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商[寧波幫]

湖商[寧波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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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商,是有清、民國一代的一支著名浙商群體的統稱,指“浙江省湖州府(今湖州市)”“商幫”。他們活躍於上海灘和蘇杭,與甬商(寧波幫)共同成為近現代浙商之濫觴。在中國商業史上,它是繼“徽商”和“晉商”之後、與“潮商”(包括“粵商”)和“甬商”同時出現的新興商人集體。

簡介

湖商作為近現代民族實業的先驅,他們中很多一部分人成為早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翹楚,為孫中山(文)、黃興(克強)、宋教仁(遯初)、陳英士(其美)的革命活動提供了大量經濟支持。

湖商殖貨以絲綢為主(形成“湖州絲商”集體),涉及麵粉、房地產等諸多產業。湖商的這種殖貨特徵,究其原因,主要在湖州自古以來獨攬形勝、是物阜集散四交衢地,並與明清地產和傳統手工業的興盛有關係。凡有資且有能之家“皆趨而貿易,鹹謂容易發財”〔1〕,於是行商四出鄰郡、外省,座賈則輻輳於郡城、縣鎮,才有“湖州商人”、“湖州絲商”、“湖州客人”、“湖州商幫”、“湖州幫”、“南潯幫”或“潯商”諸等稱謂。“湖商”在明清興盛的里苑茶肆的市井說書人那裡首先出現,並依話本、小說承傳下來。如凌濛初的“二拍”,他在《惡船家計賺假屍銀,狠僕人誤投真命狀》一卷中塑造一個在溫州賣姜的呂姓“湖州客人”,“有詩為證:湖商自是隔天涯,舟子無端起禍胎。”〔2〕就被直呼為“湖商”。

湖商的絲綢出口到歐洲、麵粉生產成為國內最大、在上海的房地產僅次於沙遜。湖商在上海的房屋有數千幢。

代表人物

南潯“四象八牛”和“七十二金狗”,合稱“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清季劉大鈞:《吳興 農村 經濟》,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發行,1939年 )。他們是民間所稱誦、仕族所仰仗的豪紳大戶、富商家族。

清光緒年間,在浙江湖州南潯民間,出現“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為代表的南潯富商,所謂‘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資本雄厚,或自為絲通事,或有近親為絲通事者。財產達百萬以上者稱之曰‘象’。五十萬以上不過百萬者,稱之曰‘牛’,其在二十萬以上不達五十萬者則譬之曰‘狗’。所謂‘象’、‘牛’、‘狗’,皆以其身軀之大小,象徵絲商財產之巨細也。”

其具體代表人物,綜合編訂如下:

(一)光緒“四象”。19世紀30年代,南潯流傳著“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子”民謠,深晦地道出了四象的商事特色和家族文化。

1、劉鏞。此人為“四象”之首,據傳其財富友雄厚得流油,銀子多達二千多萬兩。

劉鏞發跡後,深感列祖以來,缺少文化,有財無祿,不上門第,故極力教子讀書,使應試科舉。

劉鏞的四個兒子均及第入仕,劉鏞也因此領封通奉大夫,終於達到他所企圖的榮宗耀祖的目的。

歷來官商相吸,至今偕然。劉鏞也不例外,一品大學士徐甫和大官僚蔣錫紳均是其姻親,之所以有清學部總務司郎蔣汝藻這樣的得勢女婿,主要出於光耀門庭、蕃延家族的考慮,這手算盤使劉家在南潯成了當然有錢有勢的大戶。

2、張頌賢(1817-1892),字竹齋,祖籍徽州休寧,其父張維岳在南潯開一小醬鹽店為生。張維岳有兩個兒子,張頌賢為老二。

張頌賢善經營,遂從事絲業後,全力經營輯里絲出口業務,並開設了“張恆和絲行”,營絲髮家後,又著眼於鹽務,為鹽業界巨頭,據張謇《烏程張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販充斥,引滯課絀,鹽法太壞。巡撫召商集議,頌賢連約諸商,收餘姚岱山之私,輕課減價,以陰敵緣江並海之私。於是商利益滋,官課以充,而家亦日益豐大。”張頌賢還經營了南潯鎮周圍方圓五十里的醬園,如張恆泰、張恆昌、張元春、張啟泰、張義隆等規模都是比較大的醬園。

張頌賢還購置莊田、開典當、錢莊、辦通運公司等。據傳他的財富僅次於劉家,占四象之第二位。

張頌賢有二個兒子,長子張寶慶,字質甫;次子張寶善,字定甫。

張鈞衡,字石銘,系張寶慶的獨生子,張頌賢的長孫。由於其父早卒,由母操辦當時南恆和的一切事務,故把宅第立堂名為“懿德堂”,張鈞衡是光緒二十年(1894)中舉人,承襲祖業後,經商有方,產業盛豐。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麗的園林“適園”內,為母建佛堂,供玉佛,讓母焚香拜佛,還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權書《金剛經》。該園在抗戰期間已遭完全破壞。現張石銘的宅第已成為南潯對外開放的旅遊景點之一,號稱“江南第一巨宅”。該宅第占地4792平方米,有中西式樓房150間,尤為宅內的木雕、磚雕和石雕,工藝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

