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湖商作為近現代民族實業的先驅，他們中很多一部分人成為早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翹楚，為孫中山(文)、黃興(克強)、宋教仁(遯初)、陳英士(其美)的革命活動提供了大量經濟支持。
湖商殖貨以絲綢為主(形成“湖州絲商”集體)，涉及麵粉、房地產等諸多產業。湖商的這種殖貨特徵，究其原因，主要在湖州自古以來獨攬形勝、是物阜集散四交衢地，並與明清地產和傳統手工業的興盛有關係。凡有資且有能之家“皆趨而貿易，鹹謂容易發財”〔1〕，於是行商四出鄰郡、外省，座賈則輻輳於郡城、縣鎮，才有“湖州商人”、“湖州絲商”、“湖州客人”、“湖州商幫”、“湖州幫”、“南潯幫”或“潯商”諸等稱謂。“湖商”在明清興盛的里苑茶肆的市井說書人那裡首先出現，並依話本、小說承傳下來。如凌濛初的“二拍”，他在《惡船家計賺假屍銀，狠僕人誤投真命狀》一卷中塑造一個在溫州賣姜的呂姓“湖州客人”，“有詩為證：湖商自是隔天涯，舟子無端起禍胎。”〔2〕就被直呼為“湖商”。
湖商的絲綢出口到歐洲、麵粉生產成為國內最大、在上海的房地產僅次於沙遜。湖商在上海的房屋有數千幢。
代表人物
南潯“四象八牛”和“七十二金狗”，合稱“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清季劉大鈞：《吳興 農村 經濟》，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發行，1939年 )。他們是民間所稱誦、仕族所仰仗的豪紳大戶、富商家族。
清光緒年間，在浙江湖州南潯民間，出現“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為代表的南潯富商，所謂‘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資本雄厚，或自為絲通事，或有近親為絲通事者。財產達百萬以上者稱之曰‘象’。五十萬以上不過百萬者，稱之曰‘牛’，其在二十萬以上不達五十萬者則譬之曰‘狗’。所謂‘象’、‘牛’、‘狗’，皆以其身軀之大小，象徵絲商財產之巨細也。”
其具體代表人物，綜合編訂如下：
(一)光緒“四象”。19世紀30年代，南潯流傳著“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子”民謠，深晦地道出了四象的商事特色和家族文化。
1、劉鏞。此人為“四象”之首，據傳其財富友雄厚得流油，銀子多達二千多萬兩。
劉鏞發跡後，深感列祖以來，缺少文化，有財無祿，不上門第，故極力教子讀書，使應試科舉。
劉鏞的四個兒子均及第入仕，劉鏞也因此領封通奉大夫，終於達到他所企圖的榮宗耀祖的目的。
歷來官商相吸，至今偕然。劉鏞也不例外，一品大學士徐甫和大官僚蔣錫紳均是其姻親，之所以有清學部總務司郎蔣汝藻這樣的得勢女婿，主要出於光耀門庭、蕃延家族的考慮，這手算盤使劉家在南潯成了當然有錢有勢的大戶。
2、張頌賢（1817-1892），字竹齋，祖籍徽州休寧，其父張維岳在南潯開一小醬鹽店為生。張維岳有兩個兒子，張頌賢為老二。
張頌賢善經營，遂從事絲業後，全力經營輯里絲出口業務，並開設了“張恆和絲行”，營絲髮家後，又著眼於鹽務，為鹽業界巨頭，據張謇《烏程張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販充斥，引滯課絀，鹽法太壞。巡撫召商集議，頌賢連約諸商，收餘姚岱山之私，輕課減價，以陰敵緣江並海之私。於是商利益滋，官課以充，而家亦日益豐大。”張頌賢還經營了南潯鎮周圍方圓五十里的醬園，如張恆泰、張恆昌、張元春、張啟泰、張義隆等規模都是比較大的醬園。
張頌賢還購置莊田、開典當、錢莊、辦通運公司等。據傳他的財富僅次於劉家，占四象之第二位。
張頌賢有二個兒子，長子張寶慶，字質甫；次子張寶善，字定甫。
張鈞衡，字石銘，系張寶慶的獨生子，張頌賢的長孫。由於其父早卒，由母操辦當時南恆和的一切事務，故把宅第立堂名為“懿德堂”，張鈞衡是光緒二十年(1894)中舉人，承襲祖業後，經商有方，產業盛豐。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麗的園林“適園”內，為母建佛堂，供玉佛，讓母焚香拜佛，還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權書《金剛經》。該園在抗戰期間已遭完全破壞。現張石銘的宅第已成為南潯對外開放的旅遊景點之一，號稱“江南第一巨宅”。該宅第占地4792平方米，有中西式樓房150間，尤為宅內的木雕、磚雕和石雕，工藝精湛，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
張家最名的就是清末民國革命黨人張人傑。
張靜江，名增澄，又名人傑，字靜江，號飲光，另號臥禪，系張頌賢次子張寶善之子，排行第二，故鎮裡人都稱他為二先生。
