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泰州博物館歷史沿革
泰州市博物館建館之初，藏品來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調撥了原泰州金石保存所收藏的青銅器、書畫、善本書等一批文物；二是接收了原濟南廣智院歷年來蒐集的動植物標本、古生物化石以及各類文物藏品；三是接收了原解放區泰州人民政府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收集保護的各類文物；另外還接收了部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民眾捐獻的傳世文物。1954年至1980年期間，泰州市博物館作為泰州惟一的省級文博機構，承擔起了泰州境內地上地下文物的保護工作，開展了大量田野調查，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收藏了大量珍貴出土文物，使館藏文物的數量和質量不斷提高。1954年至1980年期間，泰州市博物館作為泰州惟一的省級文博機構，承擔起了泰州境內地上地下文物的保護工作，開展了大量田野調查，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收藏了大量珍貴出土文物，使館藏文物的數量和質量不斷提高。泰州市博物館發展成為富有地方特色的、包括歷史、自然、藝術等多門類的新型省級博物館，成為全省文物的收藏中心和展覽中心，擁有各類藏品20餘萬件，尤其在陶瓷器、青銅器、甲骨文、陶文、封泥、璽印、簡牘、漢畫像石、書畫、善本書的收藏方面見長。泰州市博物館現有職工129人，其中專業人員87人。設有辦公室、政工科、保衛科、基建辦公室、保管部、陳列部、宣教部、考古部、文物保護部、自然部、鑑定辦公室、資料信息部、經營部、物業部等14個業務科室和部門。主體建築
泰州博物館建築特色
泰州博物館鎮館之寶
泰州博物館陳列展覽
文明之光
泰州，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早在距今四十萬年前這裡就出現了人類活動的遺蹟。發現於沂源騎子鞍山南麓的沂源猿人頭骨化石就是最好的證據。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鳳凰嶺發現的細石器則為解決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缺環，在河流域和汶泗河流域發現的遺物表明，先人過著以狩獵為主，捕撈和採集為輔的經濟生活。進入新石器時代，泰州地區更是群星璀璨、異彩紛呈：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堪與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相媲美，陶器上的刻畫符號被認為是文明的曙光；龍山文化黑陶精美絕倫，玉器製作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牙璋、璇璣等成為泰州的標誌性器物。泰州史前文化遺址目前發現超過2000處，發掘遺址上百處，通過地層學和類型學研究比對，經過幾代考古人的艱苦努力，逐步建立起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這樣完整的文化序列。泰州地區史前文明研究正向著更深、更早、更先進的方向發展。泰州風采
商周時期，泰州作為中原地區的近鄰，首當其衝的承受著中原文明的衝擊。商代甲骨文上記載了大量商王征伐泰州方國的記載，目前的考古資料也表明，商代的遺蹟由早到晚存在著自西向東發展的趨勢。至遲在商代末年，泰州的大部已經納入了商王朝的版圖，只在東部沿海地區還保留少量的東夷土著部落。西周以後，封建邦國，泰州北部被周武王封給姜尚，建立齊國；南部封給周公旦，建立魯國，此外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諸侯國。齊國採用“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保持了地區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加上齊桓公即位以後，任用管仲為相，政治賢明，經濟發展，國力逐步增強，不斷兼併其它小國，成為東方最強大的國家，被尊為“春秋五霸”之首。魯國版圖雖小，但是國家完整的繼承了周代的禮制，文化氛圍濃厚，產生了很多光耀千古的思想家，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被尊為“至聖先師”。其他還有孫子、墨子、孟子等等諸子百家，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文明進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魏輝煌
