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王公度原名王世傑（1895-1937），錦橋里嶺橋人，出生書香之家，民國九年畢業於廣西政法專門學校。民國十五年與韋永成、李宗義一同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次年回國，任李宗仁秘書。王知識淵博，辦事精明幹練，深得李宗仁、白崇禧器重。歷任第四集團軍總政訓處處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常務委員、廣西省政府委員、廣西秘密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政治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曾主筆《廣西建設綱領》。王負責廣西對外省聯絡和情報工作，監視CC組織在廣西的活動。還組織了：“軍校同學通訊社”。因此獲罪蔣介石，又結仇於桂軍部分將領。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在蔣介石插手的桂系內部鬥爭中，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殺害。
桂系軍閥中，王公度曾是李宗仁先生的部下，頗得信任，後來卻死於廣西“第二次清黨”。程思遠先生追隨李宗仁先生多年，因而對王公度其人相知頗深。程先生回國定居後，又對王公度案做了許多調查和考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他自己如下的看法。
人物事跡
王公度受到李、白重用的原因
王公度是廣西永福人，原是書香子弟，在舊制中學畢業後，去桂林法政學校和北京大學深造，均未畢業。時李宗仁的弟弟李宗義也在北大旁聽，因王、李是廣西同鄉，而彼此又愛好京劇，以此密切往還，相見恨晚。宗義把王薦給他的兄長李宗仁，請以國士待之。適第一次國共合作，兩廣宣告統一。國民黨首要紛紛保送子弟赴蘇留學，以適應時代的潮流。此時王公度也得李宗仁的資助，同李宗義及其妻弟韋永成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學習。丁中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在學校時是最不用功的學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國線裝書，有些名士派。”王公度在莫斯科留學期間，惟對蘇聯共產黨的組織的嚴密性，具有極深的印象。
李宗仁，一九二六年北伐興師時，他最初是國民黨第八個軍中的第七軍軍長，到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再起重掌軍權，李宗仁就一躍而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與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平起平坐。殊不知功高震主，易於遭人疑忌。一九二九年蔣介石以武漢分會擅自改組湖南省府為藉口，大興問罪之師，李宗仁終於在“蔣桂戰爭”中倒下來了。如果不是俞作伯、李明瑞出爾反爾，擁蔣反蔣，還不會給他以東山再起的機會。一九二九年秋張發奎在鄂西樹起反蔣旗幟，分軍經湘入桂，因廣西局勢突變，汪精衛才接受張定璠的建議，促李宗仁回廣西領導桂軍，促成桂張合作的局面。在此轉變期間，王公度從蘇聯回到廣西，他看到的是一個戰火紛飛的混亂形勢，沒有其個人迴旋和表現的機會。
然而不久機會來了，使王公度平步青雲。
一九三○年春，李宗仁聯合馮玉祥、閻錫山反蔣，爆發了中原大戰。李宗仁從廣西傾巢出犯，企圖與馮、閻會師武漢。
一九三○年六月，李宗仁所統率的第一方面軍，前鋒已經進抵岳陽、平江，因後隊黃紹竑未能依照作戰計畫及時開到衡陽，以至桂軍被粵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攔腰切斷。李宗仁回師救黃，七月初洪橋一役，桂軍大敗。
