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細菌》
《法西斯細菌》一九四二年寫於重慶，屬於夏衍的作品之一。它真實地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給我國各階層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故事描寫一位潛心於細菌學研究的科學家俞實夫,在日本侵略軍燒殺搶掠的殘酷事實面前,終於從不問政治到走入反法西斯鬥爭行列的覺醒過程。
簡介
在抗戰中後期，大後方劇壇出現了一批歌頌性的作品，如於伶的《長夜行》，吳祖光的《少年游》，宋之的的《祖國在呼喚》，陳白塵的《歲寒圖》，袁俊的《萬世師表》等。綜觀上述作品，就可以發現一個重要轉變：劇作歌頌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已由抗戰初期理想的民眾英雄轉變為現實的普通知識分子。這表明了對現代知識分子在現代文學中理所當然的正面主人公的歷史地位的一種確認。人們終於認識到了：愛國的現代知識分子身上所蘊藏著的精神力量對民族振興事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如果聯繫以後出現的對知識分子歷史地位、作用的人為貶抑的極“左”思潮及其在文學史上的相應表現，那么這一時期正面歌頌知識分子的創作潮流，不僅難能可貴，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史的意義。同一時期出現的上述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形成了一個十分接近的文學模式。其主要特點是：第一、這些作品的主人公是劇作家肯定、歌頌的正面人物，卻不是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既是說，這些知識分子都有著自己的矛盾與弱點，他們的思想、性格也是發展的；但劇作家的目的卻不是要藉此批判他們，最後歸結點仍然歌頌他們。第二、這些作為國家、民族的棟樑、楷模的正面知識分子周圍，都設定了一些有另外追求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是主人公的朋友（或情人、鄰居），與主人公發生了思想、情感、性格的各種衝突，這些歧途中的知識分子在劇中起著反襯作用，並尖銳地提出了知識分子的道路問題。第三、這些劇作大都把主人公置於抗戰的廣闊背景下加以表現，有著濃厚的時代氣氛。第四、在藝術表現上，都偏於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把激烈的內心衝突於緊張的外在衝突有機地統一起來。歷史
夏衍地《法西斯細菌》堪稱這一創作潮流的代表作。作品立意十分深刻——後來流行的、也為作者所追認的所謂”批判科學至上主義“主題說，至多只是劇本的淺層意義；在劇本初演之日所寫的《代跋之一》里的說明，應該是更接近於創作的初衷的：劇作家要把劇本的主人公寫成“悲劇的英雄”。這就是說，在劇作家看來，知識分子要求專心致志為人類研究科學，原本是一個無可非議的正當的願望，幫助知識分子實現這一願望，正是“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的歷史責任於必要標誌，然而，中外法西斯主義的存在，卻扼殺了知識分子這一起碼的善良美好的願望，“他們被迫著離開實驗室，離開顯微鏡，而把他們的視線移向到一個滿目創痍的世界”：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這不僅是知識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實現的悲劇，更是我們的時代、我們民族不能保護自己民族的精英，給他們以起碼的創造性勞動條件的悲劇，說到底這是一個文明暫時無力戰勝“愚蠢和野蠻”的悲劇。這樣的開掘，就觸及到了20世紀中國民族歷史與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學）的一個實質性問題。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英雄本色正是表現在，當他們人準現代化的中國需要科學，全人類全世界的將來需要科學時，就以堅韌不拔的毅力一頭撲到科學事業里去；而當他們不無痛苦地認識到人類最大的傳染病——法西斯細菌不消滅，要把中國造成一個現代化國家不可能時，就沉穩、堅毅地，義無返顧地投入到撲滅法西斯細菌的實際工作中：這就是劇本所描寫的俞實夫。這個人物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愛國主義理想，以及為實現理想的獻身精神，堅忍、執著的性格，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科學作風，寬容、謙和的氣度，具有一種令人感佩而親近的精神魅力，集中地體現了現代中國民族性格的內在的美。這個人物身上的弱點也是現代中國民族的，特別是他們中的知識分子的那不曉人世艱難的理想主義，那不通世故的天真，那股唐·吉珂德式的勁頭，是讓人既感動又不能不發笑的，笑完了還會湧上一點兒苦味兒。劇作家在俞實夫這個“悲劇中的英雄”周圍，特意設定了趙安濤、秦正誼這兩個知識分子形象，顯然為了追求思想、性格、藝術上的襯托、對比效果。劇作家在藝術表現上更是大膽的，這是夏衍繼《上海屋檐下》之後又一次藝術的冒險：不是把時間、空間濃縮，而是著意地拉長、擴大，在五幕劇的有限容量內放下十年間的政治風雲；從“九一八”事變前夕，到“八一三”上海戰爭，從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到1942年春抗戰轉折關頭；並且正面展現“東京——上海——香港——桂林”人生舞台與戲劇舞台的大轉移。時間、空間跨度的擴大，表明了劇作家對開視野、表現大時代背景、“將抗戰中各階層人民的苦樂一一潑在紙上”的史詩性的追求。但他始終關注的，不是大的歷史事件本身，而是社會歷史大風暴所激起的人物情感的風暴，是受著歷史發展的外在邏輯制約、影響的人物思想、情感=心理發展的內在邏輯。他所傾心的不僅是人物心理刻畫的歷史深度，而且還追求藝術表現的簡潔、含蓄與準確。比如壽美子受辱的那場戲，表面上僅僅是不懂事的孩子之間司空見慣的爭吵，卻以無比粗野、也無比尖銳的形式觸到了人物——特別是主人公俞實夫和他的日本籍夫人靜子感情的痛處，撥動樂那根最敏感的、戰幕揭開那一天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開的心理神經，那內心的震動是可以想見的，觀眾甚至可以聽到、觸到那心海的萬頃波濤，但外在的表現卻只有兩個雕塑式的動作——“猛然地站起來”，又“頹然坐下來”：動作的線條如此簡單明晰，又如此地富有表現力。然後是——“無言”，“依舊無言”，此時此刻，唯有“無言”才能表現一切，說明一切。這樣“言簡意賅”的場面不免使人想起《上海屋檐下》；從《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細菌》，夏衍既發展了“自己”，又保持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