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氏宗譜一多5歲入私塾，勤學書畫，10歲考入武昌兩湖師範附屬國小。1911年辛亥革命大爆發，他主動剪辮，常以義和團、太平軍為內容作畫貼於家中。1913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不久，與楊延寶，梁思成組成美術社，並參加清華文學社工作，擔任《清華月刊》總編、《清華月報》編輯。“五四”運動時期，他為清華學生會的文書，曾領導同學反對校方削減《清華月刊》經費，還以北京學生代表身份赴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1920年7月，發表他的第一首新詩《血岸》，以後相繼發表《本學年周刊里的新詩》、《詩的音節底研究》、《律詩底研究》、《女神的時代精神》、《女神的地方色彩》等詩論文章。
1922年，一多回到家鄉，與高真女士結婚。新婚那天，花轎抬到門口，他還一心看書；舉行婚禮時，不叩頭而行鞠躬禮。婚後不久，即赴美國留學，先後在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丹佛阿羅拉多大學美術系學習。後轉入紐約藝術學院，致力於詩的研究和創作。寫了不少愛國思鄉的作品，如《長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國人》、《太陽吟》等。1925年5月，提前1年回到“如花的祖國”。
由聞一多之子聞立雕等繪製的聞一多油畫回國後擔任北京藝術專科（今中央美術學院）教務長，同時在北京大學教授外國文學。1926年任《晨報》副刊編輯。1927年應鄧演的邀請回武漢，在北伐軍總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曾自繪反對軍閥的大幅畫，懸掛於黃鶴樓（舊址）。同年秋前往上海辦新月書店，並任《新月》編輯；旋即赴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1928年回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並出版詩集《死水》。1930年轉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教授中國文學、英文詩。1932年暑假，應清華大學的聘請，任該校中國文學系教授。1935年，“一二．九”運動發生，他積極投入運動，發表演講，支持平津學生組成“南下宣傳團”深入工廠、農村宣傳抗日。抗戰開始，清華大學遷至長沙，同北大、南開合成聯大。是時，一多在隨清華師生遷往長沙途中轉道回鄉。參觀當地國小，勉勵教師，並捐贈課桌椅100多套及黑板、教具算盤和圖書。1938年1月，聯大遷往昆明，一多隨校南遷，步行3500公里，沿途歷盡艱辛，目睹國民黨統治者的腐敗和人民的苦難。1943年春，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學習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深刻體會到“嚴守中立、不聞不問的超然態度，不是受人欺騙，便是自欺欺人，”“是掩飾自身的怯懦，無能和自私”，擺在自已前面的“只一條路——革命”。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先後擔任雲南省民盟支部委員，宣傳委員和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主周刊》社社長等職務。
聞一多紀念館前的聞一多塑像抗戰勝利，一多高興地剃去為不忘國恥而蓄了8年的髯須，準備以新的姿態迎接和平時期的到來。蔣介石將中國人民重新推入內戰的深淵。1945年12月1日，國民黨軍警、特務公然武裝鎮壓在昆明舉行的“反對內戰，呼籲和平”的愛國學生運動，打死4人，傷20餘人，而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污衊學生為“土匪”。一多撰寫了《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將慘案的真相大白於天下，並為死難的四烈士書寫輓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出殯時，他拄著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在為烈士舉行葬禮時，他憤怒地說：“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復仇……血債一定要用血來償還！”“一二．一”慘案，把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推向高潮，而反動派的活動，也更加猖獗。昆明市的中蘇友協被查封，進修出版社、昆華圖書館被搜查，特務揚言以40萬元的高賞買一多的人頭，並給聞的家屬投遞恐嚇信。與此同時，國民黨教育部長顧毓秀秉承蔣介石的旨意，以老同學的關係，來信勸告他“收斂”，“勿受共產黨利用”，請他赴重慶“共襄大計”；雲南省代主席李宗黃則送來一大方牙章，附上優厚報酬，請他雕刻，他均一一斷然拒絕。1946年7月11日，傳來李公朴先生被特務殺害的噩耗，他立即趕赴雲大醫院，流著淚水，站在李先生的遺體旁，大聲呼叫：“公朴沒有死！”“我們要復仇！”一連幾天，他悲痛憤慨抗議呼號，置生於度外。有人獲得特務要暗殺聞一多的訊息，勸他暫時避開，他說：“如果李先生一死，我們的工作就停下來，將何以對死者？何以對人民？”7月15日，昆明市各界人士1000餘人，為李公朴先生舉行追悼大會。聞一多主持大會，作了他“最後一次講演”，他堅定地說：“我們要準備象李先生一樣，前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當天下午，一多在《民主周刊》社舉行記者招待會後回家，行至西倉坡宿舍附近時，隱藏的特務分子對他連擊數槍，聞一多當即停止了呼吸。
噩耗傳到全國，聲討反動派聲援民主戰士的電報象雪片一樣飛至昆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董必武，分別從延安、南京發來唁電。7月18日，周恩來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控訴法西斯的無恥暴行，並向國民黨當局提交抗議書。10月4日在上海舉行的聞一多先生的追悼會上，鄧穎超宣讀了周恩來親自書寫的悼詞。10月19日，周在上海文化界舉行魯迅逝世十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他在引用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時說：“魯迅、聞一多都是最忠實，最努力的牛，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榜樣，在人民面前宣誓：做人民的奴隸，受人民指揮，做一條人民的牛。”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寫道：“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因為他“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1948年，《聞一多全集》（四卷）出版，郭沫若、朱自清分別作《序》，吳晗寫《跋》，葉聖陶為《全集》重印撰寫《後記》。20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整理出版了十二卷本《聞一多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