此次衡陽之敗，張發奎歸咎於黃紹城，黃紹竑自知處境困難，於八月廿一日從桂林良豐發出“馬”電，自請辭去副總司令兼廣西省政府主席職務，並向蔣介石呼籲“和平”。這是黃紹竑脫離所謂“桂系”的起點。張定瑤原是白崇禧在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時的參謀長，以後又任上海市長，蔣桂戰爭後被蔣下令免職，自此與汪精衛接近。黃紹竑發出“馬”電後，汪派張定璠來對李宗仁、白崇禧說：“你們這幾位廣西佬，本來是以感情結合的，談不上為一種政治主張而共同奮鬥。到了個人利益和感情發生衝突時，就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黃紹竑最近的行動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汪精衛通過張定蹯向李宗仁、白崇禧提出這樣的建議：廣西應成立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作為團結桂張軍的領導核心，並重提“護黨救國”口號共同奮鬥以求其實現。李、白把這一建議同張發奎商量，張立即贊成。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國民黨特別委員會產生以來，張發奎就熱衷於“護黨”“擁汪”；汪精衛在香港建立國民黨地下中央，也是以“護黨救國軍”的名號來發動張、桂軍反蔣的，現在李、白為要同張發奎合作而與黃紹竑劃分界線，只好因勢乘便，繼續使用“護黨救國”這個招牌了。一九三○年九月初，一個名為“護黨救國革命青年軍團”的秘密政治組織就在柳州誕生了，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為中央幹事會幹事，王公度為書記。王公度從蘇聯學來的那一套組織本領，現在派到用場了。後來王公度就依靠這個組織起家，一身兼任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長、軍校政訓處長、國民黨廣西省黨部常委、廣西省政府委員，並為李、白在香港、上海建立了一整套情報系統，專門蒐集南京政府的情報。李、白注意外事活動和有計畫地蒐集國民黨政府各派系的活動情況，首先是出自王公度的建議。
我認識王公度，得力於許高陽的介紹。許是鄂籍的一個青年軍官，因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變到桂避禍。一九二九年我在李明瑞的廣西編遣特派員辦事處中與他共事。十月李明瑞反蔣失敗，我們又離散了。一九三○年八月，李宗仁率領的第一方面軍，從湖南失敗歸來，在柳州進行休整時，我同許高陽一起在總部工作。許為人好學不倦，勤於探索，他多次提起，我應當與王公度談談關於廣西今後的作法問題。在許力促下，我與王公度終於見面了。王公度對我的印象似乎不壞，是他和許高陽作介紹人，把我吸收到新成立的“護黨救國革命青年軍團”去的。我初不知這個秘密組織的後台是誰，到加盟時，才赫然發現是總司令李宗仁。
白崇禧我受李宗仁、白崇禧賞識，以後又成為李宗仁的心腹，得力於王公度的援引。他負責主持組織工作，不能唱獨角戲。那時李、白在北伐時起用的幹部，如潘宜之，麥煥章在北平參加“擴大會議”未歸；總政訓處長黃同仇是黃紹竑的人，就要把他排擠出去，副處長韋永成雖與李宗仁有戚誼，但不是適於搞秘密工作的人。王公度找來找去，結果以我為最適宜於做他的助手。在一九三○年十月白崇禧把滇軍趕跑後，陳濟棠的粵軍主動自賓陽退桂平以東地區，邕柳路復通，李宗仁把他的總部從柳州遷到南寧去。李、白為要把這個秘密組織建全領導體制，完善規章制度，特囑我和王公度去陸氏花園（即共和路118號）建廳舊址同白崇禧住在一起，全力以赴地去發展組織，重建領導中心。