張靜江早年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為革命捐款效勞，孫中山先生曾說過：“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文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張靜江任過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當選過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出任過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
由於張頌賢的兩個孫子在學術和政界有名望，故被譽為四象中“張家的才子”之美稱。
3、龐雲鏳（1833一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紹興。其父為紹興師爺，龐雲曾為絲業行學徒出身，竟至通曉蠶絲經營之道，因此發家，設有“龐怡泰絲行”。當太平天國兵下江浙的時候，正是他結識杭州胡慶余堂國藥店老闆，人稱“紅頂商人”的胡光墉，合夥做蠶絲生意的時候。這兩個人湊在一起籌劃著名，竟在亂世中找到做軍火生意的機會，為當時江浙督撫大員運輸和提供各種戰時所需物資和器械，他們為左宗棠、李鴻章等湘淮新興地主向洋商購買軍火，並從中牟求巨額利潤。
龐雲鏳因此不在官場卻通官場，其子龐元濟在光緒十七年(1891)，得慈禧旨恩賞舉人，其本人也受到特賞，邀一品封典，候補四品京堂，恩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之美銜，故被譽為四象中“龐家的面子”之美稱。
龐雲曾還仿胡雪岩的胡慶余堂，在南潯開設了規模較大的“龐滋德”國藥店，並建有藥棧和製藥工場，直至現在老字號的“龐滋德”藥店還開設在南潯寶善街上。
龐雲曾有兒子三人，長子龐景麟，早夭。次子龐元濟，三子龐元澄。
龐元濟，字萊臣，別號虛齋，光緒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職。龐元濟承父業，除經營龐滋德藥店和慶怡泰醬園外，還創辦絲廠和紗廠，併兼營房地產，在南潯東柵建設了規模最大、造林勝於其他園林的花園“宜園”。（在抗戰期間遭破壞，現已無存。） 除經營實業外，龐元濟尤善於繪畫和古畫鑑賞，為國內外有名的古畫鑑賞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國古代書畫只要蓋有龐虛齋的鑑定印章，就可認定是真品，連外國收藏家，也願以重價購買。
龐元澄，原字清臣，後改青城，-號淵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於教育和創辦醫院，並提倡西醫。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馬相伯為抗議帝國主義勢力干涉我國教育，創辦復且公學(1917年改復且大學)，青城列名復且公學募捐公啟。
龐元澄也是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會員，是同盟會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
4、顧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號春池，是南潯的四象之一，國學生，因排行第六，創業後，被稱為顧六公公。顧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屬清貧，棄學從商，起初擺個布攤。後至南潯鄰鎮江蘇震澤開小布店為生，兼營蠶絲後發家，與洋人往來後，遂成為上海早期的絲通事，經理洋務。並開設顧豐盛絲號，屬南潯絲商中發跡最早的一家。
顧福昌經營蠶絲致富後，又經營了當時-亡海灘上唯一的外洋輪船碼頭--金利源碼頭，並成了怡和洋行買辦和怡和打包公司經理，還大做房地產生意，被譽為四象中“顧家的房子”之美稱。
顧福昌有三個兒子，長子顧壽松，字容齋；次子顧壽藏，字子嘉；三子顧壽明，字頌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書畫收藏家。顧氏三兄弟繼承父業，經營蠶絲，以顧壽減最有聲望，曾任上海絲業公所董事長，有名的愛國教育家顧乾翰先生就是顧福昌的曾孫。
邢庚星，南潯八牛之首，開設邢正茂絲經行，後易名為恆順絲經行。並開設典當，為南潯開設當鋪最多的一家。另外，在海寧、太倉、上海、海鹽、平湖等地都開設有邢家當鋪。還經營房地產等。
周昌大，一名味詩，字樂耆。祖籍浙匯餘姚，乾隆中遷潯，開設申泰絲號和申昌絲號，鎮人都以周申泰稱呼他家，南潯八牛之一。
邱仙槎，字其深，開設啟昌絲經行。南潯八牛之一。
陳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絲事通，外設裕昌紀經行。現南潯旅遊景點“穎園”就是陳家宅內的小花園，南潯八個之一。
金桐，字竹庭。早年棄學就商於上海，成為絲事通，營絲髮家。他的大兒子金壽亦，字沁元，繼承父業，經營蠶絲，設金嘉記絲經行，還開當鋪，
經營房地產等，號稱“小金山”，南潯八牛之一。
張佩紳，開設源泰絲行，曾在上海商業銀行總行任營業部主任。南潯八牛之一。
梅鴻吉，字月槎。開設恆裕絲經行，其子梅展中，開設南潯最早的用機器生產的絲廠，南潯八牛之一。
邵易森，開設森大絲經行，在上海設有邵月記絲號，出品青獅牌絲經。鎮人稱他為邵森大，南潯八牛之一。
