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輯曲目：《海邊》、《日出》、《記憶池塘》、《到達》、《力量》和《向日葵》。其中，《日出》、《記憶池塘》、《力量》為從未見光的新歌。
下附張楚近期與《北青報》的談話：
北青報：先談談新專輯吧，大概會是怎么一個面貌？
張楚：新唱片還差一首歌就做完了，因為這個月14號要在上海開演唱會，最近都忙排練，所以唱片往後推了，大概明年1、2月能出來。這次我加入了一些古典樂的色彩，把古典樂里比較柔、浪漫、直白的東西放在一起。歌詞方面梳理得簡單一些，以往人們都覺得我寫實的東西比較多，現在年齡大了，就覺得人越單純越好，複雜的東西處理不了了。
北青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呢？是不是因為現在會覺得流行樂和搖滾樂比較躁？
張楚：不是，我是從人的成長來說，不能用“躁”來理解。人年輕的時候都會有激進的思想，大了以後才會發現藝術的那種創造力是想像，是感受，是更單純的。
北青報：你原來的作品充滿鮮明的個性色彩，現在卻要轉向平和，是想說的都說完了嗎？
張楚：色彩是改變了，不過不是淡了，是從灰暗、不明快的變成比較單純、清晰的思想，但不複雜，很明白，也比較優美。另外也是角色的轉變，年輕時想成長，想強大，想更優秀，大了以後會進入到我更適合的角色，比如我適合當廚師，這個適合我，我就呆在這兒。因為社會太大了，你知道自己不能再亂折騰了。以前比較嘈雜，所以大家會覺得裡面很有想法、有激情。後來我是在逐步清理嘈雜的內心，我相信清理好了之後又會迸發出新的能量。藝術家的一生應該有兩次高峰，一次是年輕時，一次是成熟後。
北青報：歌迷還是很喜歡你的早期作品，比如第一張專輯《一顆不肯媚俗的心》，只是當時限於條件，製作得比較粗糙，現在如果重新整理製作，還是會很受歡迎的，接下來有這個打算嗎？
張楚：以後肯定會整理舊作出版，但我不會因為大家喜歡就去做，任何事如果是出於籠絡人心的目的去做，肯定做不好。所以我在等待狀態來了，就是我得要先能確定這件事對現在的社會有價值。
年輕的時候比較激進，想要有一個主張
北青報：前些年你曾經喜歡上電子樂，買了很多設備，還說要出一張電子樂專輯，而且都已經做好了，為什麼後來卻沒有出？
張楚：出於商業、市場的考慮吧，大家對我的認識還是寫歌詞、寫旋律的這種，而且我寫作還算比較朗朗上口，雖然灰色一點，但歌迷還是喜歡我這種類型的。電子樂就是純樂曲了，大家未必能接受。
北青報：在大家的印象中，張楚並不是一個會考慮商業、市場這類東西的人啊。
張楚：商業和市場要這么看待，並非說主流就算是商業，還有一個基本的商業面，就是聽眾在這種時候對這種音樂類型的了解或者成熟度夠不夠。夠的話，你做起來才會順暢一些，如果過於狹窄，做起來就會比較辛苦。
商業是中國做文化的人特別不願意去觸及的一個辭彙，我認為這是很致命的。其實這種態度是不真實的，因為音樂成為一種工業都有幾十年上百年的歷史了，不可能迴避這些東西。
我以前大概是因為比較懦弱，也不敢談，但現在覺得談商業沒有什麼，又不是犯罪。商業在我看來不是迎合，只是做事情的順暢程度。
北青報：那么你在創作這張新專輯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市場和歌迷的接受度？
張楚：考慮過，就是不要去講一些太複雜的東西，我會照顧到人們的情緒，就是正常的社會人群認知事物的態度。
北青報：但是搖滾樂不都是很強烈地在表達個人意識嗎？怎么現在你像是在努力融入主流社會？