那時王公度已有三十多歲，生得中等圓胖身材，帶著一副八百度的近視眼鏡，為人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好與人僻室長談，在個別談話中善於揣摩對方心理，而登台演講則非其所長；他愛下棋，唱京戲，有時對客自拉自唱，意氣甚豪，為人不修邊幅，在人前搓香港腳（腳氣），邊搓邊嗅，不拘形跡。白崇禧對人象蔣介石那樣，重儀容，講外表，後來王公度逐漸失歡於白崇禧，與他的名士氣派大有關係。
一九三一年春，蔣介石把國民黨內所有反蔣勢力統統肅清了。黃紹竑前往南京投蔣，李宗仁侷促南寧，一籌莫展。可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二月底蔣介石突然把胡漢民扣留起來，陳濟棠從來靠胡當後台，自此在胡的智囊古應芬策動下，聯絡李宗仁一起反蔣。四月下旬，陳濟棠派人到南寧向李、白求和；四月廿五日，李宗仁派王公度去廣州招聘。王公度到粵後電李、白說，廣州組府反蔣，要拉汪精衛下水才行。李宗仁於是派白崇禧、張發奎於五月廿日到廣州，見陳濟棠、古應芬後即去香港跑馬地找汪精衛。在白崇禧、張發奎遊說下，不僅汪答應赴穗共商組府大計，連受蔣之命南下作說客的孫科也被拉到廣州去了。以後雖因九·一八之變，召開上海和會，倡言寧粵合作，但粵桂團結對蔣的割據局面，竟維持至六年之久。
以後王公度到上海，找他在北京讀書時認識的好朋友鄭士襄醫生，利用後者在上海法租界所開設的醫務所，設定一個情治單位，專門蒐集蔣介石政府的情報。例如蔣組織藍衣社，廣西知道得很快，檔案和名單，王公度都能搞到手。那時李宗仁為穩定陳濟棠的反蔣立場，長期住在廣州百子路孖棚崗公館，廣西軍政事務，完全由白崇禧個人主持。白崇禧為了不使王公度暴露搞情報的身份，所有支付王公度使用的機密費，完全由白崇禧寫特支條子給我，由我具名向總部經理處領下來，然後再交給王公度，王公度得到的情報，也是由我當面交給白崇禧。這個辦法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四年我去歐洲學習為止。王公度利用鄭士襄做情報工作，連韋永成身為王公度的副手——總政訓處副處長也不知道。例如韋永成在《王公度案》一文中說；“鄭是學醫的，居然做起總政治部的訓練科科長，脾氣古怪，替王公度得罪了不少人。”於此可見王公度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家。
一九三三年，兩廣外交特派員甘介侯介紹留美同學邱昌渭到廣西來，先後任總部、省府秘書長。王公度的工作班子絕大多數是留學生，如謝蒼生任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張威遐、李一塵、陸一遠、曾希穎、 閉有清等任軍校政治教官，高理文任師專講師等等。王公度對留美學生非常敏感，認為邱昌渭入桂後將大量引進留美同學，成為他的隱患。其實，這一點王公度估計錯了。後來在李、白面前攻擊王公度的不是邱昌渭，而是潘宜之。潘是湖北廣濟人，有儀容，擅辯才，在一九二七年東路軍出上海時，當過白崇禧的秘書長，但筆墨非其所長。一九三○年“擴大會議”失敗後潘赴英學習，一九三四年返廣西，白迫王公度將總政治部主任一職交潘接任。徐亮之在《亮齋隨筆》中寫道：“諸將以李、白夙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惟潘宜之一人而已。”這是事實。
王公度在“兩廣事變”中的表現
胡漢民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因腦溢血逝世，兩廣局勢隨即起了激烈的變化。首先蔣介石派王寵惠、孫科等以弔喪為名來廣州，要陳濟棠將廣東軍政兩權交還中央，陳不肯照辦，因強拉李宗仁一道反蔣，從而爆發了從六月一日開始的“兩廣事變”。六月二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電請中央北上抗日，收復失地”。粵桂兩省部隊同時向湖南出動。實際上這是真反蔣、假抗日的一出鬧劇。