兩漢時期，泰州是中國最發達最繁榮的地區之一。泰州擁有魚鹽之利，在秦末戰亂中受到影響較小，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其中以尤以冶鐵和紡織最具特色。考古發現以漢代墓葬為主，迄今發掘數量上萬座，重要的考古發現，如長清雙乳山濟北王陵、章丘洛莊呂王陵、章丘危山濟南王陵、日照海曲墓地出土的珍貴文物盡會於此。臨沂洗硯池晉墓出土了豐富的具有南方風格的青瓷器和銅器；東八里窪北朝墓發現的數量眾多、功能齊全的陶俑生動展示出當時的生活場景；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發現的逾400尊北朝佛像精美絕倫，殘斷的佛手、佛腳則從另外的側面講述著佛教歷史上的興衰和浩劫，帶給今天的人們思索的寧靜和心靈的皈依。石刻藝術展
泰州地區石刻藝術源遠流長，漢代畫像石、漢魏碑刻、北朝佛教造像、唐代摩崖石刻等等，無一不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享有盛譽。泰州石刻藝術展，精心遴選百餘件漢畫像石和北朝的佛教造像，以及其他一些歷史時期的石刻作品，奉獻給廣大觀眾朋友。漢畫像石是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瑰寶，是漢代先民們用簡練的線條，精巧的構圖，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力，創造的不朽藝術作品。漢畫像的題材內容豐富多彩，如同一部“畫面上的漢代史”，真實生動地反映了漢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當時現實生活的反映，如嘉祥縣出土的“樓閣人物畫像石”；另一類是當時人們想像中的神仙世界，如鄒城出土“四神畫像石”等。賈智淵妻張寶珠等造像是北朝時期一佛二菩薩的背屏式佛造像的代表作品，楊瓚造塔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唐代石塔精品，均是國寶級的珍貴文物。明清時期官窯瓷器依託華夏數千年文明的底蘊攀登上中國陶瓷史的高峰，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作為明清兩代皇室用瓷的生產基地，景德鎮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制瓷人才，集天下名窯之大成，所產瓷器品種之多，色彩之豐富，工藝之精湛，為歷代民窯所不及。明清官窯的顏色釉瓷琳琅滿目，以雅致簡約亮麗勻靜的風姿閒步於瓷壇；成熟於元代的青花瓷，各期皆有傑作，並以瓷入畫，有水墨青花的美譽；釉里紅瓷更得明初皇家喜愛；五彩瓷乘宋、元紅、綠彩之序，出現了釉上藍彩的新工藝；鬥彩之花於明宣德朝初綻，在明成化朝、清雍正朝兩度怒放；當人們還在欣賞五彩瓷的古韻時，琺瑯彩已攜著大西洋彼岸的異國風情，款款而來；粉彩瓷則集五彩瓷與琺瑯彩瓷之美，於康、雍、乾盛世涉入瓷海，其後一領瓷業風騷二百餘年。品種繁多，精彩紛呈的明清官窯瓷器，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藝術瑰寶，成為世人競相購買、收藏的亮點，仿製的樣板。館藏檔案
清代檔案
清代檔案。有題奏文書。其中題本三百四十二件，內容有吏治、糾參、刑法、河工、鹽課、軍務、錢糧、工礦等方面的材料。另有殘題本一百二十件。奏摺及錄副奏摺十三件。內容反映了乾隆時期的一些內政、職官、商業情況。有各衙門的來往文書，其中揭貼五十三件，為1645年至1830年(順治二年至道光十年)的文書。移會五十八件，為1645年至1830年(順治二年至道光十年)的文書。移會五十八件，咨文五件。有上諭十件，是關於祭祀和賑濟方面的諭令。票簽若干張。還有表四件，會試殿試卷九件。雜檔四十五件，如太常寺祭文、奏銷冊、重囚招冊、官俸冊、雍正《朱批諭旨》刊本一冊，康熙《親征平安朔漠方略》卷二十八，《名臣傳》稿本一冊，內為豫親王多鐸、英王阿濟格的傳記。這部分檔案，原為清內閣大庫的藏物。清末民初流出宮外。1925年左右，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員袁家良家坐館授課的蘇恩培先生，偶在北京某城門樓下見一收買廢紙的小推車，發現其中竟有許多檔案文書，蘇於是買了一包，回去稍加整理，知為清宮檔案。後來他攜帶檔案回到原籍，再移居泰州。蘇於解放前夕病死。他所遺下的檔案及書籍轉到姻親景幼南家裡。1958年泰州博物館成立，景先生將這批檔案捐贈給博物館。