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創辦於1958年6月，1980年11月20日更名為江西農業大學。
195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據毛主席關於“半工半讀”的教育思想，並在省長邵式平等同志的積極提議下，作出了創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決定。共大以抗大為榜樣，以墾殖場為基礎，先上馬後備鞍，很快籌辦起來了。至1958年8月1日，共大總校和向塘、井岡山、大茅山、油山、黃崗山、雲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時舉行了開學典禮，有學生11000多人。
共大辦學密切結合江西實際，除總校設在南昌市的郊區外，多數分校辦在山區，少數在平地。省委為加強對共大的領導，由省委書記劉俊秀同志親自兼任總校校長，副省長汪東興同志兼任總校黨委書記。以後由張宇晴同志兼任黨委書記，黎超同志任校長。實行省、專、縣分級辦學，即省辦總校，以辦大專、本科為主;省屬和專屬分校辦中專，個別專業辦大專;縣屬分校辦初技，個別專業辦中專。形成了全省高、中、初多層次的農業教育網。至1961年，共大有總校一所，分校100多所，學生有5萬人之多。
共大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辦學，提出“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的辦校方針。學校根據所設專業辦起了農場、林場、牧場以及各種為農業服務的工廠，作為基地，提出並逐步建立起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新體制。為適應這種新體制，經過幾年實踐，實行了系、場(廠)合一，把專業對口的生產基地與系(專業)合併起來，統一組織，統一領導，統一實施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計畫，編制教學生產配當。進而實行教學班、生產隊、教研組合一。按照專業性質和不同年級恰當規定“工”與“讀”的比例，把“工”與“學”有機結合起來。堅持專業課為發展生產力服務，基礎課為專業課報務。
在教學上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從本省農村、山區社會主義建設和農業生產的實際需要出發，設定專業，開設課程，確立教學內容和科研項目。總校和分校一般設有農學、林學、畜牧獸醫、園林、農機、農村財會、農業經濟等專業，按照農、林、牧生產的工種和工序組織教學，編寫教材。強調在教學內容改革上堅持三個面向：面向農業、面向生產、面向基層。在教材編寫中貫徹“少而精”，強調科學性、實踐性和先進性。在組織基礎理論教學時，還充分利用學生參加生產勞動具有與所學專業內容一致的、比較豐富的實踐知識這一有利條件，努力提高教學效果。在教學方法上實行課堂教學與現場教學、專業教學與專業生產、校內教學與參加校外生產實習相結合。
在生產勞動的安排上堅持“三個為主”：一是生產以農、林、牧生產為主，二是勞動以學生勞動為主，三是學生勞動以專業勞動為主。學生結合專業參加生產勞動，進行基本技能技巧的訓練，進行推廣、示範新技術和開展科學研究活動，同時創造財富，力爭自給，逐步實現“不要國家一分錢”（指學生生活費自給）。至1974年，共大有分校108所，有農田3000多公頃，山林24000多公頃。農、林、牧場及農機等工廠350多個，生產糧食18000萬公斤，收入經費4億餘元。
共大堅持“學什麼，做什麼，研究什麼”的原則，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至1980年，已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的有化學殺雄雜交水稻、南方系列水田耙等;獲得省科學大會獎的有《混合土農藥705、707》，《靈芝研究》，《耕牛血吸蟲病診斷》，等等;獲得省科技成果獎的有紅壤旱地棉花高產栽培技術及其規律的研究、江西柑桔品種資源調查等。此外，還有一部分因當時還沒有開展評獎，未申報，但在生產實踐中已被廣泛套用、推廣的科研成果。
共大要求教師、幹部深刻領會、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行“半工半讀”，做到能文能武，教書育人。在教師中提倡“一專多能”，在幹部中提倡“能上能下”。
學校根據半工半讀的辦學特點，組織動員全校的教職工積極主動地做好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和參加勞動生產實踐結合起來。堅持四個教育：一是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二是革命傳統教育，三是學農愛農紮根農村教育，四是勞動和艱苦奮鬥教育。至1976年，共大總校和分校共培養學生18萬餘名，其中大專、本科畢業生1萬餘人。這一大批畢業生多數已成為全省農業戰線上的骨幹。