蔣對兩廣事變的策略：一方面派兵到湖南衡陽防堵，一方面分化廣東內部。七月四日起，廣東空軍開始叛逃到香港、南昌。八日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又發通電擁護蔣介石。陳濟棠見眾叛親離，逐於十八日離粵赴香港，兩廣與南京對峙五年的局面於是宣告結束。
陳濟棠失敗後，蔣介石要乘機解決廣西問題。七月二十五日，蔣發布明令：調李宗仁到南京當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同時令黃紹竑回桂收拾廣西局面。當時派陳誠為廣州行營主任，集中大軍，指向西江。大有李、白不聽調動，即用軍事解決之勢。
李、白不甘示弱，決定抵抗。七月二十七日，李濟深應李、白之邀偕胡鄂公到南寧，商組府反蔣大計。數日後他又回到梧州家鄉，八月八日，李濟深復偕張文抵南寧，與李、白商討反蔣政略與戰略，同時起用十九路軍將領翁照垣編組一個師，在廣東南路活動。八月二十四日，在南寧總部召開一個各黨派、各團體代表的聯席會議，由李濟深主持，參加的有：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楊東蓴、王公度、李任仁、張文、胡鄂公、劉斐、劉蘆隱、蔡廷鍇、何思敬、夏威、彭澤湘、邱昌渭、章伯鈞等。在會議中，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樣，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而李、白因參謀總長程潛已於八月二十日銜蔣之命派唐星來南寧談判，和議尚未絕望，未予積極支持。當時決議：關於組府問題將“中華民國國民救國委員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兩案電張學良、劉湘徵詢意見，俟得到答覆，再行決定。這種作法實際上是意存觀望，靜候局勢發展。
九月二日，蔣介石派居正、程潛、朱培德為代表到南方商談和平。三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黃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廣西省政府大樓舉行會議，討論和戰問題。會上王公度仍主張團結進步黨派，在南寧另創新局面，直到深夜，未有結論。四日上午繼續討論。李宗仁說：“‘六一運動’（即兩廣事變）以來，雖與各方面有密切聯繫，但只有救國會（楊東蓴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張學良儘管堅決抗日，但倒蔣未必參加，劉湘則始終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況下，廣西獨立支撐，財政斷難持久。如果蔣答應抗日，而又維持廣西現狀，應以和為上策。”於是擬訂了九條和議方案。於九月四日下午一時派劉斐偕居、程、朱三人飛粵見蔣，蔣桂對立就這樣妥協了。顯而易見，蔣桂妥協是王公度極不愜意其出現的一種局面。後來據劉斐在《兩廣“六一”事變》中追述：王公度曾同胡鄂公—樣，主張在廣西開府反蔣。胡鄂公繫於七月廿七日偕李濟深從梧州到南寧，他的意見與李濟深如出一轍。可知在兩廣事變時，廣西內部已有派性存在了。
王公度與張雲逸訪桂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張學良密電，請派人去西安一談。李宗仁於是派劉仲容為代表前往西安晤張。劉仲容到時，西安事變已爆發，張學良接見劉仲容時說：“立即同李宗仁、白崇禧電報聯繫，呼籲廣西的支持。”
一九三七年五月，劉仲容奉派從延安回到廣西。他在延安時曾見到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周恩來副主席。此行是為中共中央代表張雲逸訪問廣西作準備的。
劉仲容在桂林見李宗仁後，李即囑王公度為張雲逸訪桂予以安全保護和交通便利。