博物館為保存這批檔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現已全部整理編目，可提供學者研究利用。檔案調查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及歷史博物館以經費困難為理由，拍賣其保管的大批明清檔案。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以四千元代價買去了這批原為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準備用作造紙原料，這批檔案總計八千麻袋之多，這就是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後來幾經周折，這批無價之寶的歷史檔案被收了回來，總算沒有被化為紙漿，現在這八千袋中的大部分及其它許多明青檔案保存在遼寧省檔案館和中國台北。除此之外，別的地方還有沒有呢？明清兩代的中央檔案有無流散在外？這是許多明清史研究者和歷史檔案工作者所關心的問題，總希望能有一個以外發現。可是在國內只是零星所見。現在所要談的江蘇省泰州是博物館明清故宮檔案，可以說是外界尚不知道的，比較集中保管的明清檔案。泰州市博物館（以下簡稱館藏）明清故宮檔案是該館所藏明清檔案的一部分，約計有七百五十件，是有泰州市退休老教師景幼南先生捐獻的。最近走訪了景老先生調查他所捐獻的檔案的來歷。這七百餘件檔案原屬的姻親蘇恩培。蘇是泰縣白米鎮人，民國初年在北京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員袁良家坐館授課。一九二五年左右的一天，蘇在北京某城門樓下見一堆小車收買廢紙的，發現其中竟有許多檔案文書，蘇於是略出薄資買了一包，回去後稍加整理，知道是明清故宮檔案。從現在看到的蘇恩培日記、詩札（亦在泰博），得知他是一個小有家資的失意文人，自命風雅，把這批檔案作為古董收在身邊玩賞，他曾寫過“上論拋殘同廢紙，老蘇蒐集重公文”的詩句。後來他帶同檔案回到原籍，再後又移居泰州。解放錢一兩年蘇病死，兒子在海外，他所遺留下來的檔案和書籍就轉到景幼南名下。一九五八年泰州市博物館成立，景先生將這批檔案捐獻給博物館珍藏，景先生在捐獻時，曾挑選出幾份作紀念，可惜在十年動亂中被毀掉了。現存館藏檔案七百五十件，按檔案性質可分為如下幾類：
明代崇禎朝檔案三十八件。多為臣工題本，但不是所上的原件，而是六科分類抄出，參署付部的抄件。題目都是“題為某某事”，正文完結後都有“咨某巡撫，合咨貴院煩照”一類的語句。內容是申報“賊情”官軍進剿，議修邊牆，危邊虛弱之類，反映當時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和統治者焦頭爛額的窘況。清代題本三百四十二件。是這批檔案中數量最多的一種，幾乎各朝都有。館藏題本為原件，封面有批紅—朱筆批寫的皇帝批示。內容及廣泛，包括史治、糾參、刑法、河工、鹽課、軍務、錢糧、工礦等，略舉一二件加以說明。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雲貴總督慶覆的題本專講雲南省東川府工礦鋼鐵生產的情況。乾隆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多次請定奏銷成例的題本，講徵收田賦的問題。還有不少關於命盜大案的刑科題本。這些檔案肯定對研究清代礦業政策、土地制度、刑法審判等有參考價值。
題本殘件一百二十件，內容同上。
奏摺七件，錄副奏本折十三件。奏摺是清代康、雍時期興起的公文形式，是臣工直接上達皇帝的機要檔案，不經過通政司或內閣中轉，皇帝朱批後，軍機處抄錄的副本稱為錄副奏摺，也稱軍機錄副。館藏二十件奏摺是乾朝的，涉及內政、職官、商業等，如兵部尚書甘汝來奏請除苛稅關卡，以利通商，反映當時商業貿易發達的狀況。
上十件。大多是原件，用黃紙或白紙，書寫工整，封面寫“論某部”，折內直書皇帝旨，無“內閣奉上論”或“奉旨”字樣，落款只有日期，無印璽。內容一般，是些祭祀、賑濟的照例公文。另有票簽若干張，票簽是內閣皇帝草擬好的處理意見的字條，如“該部議奏”，“知道了”之類，用以批示題本。看到這些原件就很容易明白當時內閣的票擬制度了。
揭貼五十三件。揭貼是題本的副本，隨題本進呈。館藏揭貼為順治三年十月泰州巡撫張儒秀塘報臨邑縣“不知名士賊數人”潛入城內，燒毀衙署，劫去九百餘兩銀子，官吏聞風而逃，重現出清初社會動亂狀況。
移會五十八件、咨五件。移會和咨是舊時官府之間平行的公文。館藏移會多是中央六部等衙門移會於內閣稽查房的，報告本衙門奉旨辦事情的情況。按《清會典》稽查房即是核對各部院已結末事件的秘書機構。
