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潘恩良祖籍中原，後移居廣東惠陽，1930年出生於香港，5歲時父親去世，11歲起給外國資本家當童工，備受欺凌，飽嘗艱辛。1951年在愛國主義精神鼓舞下，潘恩良來祖國內地讀書，1958年畢業於大連醫學院。當他滿懷熱情，準備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卻被戴上“右派”帽子，內定為“特嫌”，分配到台安縣醫院。當時偏僻的台安縣城，電燈不明，電話不通，井水不淨，馬路不平。在逆境中，潘恩良始終堅信：天不會總陰著，母親對兒子的誤會總有一天會消除。好好乾，用實際行動讓黨了解自己!由於工作勤奮，業務突出，潘恩良以每月27元的工資待遇，挑起醫院外科大手術主刀的重任，努力在為解除病人痛苦中尋找精神寄託，很快改寫了台安縣醫院只能做簡單手術的歷史，並且帶出了“一切為了病人”的新風。當病人把淌著膿血、散發肉臭的腳伸到他面前時，旁觀者忍不住噁心，把頭扭過去嘔吐，連病人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可他卻用手指抹些膿血拿到鼻子底下仔細地聞一聞，以便準確診斷病情；病人腸穿孔，腸壁多處溢糞，他精心為病人清洗、消毒、換藥；到農民家裡往診，不管土炕多髒，他抬腿就坐，病人身上生了虱子，他從未嫌棄過。三年困難時期，他拒絕香港親友的資助，堅持與台安人民同甘共苦。由於營養不良，他雙腿浮腫，渾身乏力，但一接到基層醫院會診的通知，他便立刻騎上腳踏車前往，多次因身體虛弱摔倒在路上，每遇此時，他閉上眼睛稍微喘息一會兒，掙扎著爬起來繼續趕路。為搶救患者，他多次獻血，獻血後眼前發黑，只是喝點開水緩解一下，還要硬撐著上手術台。1975年海城發生強烈地震，波及台安，這時的潘恩良因患多種花粉過敏性哮喘導致急性心衰和肺氣腫，正在醫院急救治療。混亂中，潘恩良大腦中閃出的第一個信號是那些危重病人怎么辦?他吃力地拔掉鼻孔里的輸氧管和手腕上的輸液管，艱難地爬起來，一步一步，扶著牆向病房的另一頭挪去。就在“把病號往外撤”的呼喊聲中，他發現醫院大廳的地上躺著一個人事不省的女患者，是剛進醫院還未來得及掛號的。他便找來針管和急救藥，要為患者扎針，由於身體虛弱，竟連推針管的力氣也沒有了。幸好縣衛生局負責人趕到，邊招呼人救老潘，邊把藥物推入患者的股動脈，使這位患者在地震發生後的一刻鐘內死裡逃生。
在台安縣醫院工作的26年間，潘恩良憑藉高尚的醫德和高超的醫術，贏得了人民的敬重。雖然他戴著“右派”、“特嫌”的帽子，老百姓還是把他當成恩人，說他是大好人，暗地裡向他伸出友誼之手，給他以最大的關懷。他煩悶時，人們安慰他，勸他想開點。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斷右手，不少人冒著風險為他治病、張羅藥。對這些，他感慨萬分，為台安老百姓，他隨時準備付出生命的代價。
工作經歷
潘恩良，是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1958年秋，他畢業於大連醫學院，本可以回到親屬們正在呼喚和等待著他的香港。可他卻毅然服從分配，到了台安縣城。這裡距周圍幾個城市都有百里之遙，要過遼、渾、太三條河，當時交通十分不便。過去曾有一些闌尾炎患者死於轉診途中，一些危重病人的後果更是不堪構想，他的到來，真是“白衣天使”。環境簡陋
環境簡陋，生活艱苦，沒有難倒他，他以微薄的工資待遇挑起了醫院外科門診的大梁。他吃住在病房，24小時隨叫隨到。給患者做手術，常常幾天幾夜不合眼。他和同伴們共同努力，打破了縣醫院只能治小病和做闌尾炎手術的歷史，可做腸、胃、腎和胸外科等大型手術。他把全部身心傾注在醫療衛生事業上，他把一顆赤子之心獻給了人民，他的名字很快家喻戶曉了，到醫院找他看病排成隊，到家登門求醫者絡繹不絕。不管是星期假日、白天晚上，不管正在吃飯或已就寢，不論患者是幹部或工人、農民，都有求必應。解除痛苦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不知為多少人解除了痛苦，然而他自己也早已染病在身。他得了哮喘病，工作勞累和動亂年頭遭到的磨難，使他病情日益嚴重。首都醫院診斷為“多種花粉過敏性哮喘”，建議他調到氣候適宜的南方工作。在香港的親人也催促他離開台安，並為他備有一套寬敞的住房，可他卻說：“不，我哪也不去！我活著就要為台安人民治病，死了也要埋在台安這塊土地上。”他26年做過無數例手術，從沒有任何失誤。他以高尚的醫德、高超的技術，贏得了人民民眾的深深愛戴。親人的挽留
1979～1984年，他為看望有病的老母親和處理家事，三次回香港，又三次謝絕了在港親人的挽留。在香港當音樂教授、歌唱家的妹妹提出要為他在繁華的美孚新村買一棟新樓。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一些醫院發出真誠的聘請，英國伊莉莎白醫院院長許諾每月給他3萬元港幣的薪水，這是他一年也掙不到的。可是，這些都不為他所動，依然不忘台安人民。1984年3月他帶著從海外學成的醫學統計技術和新的醫學知識，帶著用於信息管理的微型電腦，改革醫院的勃勃雄心和構想，重返台安縣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