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規模
1930-1947年間,其全國組織架構,設有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7大總壇。1949年前後,該教在上海擁有基層壇堂1144個,辦道人員6200餘人,道徒約30萬人——而該教上海總壇,所轄範圍並不止於上海市範圍,如常州、杭州、溫州等地分壇,亦歸上海總壇管轄。如此,當不難揣知,“該教”當年教徒之眾。有學者認為,極盛時期的該教,有教徒300萬人以上,當非虛言。
教內教眾
抗戰期間,“該教”將大量汪偽政權高級官員發展進入組織。如汪偽中央稅警團團長李麗久、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祥夫、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汪偽考試院院長王揖唐等等。
1946年,國民政府社會部聯合內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締“該教”,並以“漢奸罪”對該教發起起訴。但在張光璧等人的活動下,起訴無疾而終。
斂財機器
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層社會普遍流傳,“與經濟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方面,“民間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設教的動機,主要是著眼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以謀得金錢財物為出發,極少的例子是出於政治上的動機而叛變造反。他們憑著粗通的民俗醫術,編造一套消災祈福、追求來生富貴的宗教理論。”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願意入教,一則是因向往來生富貴的理論可以擺脫現世的貧窮,一則也是為了日後能夠謀取教職可以傳徒收錢。”換言之,所謂“民間秘密宗教”,實際上是一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越高層級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財源;越低層級的教徒,所獲財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擴充教徒人數,方能擴展財源。這正是民間“秘密宗教”——自民國之“該教”,至今日之“全 能 神”——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始驅動力。至於其教義本身如何,實際上並不重要;正如傳銷模式下,其產品質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盡全力發展下線。
這種金字塔式的斂財體系,也恰恰是當日汪偽政府高級官員們樂意加入“該教”,成為教內高級幹部的主要原因——該道斂財名目極多,如捐錢辦道、考財、度大仙、功德費、開荒費、壇主費、獻心費、懺悔費、齊家費等等——投桃報李,以斂財為目的的教首們,亦可以投汪偽之所好,隨意更改其教義,宣稱“日本來中國是天數,來收惡人”;內戰期間,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讖語,妄圖漁利。
“愚者求福,黠者斂財”,是近乎所有邪教組織的基本特徵。洞悉此節,以作針對,對識別、削弱邪教組織滾雪球傳銷式的發展,應有裨益。
北京行動
發現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們在社會調查工作中,發現一些人家裡建有該教的道壇,供奉“師尊”和“師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參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嚴重和沒文化的普通民眾,也有士農工商各階層的人,有些還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國民黨舊警察中的道徒和道親也為數不少。進一步調查得知,建有道壇的是該教的傳師家,並且為數不少的傳師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惡霸地主,就是日偽時期當過漢奸和國民黨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該教道徒和道親。民警看見,道壇所在的屋子裡煙霧繚繞,道徒和道親對著“師尊”和“師母”像燃香跪拜。被稱為“三才”的三個未成年孩子用被稱為“扶乩”的把戲騙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個綁著的木棍在沙盤上寫字,“人才”把寫出的字念出來,“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訓”字寫在紙上,要道徒拿錢來“行功”、“獻心”,以免災難,沒錢的也不要緊,“捨身辦道”即可。行動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統一行動,130名該教首要分子幾乎同一時間內被逮捕。北京取締該教工作歷時兩個月,先後逮捕反動道首381人,槍斃反動道首42人;登記點傳師720人,壇主4775人,“三才”663人;聲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閉大小壇1283個。
意義
經過這場鬥爭,北京的該教從組織上和思想上被徹底摧毀。
評論
一位外國記者撰文說:“共產黨是一把鐵掃帚,一掃帚把妓院掃光了,又一掃帚把該教掃光了,真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