表四件，會殿試卷九件，雜件四十五件。所謂雜件包括繳本文冊、太常寺祭文、奏銷冊、重囚招冊、官俸冊等，還有雍正《朱批諭旨》刊本一冊、康熙《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八。還有一本很有意思的題為《名臣傳》的稿本。這冊稿本，標明順治二年三月至十一月，封面有多人簽署“閱過”、“查傳”，如“沉閱過”、“於閱”、“萬閱”等等。書內主要記豫親王鐸多、英親王阿濟格二人戰跡，是以時間為順序逐條記載，尚未形成傳記體裁，看來是清朝國史館為編寫名臣傳而蒐集的素材。阿濟格是清初的將，又是攝政王多爾袞的親兄弟，當時正值多爾袞聲威赫赫之際，所以官吏們多對多澤、阿濟格的功勞記述得詳細已極。他們的這些事跡在《順治朝實錄》中雖有所反映，但多爾袞死後失勢，在正式修訂的《清史列傳》中阿濟格、多鐸的傳就簡略得多了。把這本《名臣錄》手稿和《清史列傳》、《清實錄》等官書對照起來看，就能清楚地看到清初統治者內部的權力之爭，可以為研究這段政治鬥爭史作為佐證。按現在編目，館藏檔案為七百五十件，實際上還要多一些，因有些同類材料，如請安折、滿文上諭等，保管者將多件合歸為一件，總計應有八百餘件。這批檔案的史料價值自不待言，與北京等地所藏明清檔案一樣，都是明清史研究的可靠資料。這批檔案也為研究明清文書制度、公文運轉提供了實證。這一歷史檔案的重要發現，終於證實了過去關於故宮檔案流失在外的推測。
最後，應提到的是泰州市博物館對保存和保護這批珍貴的歷史檔案作出了極大努力。“文革”前，這批檔案深藏於庫中，沒被人利用過。“文革”是博物館被占為“造反司令部”，保管員朱士石同志和其他同志冒著風險將檔案等館藏珍品轉移到安全地方，免遭毀滅。近年來，為使檔案服務於科學研究，已退休的朱士石同志不顧視力極端衰退，把館藏檔案全部分類編號，編寫目錄和提要卡片，按件裝袋。他們的這種精神是令人讚許的。
大內檔案
1921年，北洋軍閥政府曾把裝入麻袋的部分大內檔案賣給了造紙廠，幸被有識之士及時搶救下來。這就是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大內檔案事件”。當時，國學大師王國維曾在《清華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宮檔案、安陽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簡和敦煌漢唐寫經並稱為近代中國文化的“四大發現”。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檔案收藏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還有部分存於遼寧省檔案館和中國台北。近日，記者了解到，泰州市博物館居然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檔案750多件。這些內閣大庫的檔案何以流入泰州？它們記載了哪些內容？價值何在？“八千麻袋大內檔案事件”所謂“大內檔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清代內閣，在雍、乾之前，為國家庶政中樞，雍、乾之後，雖軍政大權旁落軍機處，但仍為清帝承宣諭旨、進呈題奏、舉行典禮及收藏檔案文書的重要機關。其所屬內閣大庫修建於明孝宗時，清朝繼續延用。庫內檔案材料十分龐雜，有詔令、奏章、朱諭、外國表章、歷科殿試試卷以及清初由盛京移來的舊檔、部分明末檔案等，是研究明清歷史的珍貴資料。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大庫由於年久失修，滲漏嚴重，內務府決定修繕。議工期間，值八國聯軍入侵，遂停頓。1909年（宣統元年），有一間庫房塌了一隻角，庫內幾百萬件檔案被搬出來。部分年代近一點的檔案移至文華殿，另一部分被認為年代久遠，價值不大，準備焚毀。
一天，清朝學部參事羅振玉赴內閣辦事，見檔案文籍如山。他粗略瀏覽了一下，認為這些檔案頗有價值，便趕緊請張之洞奏準罷毀。張之洞當時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他委派羅振玉處理這批檔案。羅振玉將這批檔案中的歷科殿試卷收藏於學部後樓，其他檔案裝入八千隻麻袋，移到國子監內。國子監，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也是朝廷掌管國學政令的最高官署。
1912年，北洋軍閥政府打算建立歷史博物館，就在國子監成立了籌備處。內閣檔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後來，博物館籌備處遷到故宮午門樓，檔案也隨之移至午門外朝房裡，並有一部分堆在端門的門洞內。工役們常將麻袋內的寶貝倒在地上，把麻袋拿去賣錢。時任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的胡玉縉忙到教育部請示如何處理。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是位歷史學家，熟諳“中國歷史”：“即如檔案罷，任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難辯。”所以，他主張這批麻袋萬萬動不得。