原來王公度在香港設有秘密機構，他很快同張雲逸建立聯繫。張雲逸和周恩來副主席於五月離開延安到西安。六月底，張雲逸偕秘書李實（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廣東統戰部秘書長羅理實）到香港，依照王公度的布置，從香港乘船到梧州，到時由梧州市公安局長李一塵負責接待。李一塵是廣西桂平人，王公度的留俄同學，曾任南寧軍校政治教官。此時他凋任梧州公安局長，是專門為張雲逸訪桂安全而作出的人事部署，於此可見王公度煞費苦心。
七月六日，在李一塵的安排下，張雲逸偕秘書李實從梧州乘汽車去桂林，劉仲容預先在荔浦汽車總站迎候，下榻樂群社，由王公度陪同去八桂廳訪李宗仁。
李宗仁對張雲逸訪桂異常重視，七月四日夜即召集白崇禧、李任仁、李品仙、黃同仇、王公度、黃旭初，潘宜之等舉行會議，討論張雲逸訪桂問題。王公度說，中共現在採用的是逼蔣抗日的方針，與我方態度是一致的。應乘此次張雲逸訪桂的機會，建立比較密切的合作關係。黃旭初說，在抗日問題上，共產黨極力與國民黨爭領導權，務須注意此點。當晚未有結論。
七月五日繼續開會。根據黃旭初當天日記，會上有人說，目前政治必須把握下面三點：（一）抗日；（二）民主政治；（三）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即根據上述三點制定其方針政策，所以廣西與中國共產黨在奮鬥目標上實無二致，應與深相聯合。這是誰的意見，黃沒有寫，就後來桂局發展來估計，當屬李任仁、王公度無疑。
黃旭初是最反對上面觀點的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應樹立自己之理論，不能抄襲共產黨理論，方針與政策，此為政治家應有的態度，如果從學究態度去搞政治，必敗無疑。”從上面所述看來，足見當時雙方針鋒相對，爭論激烈。會上只有李任仁，王公度站在一起，其他都是反對派。李宗仁為人厚重，不作左右袒。白崇禧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對待蔣介石與共產黨，也不會即席表態。
反動派精心炮製楊陶增案來陷害王公度
兩廣事變爆發後，潘宜之負責的總政治部設有一個防諜（對付蔣特）的組織，由韋贄唐負責。韋贄唐是韋永成在去德國學習前介紹到政治部去的，其人異常反動，因受鄭士襄排擠，恨王公度入骨，以去王而後快。及兩廣事變和平解決，這個組織就利用其職權轉而對付王公度。
在韋贄唐、黃鈞達（廣西省黨部常委）、蔣培英（南寧高中校長）三人密謀下，一九三七年七月中的一天，白崇禧在南寧處理總部結束的工作，南寧高中校長蔣培英來向白崇禧報告，說他的學校有一位教員楊陶增，在南寧高中發展“托派”組織，反對抗日。白即接受蔣培英的建議，派黃鈞達協同調查。黃鈞達審訊楊陶增時，後者信誓旦旦地說：“王公度是廣西托派的領袖，我是直接受命於王公度在南寧高中發展組織的。”後來白崇禧親自傳汛楊陶增，他也這樣說。白將此情況報告李宗仁，李令韋贄唐負責調查。韋永成對此非常感慨地說：“我以前派韋贄唐、龐耀輝等負責的工作是專為防諜的。想不到今天竟用在王公度身上。”
楊陶增這個人，現在還在，我的一個舊部下陳大文有一次同他談到王公度案問題。楊陶增說：“當時是黃鈞達要我這樣說的，以在物質上給我優厚待遇為交換條件。”事後，李宗仁、白崇禧批給楊陶增每月生活費二百元。這就證明了楊陶增誣說王公度是托派頭子完全是受人指使的。李、白也被蒙蔽了。
據李一塵對我說，在王公度拉到廣西工作的留俄同學中，只有陸一遠、張威遐、區渭文三人參加過“托派”，其他都不是。後來我參閱了所有關於記載“托派”的檔案，其中包括《文史資料選輯》所刊載的《中國托派的產生和興亡》一文，也證實了這一點。
黃旭初是主張去掉王公度最力的一人
張雲逸訪桂所得的唯一成果，是李宗仁、白崇禧十分讚賞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逼蔣抗日”的方針。在兩廣事變後，蔣介石多次派人到廣西邀李、白入京，共赴國難，他們都一一婉辭，並作出了這樣的決定，只要蔣介石不抗日，他們就不到南京。
