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王余杞（1935年在北平留影）王余杞生於1905年3月9日，四川自貢市自流井區人。出身在一個家道中落的鹽商家庭，父親知書識理，受家庭影響，從小喜愛文學。
1924年王考入北京交通大學，讀大學期間，已開始從事小說創作。1927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一部喜劇》，著名作家郁達夫讀後十分欣賞，將其譽為“傑作”。不久，相繼又在天津《國聞周報》等報刊上發表《麼舅》、《老師》、《百花深處》等短篇小說。
1929年他的短篇小說集《惜分飛》，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郁達夫作序，對其作品給予高度評價，稱之為“力的文學”。這年暑假，他第一次會見魯迅和郁達夫，他們的談話使之深受啟示和教益。1930年初，由學校組織東渡日本實習，9月實習結束回國，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北寧鐵路局工作。
王余杞雖然學的理工科，但始終愛好文學創作，不斷利用業餘時間寫小說。1931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浮沉》，由北京星雲堂書局出版。同時還在法商學院學生組織的一個學術團體的幫助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朋友與敵人》，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荒淫無恥，歌頌了正在蓬勃興起的人民革命事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已從單純的反映青年學生生活，轉而觸及尖銳社會現實問題，題材的深度與廣度都有較大的擴展。“九·一八”事變以後，作家筆鋒一轉，開始了對日本侵略者憤怒的聲討和揭露。1933年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步步緊逼，在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驅使下，大片國土淪陷，華北危急、平津危急！當時天津的熱血青年，組織各種愛國團體，展開抗日救亡運動。王余杞也積極參與其中，並參加中共北京市委地下組織創辦的婦女周刊《異軍》的編輯工作。他還以東北義勇軍為題材，寫了一部反侵略的長篇小說《急湍》，由上海聯合出版社出版，署名隅棨。
王余杞與夫人合影（1963年）在一次回四川老家的船上，他親眼見到由於中國工農紅軍在川陝活動，當地地主老財狼狽逃竄的情景，而寫出了短篇小說《在輪船上》，該文後來連同另外一個短篇《落花時節》合集出版。《在輪船上》曾刊登於天津《國聞周報》上，該報主編王芸生盛讚此文，並親自撰寫介紹評論。從家鄉自貢回到天津後，根據自己蒐集到的鹽場辦井燒灶材料，加上鹽商家庭的片段回憶，乃至商業資本侵入鹽業生產的情況，創作長篇小說《自流井》。《自流井》先在南京出版的《中心評論》雜誌上連載發表，直到1944年才由成都出版的東方書社正式出版，署名曼因。現此書已被美國國家圖書館收藏。1933年，鑒於當時天津新聞出版業的“書檢”，相對沒有上海嚴格，王余杞接受上海左翼作家宋之的的建議，在天津創辦了一個進步的大型文學月刊《當代文學》。這個刊物以“當代”定名，這更著眼於眼前的時代，刊登的是最新的作品，即為人民大眾所需要的作品。1934年7月，《當代文學》創刊後，遵循“文須及時”的辦刊宗旨，發表了大量密切配合現實鬥爭的文學作品。如發表宋之的、葉紫、聶紺弩、丘東平、夏征農、李輝英的短篇小說；艾青、甘運衡、魏照風的詩歌；澎島、文殊、陳明中的劇本等，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動盪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暴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侵略者的罪惡，歌頌了人民民眾不屈不撓的抗敵鬥爭。郁達夫、周作人、蒲風等也曾先後為刊物寫稿。《當代文學》的出版，給北方文壇帶來了生機和活力，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中共領導下的北方“左聯”組織，及時吸收了王余杞為“左聯”成員，對他主編的這一刊物給予指示，並將《當代文學》作為北方左聯的一份機關刊物。它聯繫了南北兩地相當的“左聯”作家，在三十年代中期國民黨政府反革命文化“圍剿”下，成為革命文學的一個重要陣地。該刊越來越多的戰鬥色彩，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天津檢查機關誤認為是魯迅編輯的刊物，於是勒令取締。《當代文學》雖然出版時間不長，共發表各類題材的文藝作品和論著80多篇，但影響力很大。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其編譯的《活的中國》一書中，把《當代文學》列為“刊有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極有價值的資料”。