共大實行多種形式辦學，在招生中除招收高、國中畢業生外，還注意招收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入學。他們的文化程度偏低，按學校規定先進預科班學習，待補習達到一定程度，經考試後再進入專業學習。學生畢業後除少數由國家統一分配外，絕大多數實行“社來社去”，回到農村基層。總校及省屬分校還舉辦農業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培訓班，對他們進行有選擇的理論教學和推廣、示範新技術的訓練，也是“社來社去”。
共大自創辦以來多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和熱情支持。1961年7月30日，即共大建校3周年前夕，毛主席親筆寫下了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一封信，表示完全贊成共大的事業。毛主席在信中指出：“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國小、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1959年，周總理在廬山開會時親自為江西共大題寫校牌;1961年，周總理親臨廬山分校視察，並在南昌接見總校的師生代表，與他們親切交談。1963年，周總理召集中央“七個部一個辦公室”的負責同志親自聽取共大有關負責人的匯報，解決共大在辦學中的困難，並親自批准共大的發展計畫。1962年，1966年，朱德委員長先後兩次視察總校和分校，在大茅山分校還親臨教室與同學們一起聽課，並3次為共大題詞。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幾次講話中肯定共大是半工半讀的一個典型，是一個樣板。總書記鄧小平在有關講話中讚揚共大。王震、肖克、陸定一、楊秀峰等領導曾先後到共大總校或分校視察。
共大在“文革”中遭到嚴重衝擊。總校接受了從城市下放的幾所普通中學，學校秩序被打亂，學生被集體下放到農場勞動，學業中斷。1969年9月，江西農學院與共大總校合併。從1970年開始，共大總校先後招收了7屆工農學員，共2500人。
1978年，共大總校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大學。同年，參加全國高校統一招生。1980年5月，辦學體制又作了調整，採用全國農林院校統一的教育計畫和教學大綱，開始實行全日制辦學。同時解除總校對分校的業務領導關係，總校改名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設定的系科與專業主要是農學系、植保系、園藝系、林學系、畜牧獸醫系、農業工程系、農業經濟系等，還有基礎課部、馬列部、函授部(成人教育)和培訓中心。學生達3000餘人。經國務院批准，江西共大總校從1979年起在農學、林學、牧醫3個系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成為江西省第一批具有學士、碩士學位授予權單位之一。聚集一批著名的教授、學者，他們治學嚴謹，崇尚教育，提掖晚輩，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衛生班全部照片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被譽為我國實行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的典範。辦學20餘年在實踐與理論的結合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績，在我國社會主義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附一：江西共大的歷史與今天
江西共大，全稱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是遵循毛澤東教育思想創辦的半工半讀的新型學校，是上世紀我國教育戰線湧現出的新生事物。於1958年創辦，1980年改制（更名為江西農業大學），歷時22年，曾創下開辦108所分校的紀錄，為國家培養了22萬餘名相當於初技畢業至大專畢業程度不等的建設人才，在那物資匱乏的年代，它還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並摸索了一套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經驗，成為學校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行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的典範，在我國教育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江西，共大是一代人集體記憶的凝結。
