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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閣帖》是我國歷史上現存最早的一部書法叢帖。宋初，太宗趙炅命翰林侍書王著甄選內府所藏曆代帝王、名臣、書家等墨跡作品，於淳化三年（992）摹勒刊刻。《淳化閣帖》（以下稱《閣帖》）共十卷，收錄歷代書法作者一百零二人，計四百二十帖，記錄了秦漢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發展歷程，是現存第一部關於中國書法史的大型圖典。
宋元以後，《閣帖》擁有最廣泛的臨摹研習群體，她深遠地影響著中國書法的進程。歷觀明、清兩代尺牘、文書，件件有《閣帖》影子。《閣帖》已然構成行草書的正源，她不僅是中國書法史上一部不朽的經典，恐將之視為中國書法發展的“命脈”也不為過。
《閣帖》刊刻後不久即遭火毀失傳，北宋中後期《閣帖》祖本已極為罕見，導致後代翻刻之風興起，時至今日已無可信的《閣帖》祖本傳世，《閣帖》的深遠影響，是靠歷代翻刻她的“子子孫孫”們來實現的，後人只能通過無數的歷代刻本，來揣摩祖本的原始面貌，品味其藝術風采。
歷代翻刻本中影響最廣、傳播最久、聲名最重者莫過於“肅府本”。相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四皇子朱楧為肅莊王，並賜宋本《閣帖》一部十卷以為傳代之寶，秘藏內庫，此部《閣帖》即是“肅府本”刊刻之原始底本，可惜在清初宜告失傳。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肅憲王命金石摹刻家溫如玉、張應召等人將“肅府底本”雙鉤上石，於天啟元年（1621）刻竣，前後共歷時七年，耗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塊，大都兩面刻文，總計二百五十三面，世稱“肅王府遵訓閣本”或簡稱為“肅府本”。
“肅府本”區別於傳世其他《閣帖》翻刻本的版本特徵在於：每卷末除照摹宋本“淳化”年款外，另添刻“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隸書年款三行，卷五末加刻“肅府底本”固有的元至正十年（1350）張瑁等人觀款，卷五、六、七後面還附刻肅恭王題跋。卷十結尾另刻溫如玉、張鶴鳴、趙煥、張鍵、湯啟燁、柴以觀、周懋相、盛以弘、徐元寀、黃和、肅世子等廿九人題跋。以上題跋並非多是刻帖竣工後所作，題跋時間上起萬曆四十三年，下至天啟元年間，刻跋時間應該在刻帖完工同時（即天啟元年）。明崇禎戊寅（1638）七月又增刻王鐸題跋。但常見“肅府本”均無廿九人題刻，僅精選其中張鳴鶴、王鐸、肅憲王、肅世子等少數幾人題刻。
此外，“肅府本”全帖並無傳說中的《閣帖》祖本特徵——銀錠紋（刻帖原版開裂後以銀錠加固），卻保留“肅府底本”的原始卷號、版號，並加刻了“肅府本”之明代刊刻時卷號、版號（字型較小，位置多在石版右下側）。
明末清初之際“肅府本”帖石開始毀缺，後經清順治十一年（1654）補刻四十多版，復成完璧，此時帖尾加刻“順治甲午歲張正言、正心承廣陵陳曼仙、參澤毛香林二師教補摹上石” 隸書年款三行，所補摹頁上又添刻一組楷書版號。清末蘭州劉爾炘移帖石於文廟尊經閣，增刻木板釋文四十塊，但是帖石上斷裂紋和殘損文字已經比比皆是。
相傳“肅府本”初拓本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作蟬翼擦拓，無不精妙，當時拓工間有私購者值五十千。然據筆者歷年所見初拓本則多為濃墨精拓，至今未見有蟬翼初拓。
近日上海辭書出版社影印“肅府本”，其出版底本是民國年間影印的“日本清雅堂本”，冊中有雍正乙卯（1735）王廷璋（潛庵主人）朱筆釋文。此本開卷便有蟬翼淡墨拓的印象，不得不讓人聯想起“肅府初拓”的傳說。那么此本究竟是否就是真正的“蟬翼初拓”呢？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還要先解決“肅府本”初拓的標準又有哪些。
