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浙江湖州市吳興區，四名鄉鎮幹部被認定截留了一百多萬元捐款，並私分了62萬元。2008年汶川地震後，該鄉鎮組織了募捐，法院後來認定，負責現場組織的幹部，將捐款箱拉走，私分了捐款。
調查發現，這次募捐管理混亂，甚至沒有明確賬目可查。而這起私分捐款的案件存在諸多疑點，更多是依靠證詞。一審判決後，四名當事人否認此前供述，稱遭到刑訊逼供。
幾名鎮幹部是否將地震捐款裝入了自己的口袋？該案今日二審開庭審理。
“妻子到底有沒有貪污汶川地震的捐款？”8月10日，浙江人張建榮覺得，如果妻子真的連這種錢都敢貪污，子子孫孫都要背罵名，“但如果被冤枉了，我也會一直告下去的，為妻子討個清白。”
張妻沈梅英，曾任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織里鎮民政科副科長。今年4月21日，吳興區法院判沈梅英有期徒刑13年6個月。法院認定沈梅英受賄12000元，夥同另三名鎮幹部私分地震捐款62萬元，她本人分得11萬元。
一審開庭時，包括沈梅英在內共三人“翻供”，否認之前在偵查、起訴階段私分捐款的供述，只承認受賄。一審判決後，四人全部抗訴，並稱曾被刑訊逼供所致。
採訪期間，吳興區紀委、法院、檢察院沒作回應。
這起私分地震捐款案真相到底如何？2010年8月25日，該案二審開庭。
事件起因
8萬餘捐款一年後現身
辦公室內被發現有捐款，孫水榮稱是自己的。當地對其立案調查
“如果不是沙發底下的那筆錢，事情什麼時候能浮出水面真不好說。”8月10日，湖州市吳興區織里鎮紀委書記費斌說。
去年9月30日，清潔工在現任鎮人武部長辦公室打掃衛生時，發現沙發下面有一包錢。人武部長隨後向鎮黨委匯報。
錢用報紙包著，紙上寫了數字，85174元。
“經過大致了解，我們判斷與地震捐款有關。”費斌說，報紙里的錢有一塊的、五塊的，還有毛票。包錢的報紙是2008年5月7日的，是汶川大地震發生的前幾天。
據費斌介紹，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後，吳興區政府5月14日向全區發出開展捐款通知。織里鎮由時任人武部長孫水榮擔任募捐活動總負責人，時任民政科長陳國榮擔任現場負責人，時任財政站站長韋竹根負責資金及現場捐款銀行存款工作。
孫水榮於2008年8月調任他職。費斌說，如果錢與地震捐款有關，也許是一年前就放在孫水榮辦公室了。
於是，鎮紀委找到孫水榮。孫水榮說，錢是自己的。
“我們一直沒有讓他看到錢，讓他仔細想。”費斌說，孫水榮堅稱錢是自己的，並兩次打報告要求拿回錢。
想了兩個月之後，孫水榮還是說錢是自己的。織里鎮紀委將情況向吳興區紀委匯報。2009年12月13日，費斌將錢打開給孫水榮看。
此時，吳興區紀委已對其立案調查，後移交司法機關。
調查
四幹部“貪污捐款”
“我們沒有能力查清。”鎮紀委書記說，他們希望法院能查清楚
事發後，孫水榮辯稱，並非想侵占地震捐款。他說由於銀行是下午3點半關門，關門前的捐款存進了銀行，尾款帶回了辦公室，準備次日上班時再存，但由於事多遺忘了。
其妻鄒金芳今年8月10日拿出一份1998年的病歷說，孫水榮當年出過車禍，頭部受傷造成記憶失常，才忘記了沙發底下的錢。
她覺得老公想貪那8萬元不合常理：“如果真想占有，當時怎么不拿走？事發後怎么還敢打報告往回要？”
“作為鄉鎮紀委，我們沒有能力查清此事。”織里鎮紀委書記費斌說，孫水榮把錢記成是自己的，讓人費解。他們也希望法院能把事情調查清楚。
