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清鹹、同年間，溫州受蘇、滬等地影響，也出現以營利為目的的民間彈詞班，有大班與小班之分，大班為男班；小班為女班。其中女班又稱“檔子班”。方鼎銳《溫州竹枝詞》云：“弦管朝朝那得閒，歌聲人語總綿蠻，當筵不愛西崑曲，更喚灘黃檔子班。”徐珂《清稗類抄》：“女伶之外，有所謂檔子班者，名小班，始於嘉、道間，所歌之曲書於扇，且僅演劇而不宥酒”。實際上，女班應酬最多的還是堂會，所唱以崑曲、時調、灘黃為主。
清光緒年間，瑞安出現以官僚、豪紳與文人為主體的民間音樂組織“清音社”，先後參加者有王岳嵩、周國琛、李瘦梅、池志徵、洪炳文、項崧、項壽俠、鍾芷甫、池朝和、胡崧甫等人。所唱多為崑曲，包括劇曲和散曲，間有少量時調。社員大抵通曉音律，洪炳文、李瘦梅等還依據曲牌倚聲度曲，自行創作節目，洪炳文所作《四時樂》樂府即專供社員演唱。他們雖未進行營業性演出，民間仍習稱“清音社”為“彈詞班”。
清末民初，瑞安彈詞班又不斷充實新人，後進者如李逸苓、洪幼園、陳魯夫及其子陳小魯、薛鍾斗、許達初、周國琛之子周小蓮、鄭閎達、張組成等。民國以後，崑曲知音漸稀，彈詞班日漸衰落。民國六年，瑞安成立以唱京劇為主的“琴娛社”，在薛鍾斗、洪幼園、鄭閎達等人的極力提倡下，瑞安彈詞班便蛻變為專唱京劇的票房。
在瑞安“清音社”的影響下，永嘉縣城也出現由文人組織的“蕙風曲社”，主要成員有李瘦梅、王小木（貢生）、品山（又名克書，秀才）、蘭亭（生員）、阿永（軍府公差）等人。其中有名“男?”者（亡其真名），擅唱旦角，所唱《荊釵記·拷婢》一折尤為人所稱道。民國十年以後，先後又有名醫李薏園、袁九峰、徐堇侯、永嘉縣民眾教育館館長謝印心等人參加，並聘請瑞安許達初為導師，所唱以崑曲為主。終因曲高和寡，知音寥寥而未能代代相傳。民間以營利為目的之彈詞班則因生存困難，有的演變為專為紅白喜事服務的吹打班。
史料記載
據民國十四年永嘉縣民眾教育館館員陳一萍《永嘉縣境內雜藝調查》記載：“彈詞班每班約六七人，主唱者坐在上首奏三弦，伴奏樂器有胡琴、琵琶、笛、月琴等。班有‘詞（時）調彈詞’和‘崑腔彈詞’兩種，每夜應工價在國幣一元五角至二元五角。‘詞（時）調班’的曲目有《賞農》、《和番》、《醉歸》等；‘崑腔班’有《刀會》，《拷婢》、《折柳》、《偷詩》等……雇唱的大都是喜慶人家。”另據有關資料，民間彈詞班有正品和七品兩種形式，每人操持一樣樂器兼唱生、旦、淨、醜、末。七品的樂器為三弦，正吹（兼蕭、笛、抱月），鼓板、二胡、四胡、秦琴；正品則去四胡。
演唱方式
彈詞的演唱方式為坐唱，廳堂內直排並放兩張八仙桌，上端坐三弦；左側坐正吹、二胡；右側坐抱月、四胡、秦琴。桌面前方懸掛，桌帔上繡有班名。坐椅上掛有椅披，桌面四角擺有角燈，中間放四盤茶點，供演唱人員品嘗。演唱時，先奏幾首熟悉的曲牌，後唱小段，最後唱正本，唱唱停停，自在灑脫。
走向沒落
由於溫州彈詞演唱形式過於鋪張、沉悶和古板，演唱內容又深奧晦澀，1939年後即日趨沒落。其常唱曲目，據1963年5位老先生回憶，僅保留《單刀赴會》、《太白醉酒》、《李亞仙刺目》等；時調灘黃曲目《斷橋》、《旅店》、《隔溪秋水》（又名《思秋》、《思凡》、《尼姑夢》）、《溫州景》、《昭君和番》等。
1957年，溫州首屆戲曲匯演期間，來自玉環縣的彈詞班曾應邀參加演出，但已成強弩之末，反應平平。1963年7月，為搶救瀕臨滅絕的彈詞，溫州市文化局牽頭，由葉大兵、周詠然、李曉東、吳錦明、陳鳴鏘等組成“溫州彈詞繼承小組”，並從市文工團調來盧蘭生、程興弟從事作曲，同時從社會上招收黃蓮香、陳旭萍、林小玲等演員，開始對曲目進行整理，主要是對舊的演唱形式進行改革，突出主唱，增強舞台動感，在樂器中增加橫笛、琵琶，去除秦琴，使音樂表現力趨於活躍明快。與此同時，還創作了《甌江口瓮中捉鱉》、《夜闖龍潭》、《沁園春·雪》等新彈詞．兩次去杭州匯報演出，受到浙江省省長周建人、副省長馮白駒等領導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的重視。京劇表演藝術家蓋叫天也慰勉有加。十年動亂，溫州彈詞搶救工作被迫中止。
1978年溫州市重建彈詞組，由於師資缺乏和演出不景氣，從而再度湮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