共大誕生
“江西共大非常了不起，是貧苦孩子的學校。它招收農村孩子上學，普及了農村教育，為國家減少大批資金投入，而且培養出的人能文能武。共大教學生科學種田，有錯嗎?”對於共大存在的種種議論，現年66歲的江西農業大學老教授柳志慎有些激動。
18歲上共大的他很多人生經歷都與共大有關，對於共大，柳志慎有自己對共大的理解。“我們不能和清華北大這樣的大學比，他們是一種辦學體制，我們是另一種辦學體制，性質不同，培養的方式也不一樣，但有一條，共大是為社會服務的。”他認為共大離開不開當時的國情和歷史環境，對於共大的評價也應該放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看。
柳志慎所說的特定國情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那時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共大這種專門為農村培養人才的學校有廣泛的民眾基礎。除了特殊的國情，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
1957年，幹部上山下鄉熱潮湧動，全國各地建起了墾殖場。以江西為例，僅在1957年冬天，江西省委就動員和派遣了5萬幹部上山下鄉，開發山區，建設山區。柳志慎說：“如果沒有墾殖場的基礎，共大很難辦起來。”在當時，江西一些墾殖場針對農民文化低、掌握技術困難的情況，還辦起了技校。
1958年5月，從中央下放江西擔任副省長兼農墾廳廳長的汪東興在北京參加會議時看望毛主席，匯報了江西各地墾殖場興辦農林技術學校的情況。對農村和農民情有獨鐘的毛主席很感興趣，作出了“你回去與邵式平省長商量辦些學校，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的指示。
回到江西，汪東興與曾留學蘇聯的邵式平商量時談到那所鄧小平、蔣經國等兩黨精英同學過的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邵省長說，“我看江西也可以辦勞動大學。”於是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做出了《關於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的決定》：“為培養共產主義……又紅又專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學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設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新山區……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總校和分校。”不久後定名為“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1958年8月1日，在南昌市郊梅嶺的共大總校、在全省遍地開花的30所共大分校，同時宣告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正式成立；時任江西省副省長兼共大總校黨委書記汪東興主持開學典禮，省委書記兼共大總校校長劉俊秀作了《為一座新型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誕生而歡呼》的報告，第二天的《江西日報》發表了《祝賀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開學》的社論，當時報導共大總校、分校共有學生1．1萬名，其中工農及其子女占92．7%，被譽為遵循毛澤東教育思想創辦的新型大學。
儘管共大分校的誕生被認為是58年大躍進的產物，“一哄而起”的共大分校難免會陷入教學質量低劣的誤區，但因共大而蓬勃發展起來的林場、農場卻是不爭的事實。據1959年1月底不完全統計，共大全省各校辦農場有66個、林場40個、工廠243個，學校經營的耕地面積4．275萬畝，半年總收入427萬餘元。
1961年，共大創辦三周年時，毛主席親自提筆，給共大寫了一封賀信，就是著名的《七三○指示》。毛主席在信中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國小、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實是很好的。”
共大學什麼
