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濱文化

這類文化遺存通過最近20多年的考古發現的研究，逐步得到學術界的認同。從先秦開始，粵東地區受到中原文化強烈影響的"潮汕文化"，正在醞釀、孕育之中。浮濱文化的發現，對研究"潮汕文化"的源流，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個文化的露頭可以追溯到本世紀的40年代。當時在粵東傳教的義大利神父麥兆良，曾在海豐、蕉嶺等地發現一類含釉陶大口尊、石戈的考古遺存，但因未能弄清其內涵而把它歸入所謂的"菝仔園文化".建國以後，考古工作者在50-60年代對越冬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中，也偶有零星的發現。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廣東饒平縣浮濱區塔仔金山、聯饒區頂大埔山兩個地點，清理髮掘了21座豎穴墓，第一次把它作為一直能夠文化類型來研究。此後，又在揭陽、大埔、普寧和福建省的南靖、平和、南安、雲霄等地發掘了同類一遺存。通過一系列的科學發掘和研究，特別是對1974年福建南安大盈出土的一組青銅器的重新認識，使我們比較完整地了解到浮濱文化共同體的組合、內涵，並進而認識了它的性質、時代。
饒平浮濱、聯饒等兩個目的的21座土坑墓，共清理出土隨葬品近200件，連同發掘前早先出土的器物，總數達300多件。從考古報刊開列的遺物清單看，有石器、陶器兩大項。石器有戈、矛、斧、鑿、礫石等工具、兵器及環、璜等飾物；陶器有大口尊、尊、壺、豆、杯、盆、盂、罐、紡輪等。陶器的質料有夾砂紅陶、黑陶、泥質灰陶等；有部分陶器施醬色釉。在幾個陶器的腹部或肩部上刻有符號或文字，計13中17個形體。
在作為後來浮濱文化命名的地點，是浮濱區的一個山崗類型的墓地。被清理的殘存古墓有16座，從中已可看出有貧富貴賤的差別。例如最大的一座——浮濱一號墓，位於山頂部中央，墓坑巨大，長4.2米，寬2.9米，深3.6米，豎穴內設定二層台，出土器物36件，多放置在二層台上。隨葬品組合為石器、陶器、裝飾品，僅大口陶尊和陶尊兩種陶器便有16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釉陶大口尊高度有67厘米，大敞口、寬肩、長頸、折腹、 斜肩，肩部飾有三枚鉚釘式泥餅，肩和腹拍印直條紋，並施厚薄不均的醬色釉。小墓則坑淺，長1.2米，寬0.6米，只有一二件隨葬品。
在頂大埔山墓地，除了清理5座墓外，還收集到一件青銅戈，長17.5厘米，援長13.3厘米，援狹窄，隆脊有棱，連側帶刃，無胡，援與內上各有一圓穿。這件戈與江西吳城二期商代銅戈相似。青銅戈發現在墓地，也與墓中出土的石戈很接近，應為同一考古文化的遺物。
就在浮濱文化發現的當年，在福建省南安縣大盈村寨山發現了一批出自墓葬的青銅器、玉器。出土的青銅器有銅戈5件、銅戚1件、銅匕首2件、銅矛1件、有段銅錛2件和8件小銅鈴，共20件。該地點的寨山貝丘遺址，經調查屬浮濱文化遺址。因此，大盈銅器群可作為浮濱文化的青銅器來考察。
浮濱類型文化遺物的發現與廣布在潮汕平原含雲雷紋、夔紋等幾何形印紋陶的山崗遺址截然不同，它帶有若干黃河流域商文化的色彩而引起卡古學界的注視，當時把它稱為"浮濱類型".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浮濱類型陸續在廣東的潮陽、潮安、普寧、揭陽、揭西、大埔、豐順、南澳等地發現。另外，在相鄰的福建省的漳州、漳浦、雲霄、詔安、東山、平和、南靖、南安、華安、龍海、泉州、莆田等地也有發現。目前發現的地點據不完全統計有近百處，已經形成一支地跨閩粵兩省，分布在榕江、韓江、九龍江、晉江四個流域內，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考古文化。
