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坑李姓每三年一次作大福,遠近聞名。作大福的日期定在重陽節後——農曆九月十一至十六日。
湖坑作大福在清康熙以前稱為“打醮”,是民間開展的迎神賽會活動。相傳明朝末年,瘟疫流行,死者枕藉鄉間。村中請道士打醮,無奈瘟疫依舊肆虐。一日,湖坑有五個小童在河裡洗澡,突然都跳起神來,一直跳到馬額宮前,口中念念有詞,說要請“保生大帝”來才可降服疫魔,而村民們必須先齋戒五日,九月十五日請“保生大帝”出宮。於是,村民們在重陽節後便開始沐浴齋戒。“保生大帝”出宮之日,村民們以三牲致祭,瘟疫果然得到控制。為報答“保生大帝”禳災救民的恩德,每年重陽節後,村民們敬神演戲,以謝神靈,甚是隆重。先是每年作一次小福,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後開始作大福,至今成為民俗流傳下來。
作大福是牽涉到千家萬戶的活動,人多,場面大,耗時費力,要組織好,確非易事。一番大福結束,一個緊要的事項便是推薦下一番大福的“頭家”。各村都推薦那些經濟條件較好、有名望的人去爭當“頭家”。各村的“頭家”確定後,在他們中間再以“抓周”的方式選出總“頭家”。這樣,下一輪作大福的組織機構便產生出來了。
每到作大福之年,“頭家”們便早早分工籌劃。有的聯繫大戲班子和木偶戲,有的籌集經費。作大福的經費來源有三:一是按人口和灶頭分攤,二是自願捐助,三是由“頭家”墊付。重陽節前,“頭家”們便組織人力清理作大福的場地,搭神廠、戲台,籌劃迎神的各項事宜,家家戶戶都在打掃環境衛生,準備各種齋果供品。由於忙於作大福,湖坑李姓甚至把重陽節也“省略”了。
從九月初十開始,人人齋戒五日,家家素食。市場上看不到豬、牛、雞、鴨、魚等葷腥,不關門的飯店也只賣素菜。抬神轎的、放銃的、做“頭家”的,齋戒更加“到位”,初十前三天就要禁葷,夫妻不同房,不入暗室(產婦房間)。
農曆十一日辰牌時分,各村的“公王”相繼到位於湖坑集鎮西南邊兩條清澈山溪交匯其側的“馬額宮”前匯集。該宮為一小廟,後山如馬額,故而名之。宮中主供“康太保劉漢公王”神位。九時許,三聲銃響之後,各路“公王”依次起轎上路,前往大福場。霎時間,鼓樂齊鳴,銃炮震天,迎神隊伍浩浩蕩蕩,旌旗遮天蔽日。行陣中,大旗最壯觀。旗桿是碗口粗的大竹,足有三丈高。旗有紅、黃、白等顏色,旗上畫著各種吉祥圖案。旗桿的頂部系兩條粗繩,有專人牽引。扛旗的個個是壯碩的後生,三五人侍弄一桿旗,叫聲“一二三”,擎起大旗疾行數十步;扯旗尾的,拉粗繩的,前後跟著跑,旗始得飄起來。個個累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這樣的大旗有20多桿,中小旗幟不可勝數。
各村還有“裝古事”。裝扮古事中人物的,是經挑選的標緻伶俐的童男童女。他們有的坐“轎”,有的乘“船”,有的騎“馬”,有的駕“車”。這些“轎”、“船”、“馬”、“車”,製作考究,紋飾華美。各村都選出健壯的後生抬著,意在炫耀各村的人才與技藝。
大福場設在西片村中心壩的空地上。東頭是神台,神台中間置一屏風,此屏風為清朝皇帝所賜,彌足珍貴。屏前為“康太保劉漢公王”神位。西頭搭起一座大戲台,南邊是吹唱班和木偶戲演出的場所,北面豎起兩根竹桿,竹桿上懸掛著放映電影的銀幕。中間是供場,供場上空是用白布做的天幕。
上供是作大福的主要活動。眾“公王”到了神台後,人們便開始上供。農曆十一日到十四日是齋供,因戶數多,按村輪流,每村半天。
“保生大帝”出宮,是作大福的高潮。十五日一大早,從坎市迎來的“保生大帝”一進入湖坑,就受到了隆重的禮遇。在到大福場的路上,迎接的喇叭、嗩吶、大鼓、鑼鈸,吹打不停。“保生大帝”一到大福場,場面就更為熱鬧;“三把連”(一種土銃)震耳欲聾,鞭炮聲此起彼伏,大福場上人山人海,濃煙滾滾,四野莫辨。突然,濃煙中傳來豬的嚎叫聲,那是在開齋戒,行葷腥之祭。
農曆十五日,各村同時上供。主供的全豬、全羊等供品是“頭家”們籌辦的。供場上擺滿了桌子。供桌上,豬頭、肝花、雞、鴨、魚、酒、米粄、糖果、水果等應有盡有。
十一日到十五日,大福場夜夜都有文藝活動,大班戲、木偶戲、電影、吹唱,同時上演。大福場上,萬頭攢動,摩肩接踵,熱鬧非常。
作大福雖帶有迷信色彩,但隨著人們科學知識水平的提高,這一民俗活動的內容也在不斷創新,推崇正義,提倡真善美,加深鄉親情誼,鼓勵勤勞致富的內涵,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所以保持著很強的生命力。近.年.來,港澳台地區和海外僑胞回鄉尋根謁祖的不斷增多,他們對鄉土的熱愛和對家鄉事業的支持,更為這一古老的民俗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