在國家領導人的關注下，1961年後，共大儼然己成了教育界的一面旗幟。在其影響越來越大時，省外一些學生也紛紛走進共大。柳志慎就是在1961年從上海來的高中生，據他講，那年代從上海來的初高中生就有數乾人，除了上海，山東、江蘇、安徽等地的學生也紛紛前來。“祖國需要，我們就去哪裡”，柳志慎說，他們那時多半有些理想主義。來江西後他們安營在廣大農村，其中有很多人都被安排到共大分校，“也有一些人吃不了苦跑回去了。”
從1958年到1961年，共大的辦學模式和招生制度開始慢慢轉變，共大總校那時己開始在全國實行統一招生，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學生可進入共大總校學習。其它各分校則視實際情況招生，並實現“分級辦學”的原則，國中國小文化程度的學生一般會安排在地方分校。
曾經在共大廬山分校擔任農學系的老師陳盛鐸認為共大教學經驗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材施教、分班教學，“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分班很重要。”據陳盛鐸介紹，共大除了招收一定文化程度的適齡青年，沒有任何知識文化的文盲也可以進入共大分校學習，“文盲一般進入共大分校的預科班，在學校兩年的基礎知識後才可以到共大的具體專業。”
共大開設的專業主要分為農、林、畜牧獸醫、工業、農機、會計等專業。由於實行半工半讀的制度，幾年時間裡，總校和各個分校開墾出了大批的農場和林場，為學校提供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的基地，也使學校有了辦學經費的來源，同時還為學生自給自足的生產打下基礎。據陳盛鐸介紹，共大除了總校，分校中如廬山分校、雲山分校的實驗和教學設備在當時也算全國一流。
柳志慎作為上海重點高中的畢業生，進入了共大總校學習農業畜牧業專業。柳志慎記得自己讀書時，除了學費免收，學校每月還會發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回憶：“共大實行的半工半讀的機制，但這並不意味著上半天課做半天事，課程和勞動會有相應的安排，比如說雙搶季節勞動實踐會多一點，農閒時理論基礎課則會多一點。”
在江西農大的校史館裡，至今都保存了一張“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課程配當表”。
由於共大分校的增長速度迅猛，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學質量。據了解，共大總校的教師水平在大專以上，其它分校的教師則有些差參不齊，有的只上過初高中。陳盛鐸說，因為師資不足，一些分校還把共大學生送到總校培訓。
而共大總校也根據需要培養農村老師。柳志慎說，共大的教學是緊緊圍繞為農民和農村服務的，“農村學校的老師缺少時，共大就辦起了為農村培養老師的專業。”共大的學制是大專，一般讀完三年後學生即可畢業。
從最早開始，共大的辦學思想就是為農村建設出力，因此有“哪裡來哪裡去”、“社來社去”的口號。在全省上百所的共大中，除了共大總校和少數幾所分校包分配外，其它分校畢業生都回到農村，這為當時落後地區的農村輸送了大批的人才，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了農村建設的骨幹力量，陳盛鐸說共大畢業生里也有不少人成為農村基層幹部、供銷社主任。事實上，江西各地方的農業部、林業部等部門的負責人大多都是從共大畢業。陳盛鐸所在的廬山區，六、七十年代當地大部分會計都是從共大廬山分校畢業，“當然也有些學生不好學，回到農村後一直當農民。”
在共大總校，一些共大畢業生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或分配到地方分校。柳志慎就是其一，他曾在農村走訪，他說：“共大培養的學生都是頂呱呱的，特別適應農村，也特別受農民兄弟歡迎。”
1964年，江西共大的分校達到歷史最高峰，各地開辦的分校達到108所，在高等教育低落的情況下，那一年共大在校生人數有5萬之多，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國家領導人對共大的辦學模式也給予各種關注，朱德還親自把自己的侄子朱俊書送到共大總校學習。8月1日，國家主席劉少奇熱情肯定了共大半工半讀的好形式。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共大也是一所階級特色鮮明的大學，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進入共大。據陳盛鐸介紹，進入共大必須要有地方政府或公社出具的介紹信，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政審”過不了關則被拒之於門外。但事情也不是那么絕對，陳盛鐸說當時他就教過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而且他們更用功，他說：“只要有介紹信，共大都會接收，不管是哪類的學生。”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教師紛紛被打倒，一些教授住進了牛棚，全國各地學校搞大串聯，共大總校也一樣。據柳志慎說，共大各分校學生因為要保證地不能荒，所以有些人堅守了崗位，“保證糧食供應這在當時不簡單。”
