，領導民眾罷工、罷市、罷課，抵制英、日貨，募捐慰問上海烈士家屬和罷工工人。當時，寧波《時事公報》報導：“1925年4月26日早晨，象山國民會議促進會委員王家謨、楊永清、范船僧等，將數百張印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收回海關權等標語和數十種寓意畫分貼在丹城各處，並進行示威遊行宣傳，觀眾三萬餘人”。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全國掀起反帝怒潮。王家謨深入寶海鄉爵溪所宣傳，在十字街口演講，聽者約300餘人，聞及慘狀，無不義憤填膺；他還與范船僧、沈本厚等8人輪流去黃溪、白墩、西澤、高泥、新碶頭、牆頭、西周、石浦等地，調查仇貨和出口糧食，將查出的英日仇貨、百靈牌香菸等，堆在街頭及小校場焚毀。
1925年夏，賀威聖利用暑期返鄉之機，在丹城舉辦暑期講習所。王家謨、楊永清等積極參與，並發動小教界進行青年和縣立高小時的同學好友，聽講馬列主義理論，及外地反帝、反封建情況，同時努力學習《嚮導》、《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8月，王家謨在丹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團支部領導下，他以國小教員的身份，創辦《鳴報》，成立外圍組織——青年娛樂社。他擬就的《章程》規定：娛樂社的宗旨為“對外以集合全邑青年為社會的強有力的團體”，“要把青年的力量象碎金熔成一個金字塔，發出閃爍的光彩，照耀社會”。
1926年2月，王家謨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調寧波地委先作抄寫，後任技術書記。2月中旬，黨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提出黨在北伐戰爭中的政綱必須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鞏固工農聯盟，發動民眾從各方面準備北伐”。會議還提出設立黨訓班訓練幹部，以統一領導骨幹的思想，為北伐勝利作好組織準備。上級黨委通知王家謨隨楊眉山、徐雪寒等六位同志，赴上海地下黨所設的黨訓班學習，受到周恩來、惲代英等同志的教育。同年6月，王家謨被選為寧波地委委員，分管組織工作。他以啟明女中教師身份作掩護，積極從事黨的工作。
同年10月17日，王家謨與趙濟猛赴上海參加上海區委召開的外埠負責同志會議，聽取羅亦農、趙世炎等同志報告，準備秘密發展工農組織，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回甬後，他積極舉辦工農夜校，鼓動工農民眾參加打倒軍閥、列強的革命活動。12月12日，為推翻北洋軍閥孫傳芳的“國民政府”，王家謨負責寧波江東區的鼓動工作，他組織和豐紗廠工人、四明中學學生罷工、罷課，參加示威遊行。1927年2月初，北伐軍到達寧波，王家謨趁北伐勝利的大好形勢，在工人、農民、青年、婦女中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幫助寧波市成立了總工會、學生聯合會、婦女聯合會、農民協會、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並舉辦革命工農積極分子短訓班，發展黨團員。隨著民眾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國民黨的陰謀破壞活動也加緊進行起來了。2月初，屠殺贛江革命民眾的劊子手王俊受蔣介石之命來浙東任寧台溫防守司令。他上任以後，撤換了由民意選出的公安局長王丹泉(王家謨叔父)，派司令部軍法處長吳萬鈞接替，控制了寧波的武裝，設下了殘殺革命民眾的毒計。同時，收買文痞，假借“維護國家統一、維護國民黨統一”，破壞工農革命運動。2月9日，上海區委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討論江浙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王家謨與周恩來、趙世炎、徐偉等7人為組織問題委員會成員。會上討論了“提高警惕，如何對付可能出現的反動勢力”問題。王家謨回寧波後，召開地委擴大會議，研究了加強工農武裝和開展革命宣傳工作。會後王家謨兼任寧波《民國日報》副刊編輯，以“莫言”、“一貫”等筆名發表一系列抨擊時弊、宣傳革命的文章。針對國民黨假借“維護國家統一”、“一致對外”提出的“反對階級鬥爭”的口號，王家謨撰文進行批駁：“國民革命雖然是各階級聯合起來的革命，可是各階級所要求的目的不同，有產階級要求的減輕捐稅，並奪取政權，以保障其資產之發展”，“這是資產階級參加或擁護的實質”。“無產階級所要求的解放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參加革命的目的是要求改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僅此一端，已見兩個階級的利益衝突是不可免的。”他進而揭露資產階級革命的虛偽性：“中國的大資本家，實際上常和軍閥勾結，向帝國主義妥協來破壞革命，甚至將人民民眾獲得的革命成果出賣給帝國主義轉化為自己的資本。”
王家謨的文章發表後，得到黨內外高度的評價。有的同志寫信給他，稱讚他是“非常忠實的無產階級戰士”。有同志寫信祝賀他理論上的成功，說：“時事公報見到你的大作，剖解很明瞭”，“如果新國家主義者……與你討論，或者辯論起來”，那就說明他們“甚可惡了”。
1927年4月9日，寧波《民國日報》上刊登出《王俊十大罪狀》一文，揭露國民黨王俊唆使流氓頭子李伯平、虞志飛等火燒江北岸市總工會，向革命民眾進攻的罪行。王俊惱羞成怒，撕下偽裝革命的假面具，下令查封《民國日報》社並扣押社長莊禹梅和前去交涉的王鯤、楊眉山。