今年4月21日，湖州市吳興區法院認定85174元捐款是孫水榮截留，構成貪污罪。
孫水榮被判刑17年。法院判決的依據，不止85174元。
法院審理認定，2008年5月16日、17日的捐款中，孫水榮夥同織里鎮時任民政科長陳國榮、時任民政科副科長沈梅英、時任財政站長韋竹根截留了113萬元，其中17日私分了62萬元，16日截留的51萬元去向不明。
4人中除了韋竹根，另外3人交待在以前的工作中還有受賄行為，分別從一到五萬元不等。四人均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決書中體現，認定的主要違法行為，是截留私分汶川地震捐款。
混亂的捐款登記
1000元以下的捐款不登記，參與登記的工作人員說，其實千元以上的也沒完全登記
織里鎮現任財政總會計趙水章8月10日介紹，那次募捐的前三天，即5月15日到17日是現場募捐，之後改在辦公室內。募捐有專用賬戶，共進賬297萬元。
根據法院認定，前三天現場捐款加起來應有190多萬元，但前三天只存進銀行73萬多元。
按照一審法院認定，孫水榮、陳國榮在審查起訴階段，均曾供述前三天的現場捐款，大約有200多萬元。
檢察院找到了那三天在現場幫忙的三名工作人員。三人分別是織里鎮東盛社區主任瀋水娣、清水兜社區主任顧占琴、聯漾村婦女主任葛鳳女。她們都表示對三天捐款現場總額不能肯定，但都表示16日那天的捐款約有100萬。
對於17日的捐款，顧占琴覺得數額比16日少點但不會少很多。瀋水娣、葛鳳女看了17日的13萬元存單，“認為肯定不止這些錢。”
今年8月9日，記者分別找到了三人。
瀋水娣說：“那天錢太多了，嚇死人。”她認為自己無法準確估計數額。顧占琴回憶，那天捐款的人多，捐錢上萬的就有好幾個，“我估計有100萬，但讓我說個準確數字，我真是一點也沒有把握。”
葛鳳女表示不確定16日是否比15日的捐款多，有沒有100萬不能確定，“越來越想不清了，到底有多少錢，只能是天知、地知、他們幾個知了。”
據趙水章介紹，那次募捐只登記了1000元以上的捐款者，所以無法找到所有捐款記錄來一一核對。也無法知曉到底有多少人參與捐款。
“實際上1000元以上的捐款也沒有完全登記。”參與登記的聯漾村婦女主任葛鳳女說，她和鎮團委書記徐穎都記過賬，不過是想記就記，有時站起來離開一會兒就不記。“都覺得最後大家要清點，不會有問題。”
織里鎮紀委書記費斌表示，鎮裡以前沒開展過那么大規模的現場捐款，捐款民眾很踴躍，大家排著隊，如果捐一塊、幾塊的都登記，效率就太低了。
在他看來，其他地方各種現場募捐活動很多都採取這種方式，不一一登記，“不出事不覺得有問題，現在出事了還真覺得是問題。”
從法院認定的事實看，捐款管理混亂不止於此。織里鎮工會被吳興區工會要求完成5萬元“特殊工會費”（每名成員捐一元）後，織里鎮工會負責人打電話給孫水榮，要求從募捐款中劃轉5萬元作為他們的捐款。孫水榮考慮後同意了。
根據銀行記錄，2008年5月15日存進36萬多元、16日存進24萬多元、17日存進13萬多元。法院認定15日被截留了85174元（孫水榮放在自己辦公室），16日截留了51萬元（去向不明），17日四人截留私分了62萬元。
判決
相互矛盾的供述
涉案人沈梅英稱因兒子被牽連進來，她只好作了有罪供述，而自己其實沒有參與募捐活動
一審判決後，四被告均抗訴，稱偵查起訴階段因遭刑訊逼供而作了有罪供述。
今年4月16日一審開庭時，除韋竹根外，另外三人當庭否認了此前供述，稱沒有私分任何地震捐款。
