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成
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 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中國人為榮。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稱道的政績。
“玄成”就是魏徵
玄成（音：xuán chéng ）ㄒㄨㄢˊ ㄔㄥˊ，玄成就是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漢族，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縣人，又說河北晉州市或河北館陶縣）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享有崇高的聲譽。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玄成（魏徵）生平事績
魏徵（又：魏徵）成就了大唐盛事，可以說沒有玄成就沒有貞觀之治。我們大多數人只知道魏徵是諫臣，確不知道他又是能臣。 玄成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於犯顏直諫著稱。作為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國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每進切諫，雖極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治，曾先後陳諫200多次，勸戒唐太宗以歷史的教訓為鑑，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仁義”行事，無一不受到採納。貞觀十三年(639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後世都有重要影響。玄成的思想體系
魏徵（玄成）是我國初唐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傑出的歷史學家。 玄成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統，強調“明德慎罰”，“惟刑之恤”。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德、禮、誠、信：一個明哲的君主，為了移風易俗，不能靠嚴刑峻法，而在於行仁由義；光憑法律來規範天下人的行為是辦不到的。“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國家之需要有刑罰，比作駕車的人之需要有馬鞭，馬匹盡力跑時，馬鞭便沒有用處；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合乎仁義，那么刑罰也就沒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罰畢竟是不可少的，他認為法律是國家的權衡，時代的準繩，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輕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執法時“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而決不可“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否則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訟息”。這一點對君主來說尤其重要。所以在進諫時，他總是特別要求太宗率先嚴格遵守法制以督責臣下。在聽訟理獄方面，他特彆強調“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做到“求實”，而不“飾實”，嚴防獄吏舞文弄法，離開事實去嚴訊旁求，造成冤濫。他自己每奉詔參與尚書省評理疑難案件，都按照這些思想，著眼於大體，公平執法，依情理處斷，做到“人人悅服”。 魏徵所著有《隋書》的《序論》和梁、陳、齊各書的《總論》，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編的《群書治要》（一名《群書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諫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兩書里。玄成”諫太宗十思疏”欣賞
魏徵 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諫太宗十思疏 譯文： 我聽說，要想使樹木生長得茂盛，必須穩固它的根部，因為根深方能葉茂;要想水流潺潺，經久不息，必須疏通它的源頭，源遠才能流長。同樣的道理，如果想使國家安定，統治穩固，就必須積聚道德和仁義，緩和與百姓間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卻要它流長，根不牢固卻要樹長得茂盛，德義不厚卻想使國家安定，我雖然無知，也知其不可，更何況像您這樣的明君呢！作為統治天下的國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從長遠利益出發，那就等於是刨了樹根希望樹木茂盛，堵了源泉還要流水暢通啊！ 歷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實多，而善終者卻少。難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艱難嗎？原來是在打天下的時候，帝王對待臣民誠心誠意，一旦得志，便縱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誠相待，雖遠隔一方心也會在一起；如果遠離臣民，即使是骨肉之親，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嚴刑監督，用威勢鎮壓百姓，就會使百姓外表恭順而內心不服。時間久了必然會激起民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懇請國君接納臣下的建議：遇其所好，理應“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麼，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為前提；想到高處不勝寒，就要謙虛並加強自己的修養；擔心驕傲自滿會招來損失，就應有江海容納百川的度量；喜歡遊樂，就要嚴格按照國君一年打獵三次的規定；害怕自己懈怠;就應慎始慎終；憂慮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虛心納諫；害怕讒言和邪惡，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賞賜不要因為個人的喜好亂加賞賜；施行刑罰，也不要因為自己一時怒氣而濫用。總之，如果國君您能發揚光大這十點陳述的話，選拔能者任之，擇其善者從之，那一定會使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自然可以達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裡需要您勞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職事呢？令人嚮往的大唐盛世
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機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書記載： 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二、空前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像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中國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裡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三、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
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四、分權制度的初步嘗試
中國封建體制的主要特徵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極大地限制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徵――分權原則。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當時的賢臣魏徵就供職於門下省）。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五、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楊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唐朝的強盛給統治者在對外關係上帶來了無比的自信，因而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絲綢之路貿易興盛，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 是聯繫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綢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相關詞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