有一種觀點是“肅府最初拓本”卷十結尾後必須未刻有“肅憲王題跋”。此種鑑定方法在理論上可能成立，但是在鑑定實踐中，它只有“否決權”而沒有“肯定權”，也就是說，但凡帖後面看到有肅憲王題跋者就能否定為“最初拓本”，但若沒有肅憲王題跋者，亦可能是裝裱時有意剪棄，依然不能確定其固有情況。故筆者認為，卷十結尾處未刻“肅憲王題跋”的初拓本仍然可能只是個傳說而已。進而推測，即便已經存有張鶴鳴等廿九人題刻，亦還有可能是天啟元年（1621）的初拓本。
但傳世“肅府本”初拓為何多不見以上廿九人題刻呢？原因有二，其一初拓可能僅拓法帖十卷，未拓其後題刻；其二即便拓出廿九人題刻，亦斷不會附裝於卷十結尾處，因為廿九人題刻內容足夠裝裱一冊。故筆者推斷，若“肅府初拓”帶廿九人題刻者，當為十一冊。此類“肅府初拓”其後附帶的明人題刻多為清代帖賈遺棄或割裂，用以冒充宋代《閣帖》祖本而抬高售價。
後人因未見初拓帶跋刻者，故誤認為初拓無跋，偽造“肅府初拓本”者亦據此割裂題跋。更有甚者臆測以上題刻均為順治年間添刻，如此誤判可能緣於帖後續添的王鐸、佟國定等人題刻，但不能改變廿九人題跋刻於天啟元年“肅府本”竣工之時的事實。
因此，鑑定“肅府本”是否屬於“初拓本”還必須另加輔助限定條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初拓本”應該一字不損，其簡便的核對方法就是：卷六《旦極寒帖》第三行“卿可”兩字應該完好無損。
對照此次影印所本的“清雅堂本”，粗看卷六《旦極寒帖》第三行“卿可”兩字似乎完好，但諦視之，“卿”字中間一點下已有裂紋，“可”字左上角亦有塗墨痕跡，因此“清雅堂本”當屬“卿可已損本”。再看“清雅堂本”卷十結尾已刻有肅憲王、肅世子、張鶴鳴、王鐸、黃和、柴以觀、盛以弘等人題跋，其中王鐸等人題跋之拓工、紙墨與全帖十卷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排除這些題跋是後期綴補，據此就可肯定“清雅堂本”並非“肅府本”之最初拓本，當為“明末清初拓本”。
那么如何來客觀評價“清雅堂本”的價值呢？此本雖非最初拓本，但與“肅府本”傳世最初拓本逐行逐字校勘核對，發現其間的差別亦僅僅是“卿可”兩字細微殘損而已，因此，“清雅堂本”與“初拓本”的差別是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她完全可以等同於“最初拓本”。尤為難得的是，此本拓工絕佳，淡墨精拓的藝術效果遠勝於所見“傳世最初拓本”，因此她無疑是“肅府本”影印出版的一種最佳選擇。
此外，“清雅堂本”還提供了一個以“最初拓本”與“明末清初拓本”為分水嶺的標準件，此本還可視為“肅府本”添刻“王鐸題跋”後的最初拓本，同時又論證了“卿可”兩字是肅府本版本鑑定的最初考據點，而非卷七標題右上角“法帖”兩字，她補充了“肅府本”善拓鑑定證據鏈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其版本研究價值極高。
《閣帖》肅府本刊刻至今已將近四百年，然而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未有一套刊印精良的理想出版物，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書法藝術出版領域的一個重大缺憾。如今，上海辭書出版社原大精印“清雅堂本”，這是《閣帖》研究者和書法愛好者的一大福音。衷心祝願此帖的出版，能像四百年前刊印“肅府本”一樣，起到對傳統書法的導引和弘揚作用，並開創中國書法下一個輝煌的四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