張家最名的就是清末民國革命黨人張人傑。

張靜江,名增澄,又名人傑,字靜江,號飲光,另號臥禪,系張頌賢次子張寶善之子,排行第二,故鎮裡人都稱他為二先生。

張靜江早年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為革命捐款效勞,孫中山先生曾說過:“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文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張靜江任過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當選過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出任過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

由於張頌賢的兩個孫子在學術和政界有名望,故被譽為四象中“張家的才子”之美稱。

3、龐雲鏳(1833一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紹興。其父為紹興師爺,龐雲曾為絲業行學徒出身,竟至通曉蠶絲經營之道,因此發家,設有“龐怡泰絲行”。當太平天國兵下江浙的時候,正是他結識杭州胡慶余堂國藥店老闆,人稱“紅頂商人”的胡光墉,合夥做蠶絲生意的時候。這兩個人湊在一起籌劃著名,竟在亂世中找到做軍火生意的機會,為當時江浙督撫大員運輸和提供各種戰時所需物資和器械,他們為左宗棠、李鴻章等湘淮新興地主向洋商購買軍火,並從中牟求巨額利潤。

龐雲鏳因此不在官場卻通官場,其子龐元濟在光緒十七年(1891),得慈禧旨恩賞舉人,其本人也受到特賞,邀一品封典,候補四品京堂,恩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之美銜,故被譽為四象中“龐家的面子”之美稱。

龐雲曾還仿胡雪岩的胡慶余堂,在南潯開設了規模較大的“龐滋德”國藥店,並建有藥棧和製藥工場,直至現在老字號的“龐滋德”藥店還開設在南潯寶善街上。

龐雲曾有兒子三人,長子龐景麟,早夭。次子龐元濟,三子龐元澄。

龐元濟,字萊臣,別號虛齋,光緒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職。龐元濟承父業,除經營龐滋德藥店和慶怡泰醬園外,還創辦絲廠和紗廠,併兼營房地產,在南潯東柵建設了規模最大、造林勝於其他園林的花園“宜園”。(在抗戰期間遭破壞,現已無存。) 除經營實業外,龐元濟尤善於繪畫和古畫鑑賞,為國內外有名的古畫鑑賞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國古代書畫只要蓋有龐虛齋的鑑定印章,就可認定是真品,連外國收藏家,也願以重價購買。

龐元澄,原字清臣,後改青城,-號淵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於教育和創辦醫院,並提倡西醫。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馬相伯為抗議帝國主義勢力干涉我國教育,創辦復且公學(1917年改復且大學),青城列名復且公學募捐公啟。

龐元澄也是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會員,是同盟會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

4、顧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號春池,是南潯的四象之一,國學生,因排行第六,創業後,被稱為顧六公公。顧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屬清貧,棄學從商,起初擺個布攤。後至南潯鄰鎮江蘇震澤開小布店為生,兼營蠶絲後發家,與洋人往來後,遂成為上海早期的絲通事,經理洋務。並開設顧豐盛絲號,屬南潯絲商中發跡最早的一家。

顧福昌經營蠶絲致富後,又經營了當時-亡海灘上唯一的外洋輪船碼頭--金利源碼頭,並成了怡和洋行買辦和怡和打包公司經理,還大做房地產生意,被譽為四象中“顧家的房子”之美稱。

顧福昌有三個兒子,長子顧壽松,字容齋;次子顧壽藏,字子嘉;三子顧壽明,字頌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書畫收藏家。顧氏三兄弟繼承父業,經營蠶絲,以顧壽減最有聲望,曾任上海絲業公所董事長,有名的愛國教育家顧乾翰先生就是顧福昌的曾孫。

邢庚星,南潯八牛之首,開設邢正茂絲經行,後易名為恆順絲經行。並開設典當,為南潯開設當鋪最多的一家。另外,在海寧、太倉、上海、海鹽、平湖等地都開設有邢家當鋪。還經營房地產等。

周昌大,一名味詩,字樂耆。祖籍浙匯餘姚,乾隆中遷潯,開設申泰絲號和申昌絲號,鎮人都以周申泰稱呼他家,南潯八牛之一。

邱仙槎,字其深,開設啟昌絲經行。南潯八牛之一。

陳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絲事通,外設裕昌紀經行。現南潯旅遊景點“穎園”就是陳家宅內的小花園,南潯八個之一。