《當代文學》遭到停刊後，王異常氣憤。1935年3月，他在《庸報》副刊上創辦了周報《噓》。在發刊詞中，他寫道：“情感在內心激動著，不能笑、不能哭，不能吶喊，就只有噓。噓，噓是對鬼影的蔑視，噓是對黑暗的抗爭……到處噓聲發動時不也可以集成一聲有力的吶喊么？天，這就快明亮了呢！”發出革命文學的時代強音。次年上海左聯解散，成立文藝家協會，北方左聯改組成立作家協會，王當選為作協執行主席。“西安事變”後，他的長篇小說《海河汩汩流》，在天津《世益報》副刊“語林”上連載發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犯下的累累罪行。其間他還參加了天津影響較大的革命文藝組織海風社，出版了天津一帶頗有影響的進步文學刊物《詩歌小品》。1937年5月他主持召開天津文藝座談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天津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王在天津的活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天津淪陷後，他被迫離津南下。
王余杞來到上海後，任上海流亡演劇隊的總務。後應葉以群之約，王與劉白羽率領救亡流動演劇一隊，在八路軍總部等地演出過程中，謁見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等八路軍將領，他與劉合作，寫出《八路軍七將領》一書，這是國民黨統治區第一部有關八路軍情況的傳記小說。1938年，王余杞回到故鄉自流井，擔任《新運日報》主筆。1940年，參加自貢地下黨領導的自貢抗敵歌詠話劇團，任團長。同年，因從事進步活動和參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成都遭國民黨當局逮捕，後由同鄉、革命人士王冶秋，托人請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抗日戰爭勝利後，王重返天津，在天津市政府任職，主持出版《天津文化》。他積極從事戲曲尤其是話劇方面的活動，並試圖改革京劇。此間，他還完成了敘事長詩《八年烽火曲》的創作。
全國解放後，1951年任北京交通大學副研究員，次年任人民鐵路出版社編審，具體負責編寫《中國鐵路史》一書。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派往青海鐵路工段勞動改造，歷時20年。
1978年，王的冤屈得到改正，受聘華中理工大學名譽教授。
1980—1982年，他和友人聞新國合作完成《歷代敘事詩選》的選編，並撰寫前言，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後他還出版了個人舊體詩集《黃花草》。
1985年，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際，王余杞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參加自貢抗敵歌詠話劇團的紀念活動。1989年11月因病辭世，終年84歲。
人物年表
1905年3月9日
出生於四川自貢市。祖父王朗云為自貢大鹽商之一，兼通文墨，足智多謀。主張“教育救國”，並創辦了自貢第一所新學堂“樹人學堂”。其父王迪懷（筆名滌懷、鐵鞋）為留日學生、同盟會員，在武昌起義前曾參加保路同志會。1910年回國後從事中醫，在鄉里醫德、醫術都有較好的口碑，併兼顧“樹人學堂”的教育工作。
1913年
在家鄉上樹人國小，讀文言書。隨後認字漸多，也讀一些課外書和各種舊小說。愛看川劇，愛聽故事性的“聖諭”。當兵荒馬亂、學校中斷的時候，大量閱讀課外書。
1921年
1921年暑假，國小畢業。奉父命隨一個表哥上北京讀書。因為家道逐漸中落，其父給他的任務是：“重振家業，光耀門庭”。
10月底到北京。
1922年
這年寒假後，由於王余杞表哥的兒子上的是勵志中學，他也投考該班的插班，上了一年級第二學期。該校是段祺瑞系統的軍閥辦的，帶軍事性質。讀了一年，王余杞感到拘束，自動退學，住到馬神廟一家公寓裡自修。從此讀到一些新書刊，聽到一些新演講，到處參加社會活動。
1923年
參加了由中國大學舉行的“二七”追悼大會，對軍閥的專橫殘暴極為憤慨
1924年
考入北京交通大學預科。