陳國榮在去年12月18日到21日供認自己曾分到55000元，在12月22日的供述中又否認了之前供述。他在法庭上說，之前是因“壓力大”。
孫水榮去年12月17日到24日的供述稱分到255000元，12月31日稱4人將80萬元平分，今年1月30日又供稱自己拿到35.5萬元。
另一涉案人沈梅英，今年1月10日一天內書寫了6份內容迥異的《我的交待》。她最終交代稱自己分了22萬。與其他幾人交代有異，檢察院起訴時指控是20萬。
今年4月16日一審開庭時，沈梅英稱自己是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為了救孩子，按他們提供的時間、地點、數額來認的。”當年組織地震募捐的活動，她沒有參與。
根據沈梅英在一審和抗訴狀的陳述，她稱自己被抓後連續五天接受審訊，檢察院人員拿著其子張雲翔被銬的照片給她看。她稱，目睹還在讀書的兒子因此被牽連，她寫下《我的交待》。
一審判決後，張雲翔書寫了控告稱自己被檢察院的人帶去，“戴了手銬還拍了照片。”
韋竹根供稱四人私分了62萬元，他在法庭上沒有翻供。最終，法院採信了韋竹根的供述，認定共私分62萬，其中孫水榮、韋竹根各分20萬，陳國榮、沈梅英各分11萬。
一審法院認為翻供的三人“拒不認罪，應從重處罰”，而韋竹根是“首先交待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的……主動坦白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同種較重罪行，可酌情從輕處罰。”最終，韋竹根因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6個月，為四人中刑罰最輕的。最重的是孫水榮，被判17年。
判決書下達後，韋竹根同其他三人一樣抗訴，稱遭刑訊逼供。
捐款箱分身？
根據判決，當天下午2點多捐款箱被拉走，而根據現場照片，4點多時捐款箱仍在
一審判決後，四人的家屬和律師認為找到了無罪的“鐵證”：2008年5月16日下午，木質捐款箱沒有離開過現場。而按照判決，當天幾人運走捐款箱，截留51萬元。
根據法庭判決，募捐現場有兩個捐款箱，一個紙質的，一個木質的（鎮政府的選舉箱）。2008年5月16日下午2點多，孫水榮在現場“要求按原計畫操作”，並叫來司機將木質捐款箱抬進汽車後備廂。孫水榮和韋竹根對現場工作人員稱去銀行存款，實際則將捐款箱拉到了鎮政府地下車庫。
停車後，兩人將箱子抬到7樓的孫水榮所在的705辦公室，相約晚上7點再去辦公室。當晚孫水榮、韋竹根喊了陳國榮一起，清點木箱裡的錢後，用塑膠袋裝好，放進孫水榮辦公室櫥櫃。
此51萬元，法院判決認為下落不明。
法院還認定，當年5月17日，三人又截留了62萬。過程依然是叫車拉走，放在705辦公室。陳水榮電話叫來了沈梅英，四人分了62萬元。
一審判決後，四人的家屬和律師，找到了當年5月16日下午捐款現場的照片，發現木質捐款箱沒離開過。
當天下午，織里鎮文化站拍攝了系列照片作為資料留存。記者看到18張照片時間從下午16：02持續到16：32，每張照片上都有木質捐款箱。按法院認定，該捐款箱兩點多已被拉走並放到晚上七點多。
今年8月10日，這組照片的拍攝者、織里鎮文化站工作人員吳團寶說，他清晰地記得拍攝時間是捐款的第二天（5月16日）下午，從技術角度說，照片上的顯示時間可以修改，但相機屬性里的時間修改不了，即使修改也有記錄可查。
對於家屬提供的證據，一審法官蔣紅萍8月10日表示“等待二審的最終判決”。
疑問
誰拉走了捐款箱？
孫水榮曾交代兩次叫司機拉走捐款箱。不過證據里沒有相關證詞。司機稱自己未曾拉過