4月10日，國民黨寧波市公安局長吳萬鈞挑動警察向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店員工人開槍射擊，當場打傷工人糾察隊隊員10多人。11日又通令國民黨員重新登記，並宣布開除41名有“跨黨”嫌疑的黨團員和進步人士。15日，國民黨軍警和豢養的一批地痞流氓舉行所謂的“慶祝大會”，公開叫囂：“槍斃王鯤、楊眉山，迅速捉拿竺清旦”，並貼出“生擒王小貓，活捉徐狐狸”的標語。形勢逆轉，白色恐怖開始瀰漫全城，國民黨寧波當局到處搜捕王家謨等地委領導人和工農運動的骨幹分子。
4月下旬的一天，地委領導人在秘密機關開會的訊息被特務偵悉。王俊連夜派遣大批軍警，企圖捕盡“逆黨要犯”。正在開會的王家謨等，接到聯絡員“眾家姆媽”的緊急通知後，立即轉移到楊黎卿家裡，避過了敵人的搜捕。在國民黨右派製造的血腥屠殺面前，一部分已暴露身份的共產黨人根據上級通知撤到外地隱蔽。而王家謨仍置個人安危於不顧，逆流中毅然挑起領導寧波地區革命的重擔。4月中旬，王家謨任地委代理書記(6月為書記)，他堅持就地秘密鬥爭，並提出“站住腳跟就是勝利”的口號，動員所有黨團員用各種可能的辦法，隱蔽起來，鬥爭到底。從4月上旬開始至6月上旬，寧波各地先後被捕的革命者有300多人。王家謨多次召開秘密會議，設法營救被捕的同志。他還親自寫了“堅如鋼鐵，重似泰山”的小紙條，用錫紙包好塞進魚肚裡，托“眾家姆媽”陳馥送到獄中，鼓勵獄中同志堅持鬥爭。同時，為整頓恢復黨組織，他多次變換住宿地點，化裝成黃包車夫和賣魚小販，住在半邊街魚行的閣樓上，與各縣負責人聯繫。
王家謨7月，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遭敵人破壞，組織部主任張叔平被捕。在此關鍵時刻，黨中央約王家謨去上海談話，調他任省委組織部主任。他到職後，整頓恢復各地市縣委通訊聯絡網，建立秘密工作體制，以適應在複雜環境中開展公開和秘密的鬥爭。同時，他與定海的馬荷仙在杭州組織秘密革命家庭，掩護黨的地下工作。為能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整頓和恢復各縣、市黨組織，他不畏辛勞艱險，跋涉各地。一次在永康縣城，他幫助建立臨時縣委，還作了許多具體部署：儘速恢復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優秀工農青年入黨，保護貧農利益，與國民黨開展合法的鬥爭等，從而使永康縣的革命鬥爭得到發展。
7月24日，王家謨代表省委向中央寫了一份《七月份報告書》，就當時浙江省黨組織被破壞後的情況，如實向中央作了匯報。8月，省委書記莊文恭因病向中央辭去書記職務。在省委書記未確定期間，上級黨委找王家謨去上海交接工作，命他代理浙江省委書記的職務。9月27日，中央派王若飛來浙江改組省委，當天召開省委會議。王若飛作政治報告；王家謨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評，匯報浙江黨的工作情況。省委改選後，王家謨仍任常委、組織部主任。
9月29日，省委書記張秋人被捕，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10月28日，中央在致浙江省委的信中指示：“浙江應馬上準備一個廣大的農民暴動”，並要“毫不顧恤的實行紅色恐怖”。在此同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決定在浙江制定暴動計畫，奪取浙東政權。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成立了浙東暴動委員會，王家謨擔任主任委員。他代表省委制訂了一個北起錢塘江、南至溫州灣的《浙東暴動計畫》，內容為發動農民大暴動、進行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
11月初，王家謨在寧波南門范家祠堂召開黨團員積極分子大會，動員大家到各地去組織暴動。他還親赴浙東各地，與各縣黨組織落實暴動計畫，決定暴動地點和時間。在上虞、鄞縣、奉化、寧海等地，他與當地黨組織決定了鄞南、松岙、亭旁等地的起義時間、力量和進攻路線。當暴動計畫一一落實時，省委政治交通項志成被捕了，省委秘密機關被破壞，鄔鳳英(趙濟猛愛人)、馬荷仙(王家謨愛人)也被捕。敵人還搜獲到《浙東暴動計畫》和各地領導暴動人員名單等絕密檔案。敵人獲悉這一計畫後，驚慌異常。大批特務到各地嚴令搜捕王家謨等暴動領導人。王家謨在路上不知此變，仍按計畫於11月12日乘船至溫州。當他在東門高殿下蔡萬興客棧與特派員周定等研究組織溫州暴動計畫時，驟被國民黨永嘉縣黨部特務和軍警包圍，王家謨與周定不幸被捕。國民黨省防軍第四團團長、溫州戒嚴司令甘清池施行嚴刑逼供，用盡各種酷刑，都沒能從王家謨口中得到半點收穫。
11月18日上午10時，敵人懾於紅軍和當地革命民眾劫獄營救，將王家謨槍殺於溫州東門外獅虎山上(現名華蓋山)。同時被害的有省委特派員周定、鄭敬衡。王家謨的遺骸由其母運回象山，安葬在丹城西門外大坑門口的山麓上。
192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第十五期刊登了《哀浙江死者——貝介夫、沈樂山、趙濟猛、王家謨等十二同志》一文，稱他們“系實行準備武裝工農兵暴動，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的努力者。”
新中國成立後，象山縣人民政府興建了烈士紀念館，重新修建了王家謨烈士墓，以他的革命事跡激勵後人繼往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