1937年9月1日，《南寧民國日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蔣介石以“蒸午”電任李宗仁為廬山暑期訓練團團副（團長蔣自兼），李不應。僅派黃旭初、夏威兩人去廬山就訓。七月三十日，廬山訓練團教育長陳誠約見黃旭初、夏威，說蔣要他們兩人電李、白入京，同時蔣派劉斐持蔣函去桂訪李、白。劉過九江時上廬山晤黃旭初，說蔣迫於形勢，只好抗日。八月二日，蔣介石親電李、白，邀白崇禧入京共濟艱巨。根據當時情勢估計，蔣要白入京以增強他的政治聲勢。八月三日，白電復蔣允應邀入京。八月四日，白乘蔣派來的專機從桂林飛抵南京，潘宜之、劉斐、黃季陸同行。八月六日，蔣在召開的軍事會議中宣布任命白崇禧為代參謀總長（因參謀總長程潛在平漢線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八月下旬，黃旭初、夏威在廬山受訓完畢，到南京晤白崇禧，時王公度也從香港到了南京。在臨別時，據黃旭初在日記中寫道：“健公（白崇禧）對余云：思想糾紛問題，囑回報德公（李宗仁）早日處置。特使王公度隨同回桂，免其他適。”黃日記中所說的思想糾紛問題，即聯共抗日與反共問題。王公度當然是主張聯共的。至於“使王公度隨同回桂，免其他適”，又預示著等王公度一到廣西，就要把他抓起來。黃旭初當時是廣西省政府主席兼“革命同志會”政治委員會主委，專門處理有關這個秘密組織中的政治問題。他鑒於抗戰爆發後，李、白均將離開廣西，後方由他負責，而王公度是負責組織的，有民眾基礎，必須搞掉王公度，才能消除心腹大患。如要達此目的，他個人還不行，必須聯絡潘宜之、李品仙才能做到。不久，潘宜之也應邀回到廣西。
說到潘宜之，還應補述一事，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九日，蔣派財政部長宋子文由廣州飛抵桂林，商談廣西金融問題。原來蔣桂在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後，廣西銀行發行以毫洋為單位的桂鈔，究竟同中央銀行的法幣的比值如何確定，迄未得到解決辦法。宋抵桂後，李、白派潘宜之負責同他商談。結果宋得蔣的授意，十分慷慨，答應以法幣一元兌取桂鈔二元，並不查問廣西銀行發了多少桂鈔。這無異在財政上幫了李、白一個大忙。有沒有交換條件呢?肯定是有的。後來看到潘宜之那樣熱衷於搞掉王公度，因知木有本，水有源，固非偶然。
八月廿二日，李宗仁聽取了黃旭初關於白崇禧所說“思想問題”的傳達，第一次召集李品仙、夏威、黃旭初三人討論此事。黃旭初在日記中寫道：“經年懸案，現在始獲初步決定。”他為什麼說“經年懸案”呢?原來這一問題，在兩廣事變時已經存在了。這關係到聯共反共問題，黃旭初是最反共的。他在七月四日日記中寫道：“共產黨極力爭領導權，我套用最新式之方法打倒之。”“我欲打倒共產黨，應樹立我自己之理論。”觀乎此，就可概其餘了。
王公度被害的經過
在黃旭初、潘宜之、李品仙等人策劃下，自八月廿二日起，派韋贄唐負責調查王案，這就給韋以落井下石的機會。韋報告王公度有其自己的組織體系，竟說得那么神秘：“核心之中有核心，外圍之外有外圍。”示意王公度是利用“革命同志會”來做幌子以發展其個人組織的。根據黃旭初日記，八月三十日，李宗仁下令將王公度、譚裕看管，並電南寧將謝蒼生（謝那時己任南寧軍校政治部主任）、韋乾等扣留查辦。
黃旭初在九月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前日檢查王公度之行李，有《目前工作計畫大綱》，赫然王公度欲自為首領，企圖破壞團體（即‘革命同志會’的代名）。該檔案之字跡，極似何作柏手筆，訊之果然，因即扣留。”
關於何作柏被扣一事，丁中江在《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一文中說得比較詳細。丁文說，與王案有關而一度任過白崇禧的侍從副官陳壽筠說：“黨所畢業的同學（即李任仁主持的黨政研究所），有一個叫何作柏的，原先是軍校政訓處的處員，後來調總司令部任秘書，但是他真正的工作是跟王公度任秘書。王被扣時，他也一同被扣。潘宜之提他到潘公館單獨同他談過兩天的話，並把他的太太莫棲遲也接了去，威脅利誘，由何寫了一份自白書，然後根據這份自白書來定王的罪狀。”“所謂在王的行李內搜出他指導幹部的工作綱領，也是何作柏這樣供的，說王公度在被捕前，住在桂林大華飯店的時候，曾經召集了十多個工作幹部談話，指導如何工作，當場決定一個奪取政權的工作綱領，而這個綱領，又是註明王公度口述何作柏筆記的。”