終合有關考古材料，可以確認，浮濱文化是指分布在粵東、閩南區域內的一種以長頸大口尊、圈足豆、帶流壺、釉陶器、直內無欄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錛組合為特徵的考古文化。浮濱人擁有少量的青銅兵器、青銅生產工具，使用刻劃於陶器上的簡單文字。浮濱人已有發達的制陶業，掌握輪制技術，創造了廣東境內最早的釉陶。浮濱人處在一個戰爭頻繁的時代，除了使用部分青銅兵器外，還使用大批製作精美的仿銅石兵器，如直內無欄石戈、三角形石矛等。饒平縣地1座墓出土石戈33件、石矛7件，占石器總數的喔9%；南靖縣三鳳嶺的一座墓便出土石戈10件，包括好幾種中晚期，其下限可能到達西周。
近年來，我們先後在粵東韓江、榕江流域進行人類考察，對浮濱文化又有許多發現和新認識。
一、1991年在南澳縣的考古調查中，確認了該縣隆東鄉東坑仔是一處浮濱文化類型的早期聚落遺址。在遺址中採集有浮濱文化的大口尊、梯格紋陶片、釉陶片外，還發現有石斧、石錛、網墜、紡輪、凹石和7件方塊體陶拍等生產工具，並在遺址西北面的山坡地發現夾雜陶片、石器的貝殼層堆積。
二、榕江流域的揭陽是浮濱文化遺存發現較多的地區，在114處先秦時代遺存有33處，基本上可分屬於白塔群=玉湖群、黃歧山群、仙橋群、桑浦山群等5個遺址聚落群。其中黃歧山群的浮濱文化遺存即多達12處，榕江平原很可能是"浮濱王國"的中心區。
三、在榕江流域的考察中，豐順、揭陽、揭西、普寧、潮陽等市縣否發現有浮濱文化的遺存。在揭陽境內如上所述，遺存極為豐富。在榕江南河東側的仙橋鎮，也是浮濱文化的分布密集區。在仙橋山前村的出土遺物中有2件石質牙璋，這是榕江流域浮濱文化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它與石戈、三角形石矛、石錛、釉陶、折腹豆、方格紋凹底罐、帶流凹底陶壺共存。石質璋來源於中原的玉質牙璋，是眾所周知的商文化的重要禮器和祭祀中的餓宗教神器之一。這種禮器隨著中原文化向四周的擴展、傳播，在浮濱文化時期已進入嶺南。因此，石璋也成為浮濱文化的重要段代器物。
四、1995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普寧下架山鎮的牛伯公山遺址，除了獲得一批浮濱文化遺物之外，還發現了浮濱人的居住遺蹟、地窯、蓄水設施等。以往有關浮濱文化的發掘多屬墓葬材料，此次發掘第一次揭示了這個文化的聚落形態，意義十分重大。同時，還通過地層採樣，測定了一批標本的14C年代數據，6個標本的年範圍在距今2870-3390年之內。絕對年代的測定，證實了前面把浮濱文化定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前期的看法是基本可信的。
關於浮濱文化的性質、來源，尚存在多種不同的看法。我們透過日益積累的考古現象歷史，不難看出，在商周之際，為了掠奪南方的銅礦、食鹽和作為流通貨幣出產在南中國海的寶貝，中原的奴隸主王朝對長江南及閩粵進行擴張。經濟的開發、財富的掠奪，同時也帶來文化的交流。有一支中原文化以江西清江吳城為基地，溯贛江而上，經閩南而影響漳潮。這支商文化的南浙，一方面既融合了本地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土著文化的影響而發生變異，也許那些滲雜中原語音的閩南方言已開始濫觴。這樣，便產生了粵東和閩南境內不同於諸越文化的浮濱文化。在《周禮。職方氏》中隱約提到的西周或更早些時候存在於東南沿海的"七閩"，正是這種中原人在殖民過程中獲得的知識。浮濱文化在銅器、陶器、石器以及埋葬習俗上與商周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在凹石、印紋陶、條紋褐釉灰硬陶系、有段銅錛等方面則反映出浮濱人所具有的土著特徵。華夏文化與土著文化的底一次融合的時間，由此而被大大的提前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粵東這片土地上第一次閃耀出中原商周文化光彩的"浮濱文化"，應該是"潮汕文化"積澱的底層及其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