金桐,字竹庭。早年棄學就商於上海,成為絲事通,營絲髮家。他的大兒子金壽亦,字沁元,繼承父業,經營蠶絲,設金嘉記絲經行,還開當鋪,

經營房地產等,號稱“小金山”,南潯八牛之一。

張佩紳,開設源泰絲行,曾在上海商業銀行總行任營業部主任。南潯八牛之一。

梅鴻吉,字月槎。開設恆裕絲經行,其子梅展中,開設南潯最早的用機器生產的絲廠,南潯八牛之一。

邵易森,開設森大絲經行,在上海設有邵月記絲號,出品青獅牌絲經。鎮人稱他為邵森大,南潯八牛之一。

南潯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潯的四鄉。在鎮上的有:邱茂泰、邱蓋茂、邱義昌、邱德升、沈塗記、沈永昌、沈永豐、沈天長、李恆德、李萬順、李德茂、吳晉昌、吳其昌、吳永記、朱寵茂、朱廣隆、莊恆慶、邢豐記、卜同昌、韓怡昌、桂致和、潘泳記、潘大順、張豐泰、張恆豐、徐世興、徐惠和、許仁昌、謝森元、劉通德、龐同順、丁昌記等,都數是開設絲經行致富的。四鄉有北小圩張家、橋下張家、吳樓張家、斜橋(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溫家、子嘶灣陳家、藏谷橋王家等。

由於“四象八牛”之說,屬當時巷議街談,系得諸風聞,無正規的統計和詳細的記載,故七十二墩狗也只能略舉而也。

“四象八牛”之說,反映南潯自南宋淳年(1252)建鎮,由潯溪、南林之稱,到設鎮官,立鎮名為南潯後,以耕桑之富,且為行商坐賈薈萃之所,逐發展成為富商雲集的江南雄鎮,並為後人留下了如藏書樓、小蓮莊、張宅董樓等一大批園林建築,造就了“綠波三疊跨晴虹”,“十里桑陰水市陰”的江南特有的風姿。

二、“湖商”的緣起及其興衰發展

湖州地處長江三角洲中心地帶,地傍太湖,毗鄰杭、徽、蘇、嘉,鄰近滬、寧、甬、溫,京杭大運河過境,連通東西兩苕與河港水網,古代交通就非常便捷。境內文明深厚,遠古舊石器文化與新石器文化積澱豐富,又是迄今為止蠶桑絲綢文化最早的發祥地。從遠古而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3〕至唐,“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其貢橘柚纖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緇之富不若”〔4〕。唐宋時,湖州更是東南奧區,國之倉廩,“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5〕,同時又成為蠶絲重要產區。曆元至明,“如我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不下中州郡、縣之饒”〔6〕,凡湖州區區一個市鎮,可敵中原地區一個縣乃至一個府。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加上地惟偏安,少罹兵火之故。歷史地看,湖州在諸如漢末、唐末、兩宋之交、南宋末、元末等亂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樂土,不僅本地安而昇平,滋發商業,天下士、商大族也都有來定居,以致郡城湖州成為“四方販夫去留闐溢,偉哉一都會”〔7〕,縣城與諸市鎮也都是“行商座賈之所萃”〔8〕。例如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戰亂,“江南多故,獨吳興未嘗被兵,避亂者多家焉,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作百姓”,〔9〕則可見一斑。地方經濟引發商業,商業的繁榮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在古代的湖州表現十分顯著。所以,明嘉靖時徐獻忠在《吳興掌故集》中就記載:“吳興介在蘇、杭之間,水陸饒沃之產,實過兩郡。”所記並不為過。而王士性所言:“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有兩秋也”,〔10〕則道出了真諦。

“湖商”的源流,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這是緣於湖州地域經濟本身的特點,即田、蠶並舉。湖州的蠶桑生產在宋代已開始走向專業化,比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遞年以蠶桑為業”〔11〕;“本郡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家育蠶有致數百箔,兼工機織”〔12〕,等等。又據陳旉《農書》,民間“惟籍蠶辦生事……每箔(蠶)得繭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石四斗,絹與米相侔也。”正如談鑰在嘉泰《吳興志》中所記:“湖絲雖遍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這一局面正好說明,湖絲、湖綢除了上供外,其餘都投入了買賣。宋人洪邁《夷堅志》中所記諸商販中,就有“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至溫峪”的記載。同書還記述:“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臨安)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仆負之”〔13〕。陳小八“商販縑帛”與吳興士子“買紗一百匹”,自然在湖州的絲綢市上所購,可見絲綢買賣的盛行。就是如“南林(南潯)一境,系平江、嘉興諸州,商旅所聚、水陸衝要之地”〔14〕,其“耕桑之富甲於浙右……行商座賈之所萃”〔15〕;雙林故鎮東林“織漩漾……本墟市,紡織之家環聚其中故名”,宋元時“東林響鈴、普光兩橋前後皆市”,“有絹莊十座,在普光橋東”;〔16〕長興,“當地居民溫文爾雅,衣綾羅綢緞,恃工商為活”〔17〕;郡城湖州的絲綢市場則更是“商賈輻輳”,“舟艎鱗集,晝夜不絕”了〔18〕。

後來,湖商的絲綢出口因為技術落後而被日本取代。

1948年前後,上海物價飛漲,當時的政府規定房租不能漲,湖商的後人每月收到1個承租人的房租只能買1斤醬油。

二、“湖商”的商業活動及其地域特徵

三、“湖商”的經商理念及其士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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