1925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人陳道彥。依照國共合作的方針，同時也參加了國民黨。入黨後，除了學習檔案外，還搞宣傳，最後搞過一次全城貼標語、發傳單，準備暴動的活動。
1926年
受反帝愛國思想影響，思想極其活躍，投入革命活動。和陳道彥（小組的負責人，後改名陳明憲）、翟永坤一起編輯《荒島》半月刊，在該刊第六期上發表第一篇小說《ACOMEDY》。 這篇習作，被在上海的郁達夫看到，在他主編的《大眾文藝》上發表文章加以讚許。以後與郁達夫就有了通信來往。與《荒島》同仁在交大內辦了個平民夜校，這是組織上號召辦的，北京的各大學校都一致行動。
1927年
北平黨組織遭破壞，隱蔽了一個時期，與組織失去了聯繫。與陳道彥、朱大?乖諞黃稹2瘓茫?陳道彥轉學到法學院，王余杞與朱大?共渭恿恕巴餃簧紜保?在《華北日報》上出了一個《徒然》文學周刊。
1928年
在北平與翟永坤合開了“三友書店”。王余杞的那部分叫做《百花深處》，收入了他冊初期小說習作。（由北京三友書店出版）
1929年
這年暑假，去上海實習，會見了郁達夫，郁為其在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短篇小說集《惜分飛》，並為這部小說集做序，稱之為“力的文學”。通過郁達夫見到魯迅，受益匪淺，給魯迅主編的《奔流》轉譯了契可夫的《愛》。
1930年
畢業前由學校組織東渡日本實習，9月實習結束回國。畢業後分配在天津北寧鐵路局工作。業餘仍然從事創作。
1931年
出版長篇小說《浮沉》（北平星雲堂書局出版），由寫學生生活轉而寫社會革命。投稿的範圍發展到上海，但根據地還是在天津。在《庸報》上辦副刊《噓》，取魯迅的“五講三噓”之意。在發刊詞中他寫道：“情感在內心激動著，不能笑，不能哭，不能吶喊，就只有噓。噓，噓是對鬼影的蔑視，噓是對黑暗的抗爭……到處噓聲發動時不也可以集成一聲有力的吶喊么？天，這就快明亮了呢！”“九一八”事變後，替北寧鐵路局編寫了一本《事變紀要》（主要記載鐵路遭受的損失，書未署名）。又在北平星雲堂出版了一本鐵路論文小冊子《北寧鐵路之黃金時代》，論述東北鐵路東、西四路聯運得過程和作用
1932年
結婚。夫人彭光林，系北師大中文系學士，重慶人。從此開始了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五十六年婚姻生活。
1933年
北平地下黨邀其協助創辦婦女周刊《異軍》。
1934年
七月，創辦大型文學月刊《當代文學》，並任主編。創刊號上的啟明老人的《再論吃茶》和第三期上的郁達夫的《故都的秋》，都被評論家譽為名篇，選入當時的語文課本。8月下旬到9月初，郁達夫到北平後，王專程由天津來陪同遊玩，並約請他寫篇北平秋色的散文。郁達夫在8月16日的日記寫道：“晨起，為王余杞寫了二千字，題名《故都的秋》。”
出版短篇小說集《朋友與敵人》。
1935年
應《青島民報》邀請，出版周刊《避暑錄話》，合作者有老舍、臧克家、王統照、洪深、吳伯蕭等
1936年
因中國左聯解散，北方左聯也自動結束，同時另行籌組北平作家協會。出在北平作家協會成立會上王余杞與孫席珍、曹靖華、楊丙辰、高滔、李何林、張致祥、澎島、陳北鷗等十幾位被選為委員。出版長篇小說《急湍》，開始在天津《益世報》副刊連載小說《海河汩汩流》，寫日本帝國主義以天津為侵略的大本營，並出現海河浮屍。
1937年
1937年上半年，王余杞居天津，與劭冠群、曹棣華等共辦《海風》詩刊。是《詩歌小品》的主要撰稿人，負責改版後《詩歌小品》的編輯工作。天津淪陷後，《益世報》副刊停刊，連載也被迫中斷。同時王余杞被列入日本特務機關的黑名單，因此，他南下南京，與崔嵬等人參加上海救亡演出隊一隊，演出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戲劇，如《放下你的鞭子》。在途中，發現短篇小冊子《將軍》已被編輯出版。參加演出隊集體作品《八百壯士》的編寫。編成短篇小說集《落花時節》，未得出版，稿已散失。
1938年
從臨汾到武漢，與劉白羽合寫《八路軍七將領》，負責寫其中《朱德》、《賀龍》、《林彪》三篇，《賀龍》一篇得到別的叢刊選收，書後被禁。8月，回到故鄉自貢，應川康鹽務總局的於去疾邀請任自貢市《新運日報》主筆，連載隨筆《我的故鄉》，寫到1940年3月，約共四百篇，每篇千字左右。內容堅持抗戰，迎接新生事物。
1939年
任自貢歌詠話劇團團長，在自貢各地演出抗日劇目，宣傳抗日。
1940年
因親共抗日，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1940年秋自貢市黨部、市三青團部、警備司令部擬出了一道聯合命令“王余杞市自貢市共產黨市委書記（王余杞並非自貢市共產黨市委書記）。他與共產黨員李吉淵、陳厚坤過從甚密。必要時加以逮捕。”王余杞得到訊息準備避難，在成都被國民黨逮捕，投入監獄，為馮玉祥保釋後轉驛運處工作。
1944年