張楚：其實本來就是融入的，只是年輕的時候比較激進，想要有一個主張。
走一步算一步的人生反而更充實
北青報：這么長時間沒有新作，不擔心被說成是在吃老本嗎？
張楚：這個階段有點這個傾向，跟我自己的獨立性有關係，等新唱片出來會有所改變。前些年簽的唱片公司合作不是很順利，我也只能是忍耐，但是現在我可以自己做唱片、管理自己的事業，獨立性比以前強了，用新的作品去說話的能力就更強了。
北青報：可是作為一名音樂人，音樂就是你和社會、人群交流的主要方式，這么久不出作品的話，不會覺得沒有表達的渠道嗎？
張楚：我倒沒有這種感覺，因為現在表達的渠道非常多啊，有微博，網路上也可以發表各種言論。問題是你想表達什麼，這個很重要。
北青報：那么你現在想表達的是什麼呢？
張楚：我經歷了很多複雜的東西，以前我喜歡思考哲學類的，像莎士比亞劇作中那一類的命題，比較沉重。現在我卻越來越喜歡藝術本身，一種天然的感受、想像，只是一個簡單的精神活動。我發覺，很多事情是沒有答案的。原來想一個答案會想很遠，可能會想10米，但現在眼睛看得越來越近。
北青報：你曾經說過“搖滾人一生都在尋找自我”，你覺得怎么樣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現在又處於尋找過程的哪個階段？
張楚：不光是搖滾人、藝術家，其實所有人都是這樣在尋找。就像你去看一個作家，他年輕時是什麼思想，60歲是什麼思想，那肯定是不一樣的，他一定會對人生有一種很強烈的認知上的變化。我不認為老人就消極了，而是他做了一種選擇。
北青報：你是指返璞歸真的選擇嗎？選擇了簡單？
張楚：對，是這個意思。
北青報：那你覺得人生本來的意義是什麼？
張楚：沒有答案！包括佛教、修行、輪迴啊，那些講座我也去聽過，沒用。我覺得根本就沒有答案，沒必要有一個答案。以前我真的特別想要一個答案，現在我發現根本就沒有答案。就像Moby的唱片名字叫《無罪》，人哪裡有什麼原罪？一個小孩子就從來不會去追尋什麼答案，這不就是一種自然的狀態嗎？餓了就吃飯，去工作、賺錢、享受，這輩子就這樣完啦。有一天死亡來臨，然後就“再見”，就是這樣吧，還能給個什麼答案？
北青報：那就是說生命沒有什麼終極意義，只是走一步算一步？
張楚：走一步算一步反倒更充實了啊，比老去追一個答案更充實。不用誰來告訴我對了錯了、好了壞了，隨遇而安更簡單，更到位，更像活著本身。
希望再做三四張好唱片就退休
北青報：你現在的這種狀態是不是可以用自由來形容？從精神到物質層面。
張楚：我是想儘量不要束縛，但是不能玩世不恭，絕對不是那樣的。比如說我懶得開車，就會雇一個司機每天早上拉我到郊外曬太陽，這樣能保持我在舞台上的能量。
北青報：其他與你同時代的搖滾人現在也都過上了生兒育女的正常生活，但你一直不買房，也不組建家庭，是不是覺得這些也是束縛和負累？
張楚：倒不覺得是負累，只是組成一個家庭的話，兩個人一定會有不默契的地方。就我而言，可能還是年輕吧，有些時候還是過於任性。我從一個小孩長到這么大，中間有很多波動，有時候我會叛逆一點兒，有時候我想去挑戰些什麼，會有這樣的衝動，這樣的話對於穩定的感情和家庭就會有影響。最近一次回去，我媽跟我說：“你知道嗎？現在流行裸婚，你可以去裸婚。”她能跟我開這樣的玩笑，就說明她理解我的選擇，知道我們這一代人過得不是那么容易，有自己的困擾。
北青報：對未來的事業和生活有什麼規劃嗎？
張楚：希望再做三四張好唱片就可以退休。挺想這樣，再過不超過10年，找一個風景漂亮的地方住下來，搞點農業就行了。搞農業也不需要多少成本，很容易實現。