1918年，藏書家傅增湘當上教育總長，開始整理這批麻袋。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中記述：“余於戊午（一九一八年）長教部時，發敬一亭所庋內閣紅本麻袋，揀出宋殘本數冊，命儲之歷史博物館中。其散落於廠市者，李椒微收到數冊，余亦收得二冊。”宋版書當時的價格是一頁一兩黃金。奉傅總長指派，時在教育部的魯迅把部分麻袋運到教育部，在其中尋寶。教育部官員們常在故紙堆中來往，偶爾順手牽羊。一些工役們也手持長棍亂攪，拾取黃綾表簽之類的東西。“麻袋”的厄運並沒有結束。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財政艱窘，已幾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這批麻袋作為廢紙稱了稱，大約15萬斤，以銀洋4000元拍賣給了西單同懋增紙店。紙店搜揀了部分檔案出售，大部分準備運到唐山、定興去作“還魂紙”。羅振玉得知這一訊息，到紙店以重金買回這些檔案，並對其中部分檔案進行整理，但已損失兩萬斤約數十萬件。1924年，因財力不支，羅氏將檔案轉賣給前清駐日公使李盛鐸。1929年，李盛鐸又轉賣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抗戰前夕，國民黨政府為避免這批珍貴的文化遺產淪陷敵手，從1933年開始，將文獻館的重要檔案3700餘箱，隨故宮文物一起南遷上海，1935年，又遷運至南京朝天宮新建庫房。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8月13日，日本大舉進犯上海，危及南京。這些檔案與文物又分批經水陸多路西遷，最後，分存於四川巴縣、樂山、峨嵋三縣的多處廟宇祠堂內。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先將三處檔案、文物集中重慶，於1947年運回南京，再次存入朝天宮庫房。1949年，國民黨政府逃離大陸時，將其中清代內閣、軍機處、宮中及清史館等機構的檔案204箱攜往台灣。這是檔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展覽藏品
黃慎《攜琴仕女圖軸》清紙本
縱127.5厘米，橫55厘米。
《攜琴仕女圖》作於雍正二年，是黃慎初到揚州的一年所作，作者描繪了一個仕女攜琴而行的動作表情，十分生動傳神。仕女一手挾琴，一手下垂提衣，左足提起，回首顧盼，動態表現自然細膩。此幅的用筆已初現寫意人物的風貌，水墨色塊的放筆運用已十分自如，線條也較為流暢奔放。是其早期寫意人物畫的代表作品。
陳卓《萬松高樓圖軸》
清紙本
縱182厘米，橫140厘米。
畫面巨岩橫斜穿插，層層疊疊，令人驚其險峻。在峰巒深處，有草亭石階，高樓巍峨；近處巨松如蓋，高高聳立，一片蒼鬱。山石用短線條細細皴擦，輔以勾勒點染，紋理表現淋漓盡致。右上自題：“萬松深處築高樓，日落寒江雲霧收，只有閒人來此地，時順野岸看泉流。時康熙壬子七夕前三日，大興陳卓寫”。鈐白文“中”和朱文“立”兩方印。此段文字是陳卓對此畫意境的最好概括。根據所署時間，可知此畫作於1672年，作者時年38歲，顯然是作者中年的力作。
八大山人《秋花危石圖軸》
清紙本
縱112厘米，橫56.5厘米。
畫於1699年。畫面正中一塊突兀聳立的巨石傾側欲倒，幾乎占據了整個畫面，巨石下面的石縫中頑強地生長著一朵玉簪花，正含苞待放，剛勁濕潤的筆墨表現了花莖的勃勃生機。在整個畫面上，玉簪花所占比例極小，但就是這小小的玉簪花給畫面帶來了精神。畫家用危石暗喻清朝統治者，用玉簪花象徵自己，在高壓之下保持著自己的氣節。畫面構圖是八大典型的險怪構圖。技法上畫家以稍乾的筆墨放筆勾勒危石，濃淡墨色恰好表現了石塊的轉折向背。再以乾筆皴擦表現石塊紋理，與玉簪花的濕筆形成對比，各自質感都有鮮明的表現。
汪士慎《詩畫合璧卷》
清紙本
縱20厘米，橫187厘米。
這是一幅集詩、書、畫於一卷的長卷。卷中前段為隸書三首詩，後段為長幅墨梅。引首處有羅振玉所題“巢林三絕”書法。所書詩作均為汪士慎自撰；詩律工穩，意境不凡，一首為題畫詩，兩首為送別詩，均寫得大氣磅礴，縱橫自如。隸書取法漢隸，功底濃厚，端莊淳和不失清秀。所畫梅花也為長卷，主幹墨氣淋漓，花枝花朵繁茂，淡雅如菊，畫面濕潤清新，是汪士慎梅花的代表性畫法。
查士標《臨米襄陽意行書軸》
清紙本
縱218厘米，橫75.5厘米。
此書法是一件查士標大幅行書精品，在其現存作品中較為少見。作品臨寫宋代大書法家米芾書法《行書少意帖》，取其筆意，運筆飛揚，氣勢生動，架構疏朗，而點劃之間映帶照應，顯得一氣呵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