有了這個所謂“工作綱領”，李宗仁遂以此為依據，於九月六日中山總理紀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壞團體、爭取政權之陰謀”。實際上所謂破壞團體奪取政權，只因這個“綱領中有前方爭取地位，後方聯絡中共”兩句話罷了。
至九月二日李宗仁召集的討論黨案會議中，已成立了一個審訊王公度委員會，以李品仙為委員長。韋永成也是審訊王案的成員之一，他在《王公度案》一文說：“王公度被押後，此案不審不問，終不是個道理，一般人總是說；捉虎容易縱虎難。李（宗仁）為解決此事，指定高級幹部審訊此案，我一看參加審訊的名單，就知道王公度非死不可……一般高級將領以及省高級幹部，除李任仁外，都對王公度不好，也可以說是怕他。他們認為如果王公度的小組織發展成功，下層幹部都聽王公度，權力可以超過李、白，一般高級幹部哪能不怕。”徐亮之也說他“開罪軍人”是他致死的“遠因”。
九月五日，即李宗仁公開宣布王公度“罪狀”的前夕，以李品仙為首的審訊委員會，“判極刑十三人，李德鄰逡巡不忍，逾旬無執行意。時廖磊率軍北上抗日，揚言說：‘公度不死即頓兵不前’”。李宗仁不得已乃於九月十五日由“第五路軍總司令部將王公度、謝蒼生、區謂文（參加過托派）、韋乾（共產黨員）、陶保垣（共產黨員）、崔真吾（南寧高中教員）槍決，並密令黨政軍知照”。黃旭初得意洋洋地說：“此為本省第二次清黨，距第一次清黨適為一十年。”黃旭初把殺害王公度等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視齊觀，是則王公度案的本質如何，已不難想見了。
丁中江在《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引述了陳壽筠的回憶：據說當天早晨（即九月十五日），憲兵團長鄧光倫親攜酒肉到王公度被扣押的房間，請他吃酒，王公度不料有此結局，大吃一驚，大聲喊道：“李宗仁竟要殺我！”曾向鄧要求見總司令，鄧不許。王公度喝了一碗酒，就被綁至南門外刑場槍決。
事情再沒有比這更湊巧的了，九月十八日我應召從歐洲返國參加抗戰，同陳濟棠、林翼中等乘義大利郵船CONTEYERDE號從威尼斯到新加坡，上岸訪《星洲日報》編輯黃征夫，當天該報便以橫額彩色大字標題發表“廣西發現托派活動，王公度已被判處決”的訊息，當時不禁在想：如果我不去歐洲學習，有我這樣善於調處人事關係的人從旁緩和廣西內部矛盾，王公度或不致於有這樣的悲慘結局。
王公度被害以後的反響
一九三八年初，軍事委員會在武漢進行了一次改組。我那時以副參謀總長辦公室秘書的名義在白崇禧身邊工作。白把我介紹給蔣介石，說我一目十行，過目成誦，那當然是過譽了。蔣為此把我任為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副處長，那時處長是胡宗南，康澤是代處長。
一九三八年國民黨臨全會閉幕後，蔣要白崇禧介紹一些廣西政治幹部到中央機關去工作，指名要李任仁留在中央，但李堅決拒絕。白看到廣西缺乏政治人才，不禁大罵王公度案處理不當，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象王公度那樣的人，只要關他幾個月，就可以放出來重新予以任用，萬萬料想不到竟死了那么多人！”特別是王公度的副手謝蒼生能說能寫，詩文並茂，兼白崇禧的賞識，現在抗戰軍興，需才迫切，白崇禧時時想起他來，認為王案損失太大了。