在成都東方社出版長篇小說《自流井》，用筆名“曼因”。書中寫井鹽生產和工商也者的失敗，用四川方言，當時頗行銷。
1945年
在重慶出版補寫完篇小說《海河汩汩流》，補成老一代死去，新一代前進。
1946年
重返天津，先在北寧路局供職，後在天津市府任職，並從事話劇活動，寫長詩《八年烽火曲》（載於成都文協會刊）。
1950年
任北京鐵道學院副研究員。
1951年
任人民鐵道出版社編審，編寫《中國鐵路史話》一書，尚未出版。
1957年
錯劃為右派，下放青海鐵路工程段勞動。
1964年
調至福建沙縣鐵路採石場勞動。
1965年
在福建永安鐵路工程一段辦理退休。
1978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右派問題得到改正，為三十年文學史寫過多篇資料性文章，如《在天津的七年》、《冶秋和我》
等。
1981年
華中理工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1982年
與聞國新合著的《歷代敘事詩選》出版。
1989年11月
病逝於廣東汕頭，享年八十四歲。
人物生平
王余杞是現代文學著名作家、左翼作家聯盟盟員，自上個世紀20年代後期，即開始活躍於我國文壇，寫出具有社會影響的多部小說，受到魯迅、郁達夫等著名作家的關注。後在天津主編大型文學月刊《當代文學》，北方“左聯”改組後，擔任作協執行主席。他在川藉作家中頗負盛名，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激情創作
王余杞生於1905年3月9日，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人。出身在一個家道中落的鹽商家庭，父親知書識理，受家庭影響，天資聰穎的他，從小喜愛文學。在自貢地區王、李兩家是大姓，都是富甲當地的鹽商，流傳的順口溜說：“不姓李，不姓王”。王余杞少年時期就讀於樹人學堂，這所學校為王氏家族自辦，原一直不收外姓學生。此校實行新學，教師水平較高，過得硬。王在校刻苦努力，成績優異。特別在文史知識方面，博聞強記，為今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王余杞16歲時便離開故鄉，隨親戚到當時的北平念書。1924年王考入交通大學北平鐵路管理學院，讀大學期間，已開始從事小說創作。當時的舊中國軍閥割據，社會動盪，經濟蕭條，滿目瘡痍，激發了他愛國愛民的憂思，進而形諸於文字。他寫文章來得很快，注重打腹稿，他利用閒暇和睡前，有時甚至在課堂聽課，也在構思小說情節。
1927年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一部喜劇》，著名作家郁達夫讀後十分欣賞，他在上海出版的《大眾文藝》第3期上撰文，將這部小說譽為“傑作”，這給王以極大的鼓舞。不久，天津的《國文報》改為《國聞周報》，內容仿照上海《東方雜誌》，刊後附有小說，而且提倡新型。王將短篇小說《麼舅》投去，很快得以發表，受到編輯何心冷的好評。後來這篇小說傳到家鄉自流井，被當地刊物轉載，這是家鄉刊載王作品的開始。後來他又發表了《老師》、《百花深處》等短篇小說。這兩篇收入王和朱大楠、翟永坤的合集《災梨集》，由北平文化學社出版。以後他在《國聞日報》上陸續發表了《第一》、《媽媽》、《W、F、P》、《TO》等系列小說，1929年他將這些小說匯為一集，題名《惜分飛》，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郁達夫作序，對其作品給予高度評價，稱之為“力的文學”。這年暑假，他第一次會見魯迅和郁達夫，他們的談話使之深受啟示和教益。以後，在與魯迅的文字交往中，還發生過一次重發稿酬的趣事。《魯迅全集》十一卷699頁上，有魯迅致王的信：“余杞先生：函並大稿均受到。《奔流》稿費因第五本由我寄發，所以重複了。希於便中附箋一併交與景山東街未名社李霽野收為感。”1930年初，王余杞由學校組織東渡日本實習，9月實習結束回國，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北寧鐵路局工作。
王余杞雖然學的理工科，但始終愛好文學創作，不斷利用業餘時間寫小說。1932年，他就讀北師大的未婚妻彭光林，過春假來天津，並與之結婚。這時他正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浮沉》，後由北京星雲堂書局出版。此書由於作者對社會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只是對國民黨新官僚的貪污腐化，作了一些揭露，全書顯得有些稚嫩。郁達夫讀後批評道：就說在地毯上跳舞，那是事實上所沒有的。與此同時，王還在法商學院學生組織的一個學術團體的幫助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朋友與敵人》，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荒淫無恥，歌頌了正在蓬勃興起的人民革命事業。