南潯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潯的四鄉。在鎮上的有：邱茂泰、邱蓋茂、邱義昌、邱德升、沈塗記、沈永昌、沈永豐、沈天長、李恆德、李萬順、李德茂、吳晉昌、吳其昌、吳永記、朱寵茂、朱廣隆、莊恆慶、邢豐記、卜同昌、韓怡昌、桂致和、潘泳記、潘大順、張豐泰、張恆豐、徐世興、徐惠和、許仁昌、謝森元、劉通德、龐同順、丁昌記等，都數是開設絲經行致富的。四鄉有北小圩張家、橋下張家、吳樓張家、斜橋（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溫家、子嘶灣陳家、藏谷橋王家等。
由於“四象八牛”之說，屬當時巷議街談，系得諸風聞，無正規的統計和詳細的記載，故七十二墩狗也只能略舉而也。
“四象八牛”之說，反映南潯自南宋淳年(1252)建鎮，由潯溪、南林之稱，到設鎮官，立鎮名為南潯後，以耕桑之富，且為行商坐賈薈萃之所，逐發展成為富商雲集的江南雄鎮，並為後人留下了如藏書樓、小蓮莊、張宅董樓等一大批園林建築，造就了“綠波三疊跨晴虹”，“十里桑陰水市陰”的江南特有的風姿。
二、“湖商”的緣起及其興衰發展
湖州地處長江三角洲中心地帶，地傍太湖，毗鄰杭、徽、蘇、嘉，鄰近滬、寧、甬、溫，京杭大運河過境，連通東西兩苕與河港水網，古代交通就非常便捷。境內文明深厚，遠古舊石器文化與新石器文化積澱豐富，又是迄今為止蠶桑絲綢文化最早的發祥地。從遠古而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3〕至唐，“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其貢橘柚纖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緇之富不若”〔4〕。唐宋時，湖州更是東南奧區，國之倉廩，“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5〕，同時又成為蠶絲重要產區。曆元至明，“如我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不下中州郡、縣之饒”〔6〕，凡湖州區區一個市鎮，可敵中原地區一個縣乃至一個府。此皆因湖州地擅人勤，加上地惟偏安，少罹兵火之故。歷史地看，湖州在諸如漢末、唐末、兩宋之交、南宋末、元末等亂世之隙基本上都保全了一方樂土，不僅本地安而昇平，滋發商業，天下士、商大族也都有來定居，以致郡城湖州成為“四方販夫去留闐溢，偉哉一都會”〔7〕，縣城與諸市鎮也都是“行商座賈之所萃”〔8〕。例如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戰亂，“江南多故，獨吳興未嘗被兵，避亂者多家焉，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作百姓”，〔9〕則可見一斑。地方經濟引發商業，商業的繁榮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這在古代的湖州表現十分顯著。所以，明嘉靖時徐獻忠在《吳興掌故集》中就記載：“吳興介在蘇、杭之間，水陸饒沃之產，實過兩郡。”所記並不為過。而王士性所言：“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有兩秋也”，〔10〕則道出了真諦。
“湖商”的源流，最晚可以追溯到宋代。這是緣於湖州地域經濟本身的特點，即田、蠶並舉。湖州的蠶桑生產在宋代已開始走向專業化，比如“湖州村落朱佛大者，遞年以蠶桑為業”〔11〕；“本郡山鄉以蠶桑為歲計，富家育蠶有致數百箔，兼工機織”〔12〕，等等。又據陳旉《農書》，民間“惟籍蠶辦生事……每箔（蠶）得繭一十二斤，每一斤取絲一兩三分，每五兩織小絹一匹，每一匹絹易米一石四斗，絹與米相侔也。”正如談鑰在嘉泰《吳興志》中所記：“湖絲雖遍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這一局面正好說明，湖絲、湖綢除了上供外，其餘都投入了買賣。宋人洪邁《夷堅志》中所記諸商販中，就有“湖州人陳小八以商販縑帛至溫峪”的記載。同書還記述：“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臨安）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仆負之”〔13〕。陳小八“商販縑帛”與吳興士子“買紗一百匹”，自然在湖州的絲綢市上所購，可見絲綢買賣的盛行。就是如“南林（南潯）一境，系平江、嘉興諸州，商旅所聚、水陸衝要之地”〔14〕，其“耕桑之富甲於浙右……行商座賈之所萃”〔15〕；雙林故鎮東林“織漩漾……本墟市，紡織之家環聚其中故名”，宋元時“東林響鈴、普光兩橋前後皆市”，“有絹莊十座，在普光橋東”；〔16〕長興，“當地居民溫文爾雅，衣綾羅綢緞，恃工商為活”〔17〕；郡城湖州的絲綢市場則更是“商賈輻輳”，“舟艎鱗集，晝夜不絕”了〔18〕。
後來，湖商的絲綢出口因為技術落後而被日本取代。
1948年前後，上海物價飛漲，當時的政府規定房租不能漲，湖商的後人每月收到1個承租人的房租只能買1斤醬油。
二、“湖商”的商業活動及其地域特徵
三、“湖商”的經商理念及其士商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