有深度的東西在中國暫時實現不了
北青報：你以前對媒體是比較警惕和排斥的，現在好像自如了很多。
張楚：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感覺。上世紀90年代時我說話比較自我，沒法好好溝通。2000年後覺得媒體提出一些有關搖滾樂的問題總是問得有些大，有些過了，回答起來很累，還得配合著去說，所以內心挺抗拒的。到了現在，也沒勁兒了，能回答什麼是什麼唄。
北青報：像今年5月你和何勇去參加《天天向上》這種娛樂節目，大家就覺得以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張楚：上娛樂節目對我們來說太小菜一碟了，對於音樂工業來說，宣傳是其中很小兒科的一個部分。再說目前全國人民對娛樂的理解就是這樣一個形態，你不去做這樣的節目，也很難和社會有一個交流，基本就沒有交流的地方了。也不可能中國到處都是脫口秀，都講得特有深度，不可能，現在不是那樣的國情。既然只有這樣的平台，那也只能這樣去做一些交流，我覺得就算小澤征爾來中國也得上這種節目吧。
北青報：可是很多歌迷都不太能接受，認為你們這樣的音樂人不適合這類節目。
張楚：這是歌迷對社會的理解，我覺得他們過於單純了。
北青報：平時你會看這種節目嗎？
張楚：不看，我家根本沒有電視。
北青報：但近年來各種娛樂、選秀節目這么火爆，總還是有些了解吧？你對現在這種“娛樂至死”的勢頭怎么看？
張楚：死倒死不了，現在人們工作壓力大嘛，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嘛。壓力大他需要娛樂和放鬆，他不能再有深度的東西，或者說有深度的東西在中國暫時實現不了。我給你講得頭頭是道，特好特好，但環境不允許，或做這件事情的專業人員不到位，講了也是白講。
我也並不覺得悲哀，在這樣一個時代，反倒有些人是需要勇氣的，是需要一些能豁得出去的人。大家都是有壓力，想樂一下，有一個最淺薄的需求，這很正常。再從一個角度講，如果我為這么點事還較勁的話，我覺得我白活這么大了。
北青報：對什麼事都不較勁了？在音樂方面呢？就拿演唱會來說，很多歌手都會參與各個籌備環節，特別精心地去打磨，你會這樣做嗎？
張楚：我只管音樂本身的東西，其他細節我不參與。比如演唱會要花多少錢，我就找個人來管。環節設定也都由導演來管，我最多提一個我喜歡什麼，其他都由他們來完成。(笑)我也比較懂得配合吧，不會自我到“你們這些都不行”，把別人都否定了。
北青報：感覺你現在很想得開，對事情都能看慣了，這算是成熟了的表現嗎？
張楚：當然越來越成熟了，不過還保留著很多單純的東西。我喜歡保留我十幾歲、二十歲出頭的那種精神面貌，那時候的世界還處在美好中。我現在懷有一種期待，期待人的一生是美麗的，這是對自己、對社會、對別人的一個期待。我希望每個人活一輩子，臉上皺紋增加得少點，笑容儘量多點，就是這樣。
歌手張楚：張楚，原名張紅兵，1968年11月生於湖南，在湖南瀏陽的外婆家生活了8年，8歲時，跟隨 父母搬到了陝西。這些年，他走遍了中國大部分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有自然風光的地方，有一些流浪的感覺。他大部份歌曲創作的時候都是走在路上，獨自漂泊。10歲那年第一次離家出走，17歲考入原陝西機械學院，即西安理工大學，土木工程系，後又輟學。1987年隻身來到北京，從此踏上了音樂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