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已從單純的反映青年學生生活，轉而觸及尖銳社會現實問題，題材的深度與廣度都有較大的擴展。“九一八”事變以後，作家筆鋒一轉，開始了對日本侵略者憤怒的聲討和揭露。他以東北義勇軍為題材，寫了一部反侵略的長篇小說《急湍》，由上海聯合出版社出版，署名隅棨。“西安事變”後，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海河汩汩流》，在天津《益世報》副刊《語林》上連載，小說通過對天津海河浮屍案及進步青年奮起抗日活動的描寫，深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犯下的滔天罪行，對天津正在發展的抗日救亡運動，起到了極大地推動作用。
在一次回四川老家的路上，當輪船抵達萬縣，正是徐向前率領紅軍，震懾兩開（開江、開平）之時。他親眼見到惡霸、老財們狼狽逃竄的情景，四川的土皇帝劉湘和他的軍師“劉神仙”，已招架不住。據此見聞，他寫出了短篇小說《在輪船上》，該文後來連同另外一個短篇《落花時節》合集出版。《在輪船上》曾刊登於天津《國聞周報》上，該報主編王芸生盛讚此文，並親自撰寫介紹評論。王在故鄉自流井，見景況日非。農民終年勞累，不得溫飽；商業資本抬頭，封建家庭沒落；工人生產、生活條件惡劣，不斷罷工。回到天津後，他根據自己蒐集到的鹽場辦井燒灶材料，加上鹽商家庭的片段回憶，乃至商業資本侵入鹽業生產的情況，當然包括辦灶經營，封建崩潰，勾心鬥角，兩極分化等等，創作出長篇小說《自流井》。《自流井》先在南京出版的《中心評論》雜誌上連載發表，當他離開天津時，全書已刊登完畢，稿子留在家裡，在日機轟炸中他們全家逃難。過了兩天，王妻才冒險回家清理，揀得這分存稿。直到1944年才由成都的東方書社正式出版，署名曼因，出版後頗能行銷，很受讀者歡迎，現此書已被美國華盛頓國家圖書館收藏。
天津辦刊
王余杞非常喜愛寫帶有時代氣息的文章，可在國民黨統治下，稍有時代感、民族性的卻根本發表不了，即便是發表出來，文章已是面目全非。為此，王余杞 曾相當苦惱，他多么希望有自由寫作的空間，以及能有自由發表的陣地。“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天津作為華北的前哨，反響更為強烈。當時天津雖有“左聯”小組活動，但很快遭到特務的破壞，天津的革命文學活動一度進入低潮。面對白色恐怖，王余杞毫不畏懼，仍然積極從事革命文學活動。鑒於當時天津新聞出版業的“書檢”，相對沒有上海嚴格，王余杞接受上海左翼作家宋之的的建議，在天津酬辦一個進步的大型文學月刊《當代文學》。宋之的不斷來信催促，並將一大包稿子寄給王 。王余杞找到當地僅有的一家大書店——天津書局，它是夫婦二人的家庭組合，想讓他們印行。一談倒很熱心，但一核計，便臉上出現難色。王眼看事情要黃，就給兩口子打氣。舉北新書局的李小峰為例，以《語絲》起家，現在成了上海灘上的大老財，——藉此讓他們眼紅。後來，王余杞不斷給書局老闆協商，甚至將稿子抱去給夫婦倆看。介紹這些稿子都是人人喜愛的狗不理包子、東站飯攤上的餑餑熬魚和煎餅果子攤雞蛋，提起來就要叫人流涎水。總之，他認為天津這個地方，實在太需要匕首、投槍、尖刀、響箭、暴雨、驚雷……這些摧枯拉朽的力量了。殘酷的現實終究教育了這對年紀還輕的夫婦，國家危亡、民族覆滅的憂懼威脅著他倆，使他們終於接受了作家的建議。
這個刊物以“當代”定名，這更著眼於眼前的時代，刊登的是最新的作品，即為人民大眾所需要的作品。1934年7月，《當代文學》創刊後，遵循“文須及時”的辦刊宗旨，發表了大量密切配合現實鬥爭的文學作品。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王余杞指出了在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下，許多進步的、革命的，帶有時代感的刊物，“不遭流產，必也夭折”的現實，同時提出《當代文學》的使命：應當以廣大讀者為對象，應當合乎廣大讀者的需要，使刊物成為讀者們一個公開發表作品的處所。這無疑是對國民黨反動當局書刊檢查的一個公開對抗。但正是這一點，《當代文學》創刊後，立即在民眾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創刊號上刊登董秋芳的一篇翻譯論文和徐盈的一篇小說外，大多是宋之的從上海寄來的稿子。其中有聶紺弩的小說《金無爹》，艾青的詩《ADLEU》，以及王余杞自己創作的小說《母與子》等。當創刊號編排發印時，王余杞專程去了趟上海。其時，宋之的已被捕，王與聶紺弩、紫葉、歐陽山、草明、楊騷等人見了面，他們鼓勵王好好乾，一定要堅持下去。王余杞由上海返津後，更是全力投入編輯工作。其實，該刊編輯部僅有他一個人，約稿、看稿、編排，甚至連封面都要自己設計。用他自己的話講，即為“匹馬孤軍，單絲獨木，忙的暈頭轉向”。