沈梅英的丈夫張建榮還有一個疑問，是誰開車將捐款箱拉到了鎮政府地下車庫的？
根據判決書，韋竹根供述：“5月16日下午，孫水榮叫來一個駕駛員”、“5月17日下午，孫水榮又叫了另外一個駕駛員。”
孫水榮自己供述：“5月17日下午，叫自己的駕駛員陳水根將箱子拉到鎮政府車庫。”對16日的駕駛員沒提及。
一審的證據里，沒有兩個駕駛員的證詞。
“不管是誰開的車，駕駛員作為關鍵證人，應該要有證言證詞的。”沈梅英的辯護律師陳有西說：“找到這兩個人應是非常容易，不知為什麼沒有證言。”
今年8月10日，司機陳水根說，他沒有從捐款現場拉過捐款箱去鎮政府。
他還說，去年吳興區檢察院辦案人員通知他去詢問了一個小時，他也是這么說的，不過最終檢察院沒有對他作筆錄。
律師陳有西也見過陳水根。他認為如不是陳水根撒謊，就是檢察院失職。
8月10日，吳興區檢察院拒絕接受採訪，讓與區委宣傳部聯繫。宣傳部領導則稱“現階段不宜安排採訪。”
孫水榮的老婆鄒金芳覺得老公膽子沒那么大：下午兩點多，眾目睽睽之下將錢搬進辦公室，電梯裡有監控錄像，從電梯口到705辦公室要經過幾個領導的辦公室，“他們敢這么做，是不是不合常理？”
一審開庭前，律師陳有西提出調取監控錄像。織里鎮紀委今年4月14日出具證明稱：由於鎮政府監控系統記憶體小，監控內容只能保存兩三個月時間，無法提供2008年5月的監控錄像。
“贓款”去了哪裡？
“贓款”的去向，顯得模糊。律師認為，依靠嫌疑人證詞來判貪污案，違背了此類案件的的認證方法
“這起貪污案定案完全依靠口供。”律師陳有西說，貪污案對言辭證據的依賴性很弱，必須靠查賬等客觀書證物證，無賬可查的，只能疑罪從無。依靠口供判決，違背了貪污案的基本認證方法。
陳有西介紹，對於“貪污罪”的所有贓款去向，必須查明坐實，不能坐實的從無，這是刑事審判的基本規則。“但此案中，對‘贓款’去向的認定還有諸多疑點。法院認定孫水榮等人當年5月16日截留了51萬，但認定‘去向不明’。”
對於已認定的，陳有西認為也有疑點。以韋竹根為例，韋竹根一審供認自己分得20萬，他說自己曾欠做生意的邱建春7萬元，用這筆錢還了。
今年8月8日，邱建春稱，檢察院找他做筆錄時，“我當時就說，韋竹根沒向我借過錢。但檢察院的人反覆問我，還說韋竹根說借了我的錢又還了我。我心裡也犯嘀咕，我就說，如果他說借了，那也已經還了。”邱建春說“現在我仔細想清楚了，他確實沒向我借過錢。”
沈梅英曾供述稱自己將分得的20萬元，連同自家的錢共30萬，借給了徐明章。沈梅英的丈夫張建榮則稱，30萬是自家財產，房租、公司給的分紅和股息收入等，他還出示了相關證據。
陳有西認為，要查清辦案機關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只要查看全程審訊錄像就能查清楚，他已向法院提交申請，要求調取涉案人員的同步視頻、筆錄、親筆交待等資料。
“很多疑問本可以通過對被告人互相質證尋求答案。”陳有西說，遺憾的是，一個同時發生的四人共同貪污案，被分成三個案件分別起訴、審理，他認為這會造成割裂證據，導致無法當庭質證，進而導致全案事實無法客觀地查明。
目前，刑辯專家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興培、浙江工大法學院副院長李永紅、浙江省律協刑委會副主任徐宗新，都已加入二審為四被告辯護團隊。
“鐵案”還是“冤案”？張建榮他們在等待二審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