徐亮之（梗生）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談到王案時鄭重地對我說：“所謂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當王公度處死後，立刻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對外要怎樣解釋呢？就是說要加給他什麼罪名呢?對此，李宗仁繞室傍徨，一籌莫展。我因建議道：‘何不給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納議，遂定案。”韋永成在《王公度案》一文中則提供了另一說法：“殺了王公度說是要公諸世人，有一天潘宜之叫總部當秘書的徐梗生（即徐亮之）來，吩咐寫一篇文章發錶王公度案的經過。王公度等罪名是加上托派的陰謀，這是潘宜之親口杜撰的，也是我親自在場所聽見的。這訊息發到廣西、香港各報，於是大家都相信王公度是托派了。”韋文還說：“白健公（白崇禧）與我談起此事，白說處理王公度案， 當時未能詳加考慮，即倉猝處決王公度、謝蒼生、區渭文等，實是廣西很大的損失。”
白崇禧對王案做了一些善後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從武漢分電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第五路軍總部總參謀長夏威，將王公度案受嫌在押的李一塵、張威遐等立即釋放，並調到安徽工作。那時廖磊以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政府芒席，對李一塵、張威遐等深資倚重，並不歧視，白電到後，其他王公度案中人潘欣提（判三年）、陳大文（三年），陳壽筠（三年）、韋開（三年）、戴家瑾（二年）、楊贊中（--年）、謝殿棟（二年），韋勉之（一年），王心恆（六個月）等通通無條件地釋放。其中陳壽筠到白崇禧那裡當侍從副官，王心恆在一九三九年到我主持的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當設計委員。從此看來，王公度等死得多么冤枉！
通過王公度聯繫訪問廣西的張雲逸，抗戰爆發後任新四軍副軍長。在他安排下，新四軍四支隊在台兒莊戰役中歸李品仙指揮，運動於淮河流域，牽掣從津浦南段北上的日軍。在這樣北動南不動的情況下，使李宗仁得以集中兵力，克敵制果，取得台兒莊的偉大勝利。（許高陽著的《國防年鑑》，明確註明新四軍四支隊歸第十一集團軍戰鬥序列內）王公度死而有知，亦可告慰他在天之靈了。
一九六五年七月，我同李宗仁回國後，一直致力於為王公度做翻案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那時北京正在醞釀天翻地覆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依舊在北戴河海濱陪同李宗仁過著優哉游哉的避暑生活。一天，吃中飯後，我們在走廊里聊天，劉仲容忽問李宗仁：“德公，當年你為什麼殺王公度?”李宗仁聽了，一聲不吭。依我看來，他有難言之隱。因為他屈服於南京、廣西兩方面頑固派的壓力而殺害王公度，事後且不能透露真相，而隨便加以“托派”的罪名，這樣一樁不光彩的事，他能夠說些什麼呢！
“四人幫”垮台後，劉仲容去問一位有關部門的負責人：“王公度究竟是不是托派?”他所得到的答覆是：“康生說他是托派。”一天，劉仲容同我談及此事，十分惱火，他說：“康生含血噴人，他給王公度戴上托派的帽子，這無異給周總理臉上抹黑。”言下猶有餘憤。因為西安事變前後，正是周總理派他通過王公度去聯絡李、白的。那時，康生的問題還沒有被揭露，劉仲容卒無如之何，不久他就與世長辭了。
—九八—年，我對王公度案的調查工作有了重要的突破。一個朋友從美國寫信給我說，在美西部黃旭初的家屬那裡發現了黃旭初的全部日記，但一次只能借閱一本。我請他把一九三七年的那本借來，並把七、八、九三個月有關王公度案的部分複印給我，與此同時，徐梗生在香港逝世後，他的夫人趙湘琴女士回到桂林定居，她帶回徐所寫的《亮齋隨筆》和丁中江所寫的《廣西王公度被殺的前因後果》。另外，許高陽的未亡人黃紉秋女士又把韋永成在台北《傳記文學》第卅二卷第一期所發表的《程思遠、馬君武、王公度》一文影印給我。有了這些珍貴材料，加以我個人多年調查所得結果，博證總考，認為對王公度案作出結論，以正視聽，是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