王余杞回憶時曾說：“文學作品雖然不是新聞報導，但也需要緊扣時代的脈搏，儘快地反映現實：對《塘沽協定》，就要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屈辱投降，對察綏抗日同盟軍就要表揚人民的英勇抗日，對江西的“反圍剿”就要歌頌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對南京藏本的尋獲就要指明日本帝國主義的無恥陰謀……如《當代文學》發表宋之的、葉紫、聶紺弩、丘東平、夏征農、李輝英的短篇小說；艾青、甘運衡、魏照風的詩歌；澎島、文殊、陳明中的劇本等，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動盪社會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暴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侵略者的罪惡，歌頌了人民民眾不屈不撓的抗敵鬥爭。郁達夫、周作人、蒲風等也曾先後為刊物寫稿。創刊號上啟明老人的《再論吃茶》和第三期上郁達夫的《故都之秋》，都被評論家譽為名篇，分別被選入當時的語文教科書。《當代文學》的出版，給北方文壇帶來了生機和活力，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北方“左聯”組織，及時吸收了王余杞為“左聯”成員，對他主編的這一刊物給予指示，並將《當代文學》作為北方左聯的一份機關刊物。它聯繫了南北兩地相當的“左聯”作家，在三十年代中期國民黨政府文化“圍剿”下，成為革命文學的一個重要陣地。該刊越來越多的戰鬥色彩，封面變成可怕的鮮紅色，內容雖有些老頭兒作掩護，但其火藥味還是很濃。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天津衛雖然沒有設期刊檢查機關，但藍衣社的耳目到處都有。書刊檢查不能，郵電檢查則可。到第6期時，書局通知王，郵局不接受投遞了。刊物無法發行，這樣只好被迫停刊。《當代文學》雖然出版時間不長，共發表各類題材的文藝作品和論著80多篇，但影響力很大。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其編譯的《活的中國》一書中，把《當代文學》列為“刊有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極有價值的資料”。
《當代文學》遭到停刊後，王余杞異常氣憤。1935年3月，他在《庸報》副刊上創辦了周報《噓》。在發刊詞中，他寫道：“情感在內心激動著，不能笑、不能哭，不能吶喊，就只有噓。噓，噓是對鬼影的蔑視，噓是對黑暗的抗爭……到處噓聲發動時不也可以集成一聲有力的吶喊么？天，這就快明亮了呢！”發出革命文學的時代強音。次年上海左聯解散，成立文藝家協會，北方左聯改組成立作家協會，王當選為作協執行主席。其間他還參加了天津影響較大的革命文藝組織海風社，出版了天津一帶頗有影響的進步文學刊物《詩歌小品》。1937年5月他主持召開天津文藝座談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天津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王在天津的活動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天津淪陷後，他被迫離津南下。（接2樓）
南下救亡
王余杞是一個愛國者，對日本侵略者抱以極大的民族仇恨。早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清晨，王余杞到北寧鐵路局上班，即知道這一驚人訊息。當時訊息封鎖很嚴，事變爆發，日軍首先進占電報電話兩局，使當地訊息不能傳播。但卻沒有想到北平到瀋陽鐵路沿線，都安有電線和長途電話，訊息最終還是傳出來了。此時王余杞悲憤難忍，渾身熱血奔涌，用顫抖著的手，提筆寫下討伐侵略者的檄文：“日本侵華是三十年來是一貫政策，這次事變非濟南慘案所比，我們的對策，唯一的只有戰！戰！戰！……”文章寫完後，坐在對面的同學兼同事潘鳧，將稿子拿去看了一遍，然後搖頭說出了三個字：“登不出”。後來果然如潘鳧預料的那樣，稿子送出後如石沉大海。當天雖有新聞記者跟蹤採訪，但報紙上卻去一字刊登。到了20日，報上才在不顯眼的地方有則簡短新聞，其內容含混：“前夜瀋陽城內發生事故，情形不明。”到了21日，報上才將鐵路局得來的訊息大量刊登。原來那時是宣傳“不抵抗”，只信賴“國聯”來華“調解”、“主持公道”。王余杞憤然寫出的愛國圖存的文章，自然無法見報了。
