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沉淪》定稿於1921年5月9日,是郁達夫的代表作。1921年7月,與郭沫若等創辦創造社,開始文學生涯,同年10月出版短篇小說集《沉淪》(上海泰東書局出版)。
郁達夫在《自序》中說:“《沉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Hypochondria 的解剖,裡邊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這一段話既闡明了小說的主題,也概括了作品的主要內容。通篇著力描寫與渲染的就是憂鬱、苦悶、性……
但是,無論是在郁達夫的《<沉淪>自序》中,還是發表在《小說月報》(1922年2月10日第13卷第2期)的茅盾的通信里,都提到了《沉淪》這部小說在所謂的“靈肉衝突”方面是失敗的,反倒是茅盾提出該小說在描寫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心理狀態的發展方面,作者是成功的。
內容
主人公是一位在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顯然有郁達夫自己的某些影子在內。
作品細緻地描寫了這位憂鬱型青年,由於是弱國子民在強鄰日本所受的屈辱,以及他在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種種難以排遣的苦悶。這些苦悶情緒交織在一起,相互影響和滲透:追求異性的愛情而不得,因此對輕侮他的日本人感到十分憤慨,同時熱切地希望著祖國富強起來,這三項內容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格局。小說的基本情節是這樣安排的:路遇——自戕——窺浴——野合——宿妓。情節每進展一步,性愛描寫每深入一層,對主人公的刺激與打擊就隨之強化又強化,最終導致他溺海而死的悲劇性結局。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末尾這痛徹肺腑的呼喊,升華了作品的愛國主義主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境界和文學格調,同時也沖淡了作品中多處出現的性描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小說中“我”的感傷,大多是由於所謂的“憂鬱症”導致的敏感、多疑、偏狹,很難都推到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支那人”的歧視上:因為“我”不僅是感到“日本人”對自己的冷淡而發出復仇的呼喊,即使是自己的同胞甚至自己嫡親的兄長,也會反目成仇,因此與其說是由於祖國弱小,身在海外受到歧視社會原因使“我”產生痛苦,不如說是由於“我”本人的性格弱點使自己產生痛苦,是一種病態的痛苦。而郁達夫所描繪的傷感中,也包含了有所不幸、有所苦悶即大大發作的性情中人和浪漫主義。
郁達夫小說慣用第一人稱“我”,這個“我”並不僅僅是起到講述故事或者勾連情節的作用,在一些作品裡“我”竟至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情緒由“我”起伏波動,情節由“我”而發展變化。同時,這個“我”並不僅僅是作者個人,而是相當典型的概括出了“零餘者”即正直、善良、清貧的知識分子共同的命運。
評價
與單純的性愛描寫不同,和追求感官刺激的淫穢之作更有天壤之別,《沉淪》的作者是把年青人正當的、合理的性愛要求,與熱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緊緊交織在一起描寫的,這就使得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和藝術感染力量。
郁達夫由於所處的社會黑暗透頂,周圍的環境光怪陸離,個人遭遇又頗多挫折與磨難,所以顯得比常人更複雜一些,因而作品中往往激憤與哀怨並存,有時甚至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感傷情調。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種性格的複雜性,其實就是(或者說標誌著)人性的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