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貫道

一貫道

“該教”發端於晚清,極盛於1940年代。其教義,雜糅儒、道、佛及耶穌教經典,宣稱整個宇宙分“紅陽”、“青陽”、“白陽”三期,各歷一萬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陽”期末世,大劫將至,須得信奉“該教”,才能消災免難。抗戰期間,“該教”將大量汪偽政權高級官員發展進入組織。民國晚期,邪教組織“該教”,甚至一度發展到與國、共兩黨分庭抗禮的程度。取締該教行動是新中國建國伊始伴隨著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而進行的一場廣泛、劇烈、深刻的民眾鬥爭,對於捍衛和鞏固新生政權,破除封建迷信,維護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保證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再回頭看一看並不遙遠的那段歷史,對於當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基本信息

發展規模

從“該教”骨幹牛克瀛家中搜出的武器從“該教”骨幹牛克瀛家中搜出的武器
1930-1947年間,其全國組織架構,設有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7大總壇。
1949年前後,該教在上海擁有基層壇堂1144個,辦道人員6200餘人,道徒約30萬人——而該教上海總壇,所轄範圍並不止於上海市範圍,如常州、杭州、溫州等地分壇,亦歸上海總壇管轄。如此,當不難揣知,“該教”當年教徒之眾。有學者認為,極盛時期的該教,有教徒300萬人以上,當非虛言。

教內教眾

抗戰期間,“該教”將大量汪偽政權高級官員發展進入組織。如汪偽中央稅警團團長李麗久、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祥夫、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汪偽考試院院長王揖唐等等。
1946年,國民政府社會部聯合內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締“該教”,並以“漢奸罪”對該教發起起訴。但在張光璧等人的活動下,起訴無疾而終。

斂財機器

斂財機器斂財機器
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層社會普遍流傳,“與經濟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方面,“民間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設教的動機,主要是著眼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以謀得金錢財物為出發,極少的例子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而叛變造反。他們憑著粗通的民俗醫術,編造一套消災祈福、追求來生富貴的宗教理論。”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願意入教,一則是因向往來生富貴的理論可以擺脫現世的貧窮,一則也是為了日後能夠謀取教職可以傳徒收錢。”
換言之,所謂“民間秘密宗教”,實際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越高層級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財源;越低層級的教徒,所獲財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擴充教徒人數,方能擴展財源。這正是民間“秘密宗教”——自民國之“該教”,至今日之“全 能 神”——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始驅動力。至於其教義本身如何,實際上並不重要;正如傳銷模式下,其產品質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盡全力發展下線。
這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也恰恰是當日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們樂意加入“該教”,成為教內高級幹部的主要原因——該道斂財名目極多,如捐錢辦道、考財、度大仙、功德費、開荒費、壇主費、獻心費、懺悔費、齊家費等等——投桃報李,以斂財為目的的教首們,亦可以投汪偽之所好,隨意更改其教義,宣稱“日本來中國是天數,來收惡人”;內戰期間,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讖語,妄圖漁利。
“愚者求福,黠者斂財”,是近乎所有邪教組織的基本特徵。洞悉此節,以作針對,對識別、削弱邪教組織滾雪球傳銷式的發展,應有裨益。

北京行動

發現

北京行動北京行動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們在社會調查工作中,發現一些人家裡建有該教的道壇,供奉“師尊”和“師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參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嚴重和沒文化的普通民眾,也有士農工商各階層的人,有些還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國民黨舊警察中的道徒和道親也為數不少。進一步調查得知,建有道壇的是該教的傳師家,並且為數不少的傳師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惡霸地主,就是日偽時期當過漢奸和國民黨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該教道徒和道親。民警看見,道壇所在的屋子裡煙霧繚繞,道徒和道親對著“師尊”和“師母”像燃香跪拜。被稱為“三才”的三個未成年孩子用被稱為“扶乩”的把戲騙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個綁著的木棍在沙盤上寫字,“人才”把寫出的字念出來,“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訓”字寫在紙上,要道徒拿錢來“行功”、“獻心”,以免災難,沒錢的也不要緊,“捨身辦道”即可。

行動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統一行動,130名該教首要分子幾乎同一時間內被逮捕。北京取締該教工作歷時兩個月,先後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反動道首42人;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聲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閉大小壇1283個。

意義

經過這場鬥爭,北京的該教從組織上和思想上被徹底摧毀。

評論

一位外國記者撰文說:“共產黨是一把鐵掃帚,一掃帚把妓院掃光了,又一掃帚把該教掃光了,真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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