這次《當代文學》停刊後，“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失陷。王余杞感到“殘暴的鐵蹄爪更踏上了我自己的頭頂，財產已然失去了，生命仍是毫無保障，我們真實像在地獄了苟活著……”這時風聲很緊，他一同編《海風》的青年詩人邵冠群、曹鎮華，在日本人的指使下，被國民黨便衣抓去，很快就押解到日本憲兵隊，折磨了幾年後，慘被敵人殺害。一位在鐵路局派給日本顧問當翻譯的同事，偷偷告訴王余杞，說日本顧問曾打聽過他，希望認識，並勸王趁早離開。得到這一訊息後，他便拋妻別子，冒著不可知的危險，於1937年8月12日，擠上了一隻海船，南下流亡，同行的有李輝英、劉白羽、陳荒煤、金兆野等文化人士。由於船上人多，擁擠得實在無法插足，他們餓渴了一整天。13日船過煙臺，傳來上海戰事爆發的訊息，眼看上海不能去，只好到青島上岸分手。王余杞隨即由青島轉濟南，直到南京，加入正在預備出發的上海救亡演出隊一隊，和隊友一道，途經漢口去了西安。這期間，王應葉以群之約，與劉白羽在八路軍總部等地演出過程中，謁見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等八路軍將領，二人共同寫出了《八路軍七將領》一書，這是國民黨統治區第一部有關八路軍情況的傳記小說，影響較為廣泛，也使抗戰前線的將士受到極大鼓舞。
1938年，王余杞回到故鄉自流井，自貢《新運日報》社長於去疾，聘任王擔任該報主筆。王余杞在報上開闢專欄，連載《我的故鄉》，內容涉及熱愛祖國、團結抗日的方方面面。如在給前線將士的慰勞信中，就切望他們一心一意打“小鬼”，決不能放下手中的槍，大後方的兄弟姊妹，在全力支持他們。王余杞還發起編寫《自貢市志》，邀請熱心此事的進步人士參加，他們在釜溪公園“好園”召開自貢市文藝工作協會，研究編寫工作，由王余杞擔任總編輯。撰寫了有關自貢鹽場的歷史沿革、增產趕運支援抗戰、自貢市容、抗敵救亡運動等許多文章。書稿送國民黨中宣部註冊，其批覆為：內容涉及國防機密，暫停出版，結果一腔心血化為烏有。以後，王余杞參加了自貢抗敵歌詠話劇團，並繼李石鋒後擔任團長，這是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抗日救亡組織。劇團每逢節假日和星期天，就整隊到市區周圍的工廠、集鎮、農村宣傳。他們寫出標語、傳單、口號，進行張貼和散發。並舉行歌詠、話劇演出和示威遊行等活動。在歌詠上，大多選用聶耳、冼星海、賀綠汀、黃自譜寫的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流亡三部曲》、《游擊隊之歌》等。在話劇方面，主要演出《保衛蘆溝橋》、《我們不做亡國奴》、《揚子江風暴》、《國讎》等。劇團的活動的確起到了“喚醒民眾”的作用，對團結自貢和周邊地區人民的一致抗敵，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此外，劇團還通過出版發行進步報刊、舉辦抗日書報流通、開辦戰時民眾夜校、接待救亡組織人員以及慰勞出征將士等，把敵後的救亡宣傳活動，搞得熱火朝天。
劇團的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惱怒，便採取種種手段瘋狂進行壓制。他們一方面將團長和一些骨幹用“充軍邊陲”的辦法調離自貢，一方面對繼任的負責人進行監視、盯梢。1940年初，在王余杞等人的組織下，劇團排演出丁玲的名著《河內一郎》，準備春節公演。但演出前卻接到偽警察局的通知“劇本有問題，停止演出”。市面上又傳出“演《河內一郎》者是漢奸；看《河內一郎》者是準漢奸”的謠言。劇團全體同仁萬分激憤，但也只好停下。隨後報載，成都五大學聯合公演《河內一郎》，適逢當時的省政府主席王瓚緒來自貢，住在川鹽銀行，劇團派員持報面請王同意公演《河》劇，終於3月下旬獲準公演三天。自此劇演出後，鑒於當局白色恐怖的壓力，劇團公開的救亡活動就被迫停止了。這時，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逮捕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王余杞因從事進步活動和領導抗日歌詠話劇團，在成都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被關押在成都行轅監獄。
王的逮捕令是由國民黨自貢市黨部、三青團部、內井警備司令部，三家聯合發出的，這時王余杞正在成都，訊息最先在自貢透露出來，王的八弟即刻趕赴成都報信。誰知，正當王余杞送弟弟上車返回自貢時，被國民黨特務認出，兄弟二人在車站被秘密逮捕。凶信傳來，王余杞夫人彭光林忍著悲憤，一方面打聽訊息，一方面設法營救，並急著去找王余杞的一位地下黨朋友王冶秋，商量辦法。王冶秋曾在自貢蜀光中學教國文，以後去了延安，解放後曾任國家文物局局長。1938年前後王冶秋在蜀光執教，正好王余杞這時也回到自貢。兩人通過書信往還，建立了友誼。他們思想都傾向革命，常常喝茶聊天，無話不談，遂成莫逆之交。彭光林沒有找到王冶秋，卻遇到他的一位親戚，才說王冶秋去了重慶，在馮玉祥處任秘書。不如讓他和馮談，由馮出面保釋。彭光林給王冶秋寫了信後，自己又帶著七歲女兒趕往成都。特務在王余杞家四周包圍了三天，其時，彭光林母女已先期去了內江。到成都後，王冶秋的回信到了，並抄了代馮玉祥寫給“行轅”主任賀國光的保釋信稿。有馮具名的信，表明事件已經公開，又找不到“犯法”的證據，不能任意黑辦。保釋是採用的雙重鋪保，並不準離開成都。至此，王余杞100多天的牢獄之災，終於宣告結束。（接3樓）
苦難新生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全國人民的歡呼聲中，王重返天津，在天津市政府任職，主持出版《天津文化》。他積極從事戲曲尤其是話劇方面的活動，並試圖改革京劇。此間，他還完成了敘事長詩《八年烽火曲》的創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因王在偽市政府里工作，接受地下黨的委託，利用工作之便，保存了部分政府檔案，解放後他愉快地辦理了移交手續。1951年，經孟用潛介紹到鐵道部工作，任北京鐵道學院副研究員，次年任人民鐵道出版社編審，具體負責編寫《中國鐵路史》一書。當時政治運動不斷，他所在的文藝和出版部門，又是處於“風口浪尖”地帶，加之他歷史上多系和舊文人打交道，故自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開始，厄運便緊緊追隨著他。1957年在整風運動中，被錯劃為極右派。之後，帶著膿血不止的痔瘡，有時甚至是脫肛，去十三陵水庫勞動，歷時一年。在第二年臨近春節時，被勒令立即前往青海修建蘭青鐵路，後又參加修建鷹廈鐵路，這是兩條地理條件極其險惡的鐵路。那時恰巧又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食不果腹。一年四季，不論是赤日炎炎還是大雪封山，都要露天勞作，憑著手挖肩挑，每天要完成七立方土的任務。“右派分子”更是要派往最險峻的地段（如蘭青線上“人怕攀登馬不前”的老鴉嘴）。在此期間，王曾三次病情危重，一次因骨折住進醫院，當時無助的狀況，可以想見。一次，王的兒子到採石場探望雙親（其母親在工地上為工人煮飯），只見他戴頂散了圈的草帽，穿一身破舊的勞動服，在用鐵錘吃力地打著石頭，面容黝黑，而且瘦骨伶仃，幾乎認不出是自己的父親了。
在政治上，王余杞可以說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了。但是他竟與工人師傅們交了朋友，代他們寫家書，為他們講古。工人們憑自己的感覺認識人，大家都尊稱他為“王老師”。不堪重荷的政治壓力，並不能泯滅作家的良知和做人的準則。他利用空閒時間，以舊詩的形式，吟詠自己的見聞和所思所感。面對拍桌瞪眼的外調人員，王不卑不亢，堅持實事求是，從不冤枉好人，故此，他吟道：“不夸不縮求真實”；王自青少年時期就恪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條，即使自己身不由己，仍為國家財產的浪費而心痛。他為由於無計畫砍伐，木材常年堆積如山而呼籲：“供求調配待安排”；又為生態平衡慘遭破壞而痛惜：“斧頭丁丁滿山谷，林木稀疏已不聞”；他抨擊時弊，揭露“大煉鋼鐵”中的形式主義：“廢鐵撿回近兩噸，自己拾來自己扔。”文革期間，武鬥頻頻，政府癱瘓，“造反派”奪權坐天下。王余杞居然敢指責“造反派”組織的“卡車三百大遊行”，吶喊“究竟算誰挑武鬥，人民眼裡是非明。”他在福州西湖公園，眼見一場革命風暴，摧毀了亭台樓閣，鏟盡了奇花異草。“公園”已不復存在，嘆道：“圃拔閒花栽玉米，園屠動物餵肥豬。”作家還認為，美麗的自然和人文風光都應開闢旅遊景點，為人民大眾服務：“大地風光歸掌握，不教服務又何為”，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歷經20年非人的勞動改造，終於從煉獄中走了出來。
1978年，王的冤案得到改正，從此獲得了新生。他痛惜失去了的歲月，恨不能時光倒流，他一面四處尋找失散的書稿，想重新開始創作；一面又加緊複習英語，想搞一些翻譯工作。
1980—1982年，他和友人聞新國合作完成《歷代敘事詩選》的選編工作，並撰寫前言，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後他受聘華中理工大學兼職教授。還出版了個人舊體詩集《黃花草》。
1985年，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際，王余杞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參加自貢抗敵歌詠話劇團的紀念活動。1989年11月因病辭世，終年8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