據農大校史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從1958年到1980年，共大畢業的學生有21萬餘人，其中總校畢業生為10563人，分校為202966人。
共大與《決裂》
說到共大，不得不提起一部著名的電影，那就是《決裂》。70年代這部電影曾風靡全國，很多人也是通過這部電影認識了共大。
湯普森?波德維爾所著的《世界電影史》對這部電影作了重點推介，並這樣介紹：《決裂》是一部關於一所農業大學的極具戲劇性的影片，它極好地圖解了毛澤東的思想。或許從影片製作時起，《決裂》就蒙上了一層意識形態的面紗。這部影片在粉碎“四人幫”後因“斗走資派”的戲而被定為“陰謀電影”和“毒草”。
這部電影在拍攝時，柳志慎正擔任共大總校教務處的老師，他被派去協助拍攝該片。如果用現在的話說，柳志慎就是“電影顧問”，對於這部電影的拍攝經歷，他更加清楚。
據介紹，《決裂》劇本是由江西共大總校的幹部胡春潮和江西省文化局幹部周杰創作，他們根據共大的創辦過程和辦學方向，用電影文學的形式，講述了一個“抗大”式農業大學。
1973年，該片由北京電影製片廠投拍，並且還是一個政治任務，從對選角的重視也可略見一斑。影片的主角都是那個時代的“當紅明星”，有著“滿身勞動人民氣質”的著名影星郭振清和靠《戰火中的青春》一舉成名的王蘇婭分別擔任男女一號，還有那個“在課堂上，不講江西水牛，只講非洲斑馬和馬尾巴功能”的教務主任孫子清，由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
“他們三個人在江西拍這部戲時，所到之處都是人山人海，”柳志慎介紹，這部電影的拍攝地點先後設在南城共大分校和蓮花共大分校，攝影棚就是共大的校舍和農場。“附近的村民都跑來看，派出所還出動了一卡車的人到現場維持秩序。”
電影在江西拍了半年，但內容大多是共大分校的，柳志慎提議影片應該加入一些總校的元素，於是導演在後期補拍了共大總校科學實驗、現場教學等片場。
柳志慎認為這部電影前半部分能夠很好地反映了共大辦學的方法和精神，也是共大的事實，但是電影到北京後被當時“四人幫的爪牙”作了“內頁處理”，於是就有了後來政治意味頗濃的戲份。柳志慎回憶說當時共大黨委還給電影提了十條意見，但這些都沒有採納，說到這裡，柳志慎有些遺憾。
1975年，電影上映，得到了全國觀眾的回響，片中插曲“滿山的翠竹青又青，滿山的杉樹根連根，新型的大學辦的好，它和工農心連心”在觀眾中迅速傳唱，還有葛存壯那段關於“馬尾巴功能”的戲劇性表演也廣為流傳。
後人這樣評價《決裂》和“決裂”的時代：在那個“再批走資派”的1975年，電影強調突出“辦學方法”之爭的戲劇矛盾，結果使《決裂》披上非常濃厚的政治鬥爭色彩，就連片名“決裂”的火藥味也十足。粉碎四人幫後，《決裂》被打成陰謀電影，導演李文化也遭到停職檢查，直到他拍攝的電影《淚痕》獲獎才算為自己洗過罪名。
2005年，郭振清去世。儘管當年的政治恩怨早已淡去，但仍有媒體說：好人一個，可惜錯演了一部電影。媒體所指的就是郭振清主演的《決裂》。事實上，不為人所知的是，郭振清生前曾公開宣稱，《決裂》是他表演的高峰，演龍國正這個角色是經過生活體驗，採訪過很多大學生變質的實例的。郭振清對《決裂》做過這樣評述：“我一生兩部戲看得很重，一是《平原游擊隊》，二是《決裂》。用今天的眼光看待歷史，影片表現的過去那一段是扭曲了，但是，像共大這樣的辦學精神是永恆的，共大這樣的農業學校，為廣大農民子弟學習文化知識提供了條件，是十分實際的，這樣的學校，今後還應該辦下去。”
世間還有一所共大
江西共大也許並未如郭振清所願，風風火火的共大事業到1980年後就基本銷聲匿跡了。
官方的資料這樣介紹：文革結束後，江西共大在新的歷史時期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發展也很快，並引起國內外更廣泛的關注。1978年江西共大還被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1980年11月，經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原各個分校根據各地具體情況相繼更名，有的取消或歸併其它學校。比如，共大時期較好的兩所分校雲山分校和廬山分校分別變成了今天的江西墾殖學校和九江師專。
儘管共大已經不存在，但當時它的辦學思想和理念以及在辦學過程所體現的不畏艱難的探索精神，還是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從1963年起，江西共大就被外交部列為對外參觀點。從1968年至1980年的統計，就有86個國家和地區的549批外國朋友共7496人到共大學校訪問考察。其中，美國學者蘇珊·佩由曾多次來我國考察教育，調查了我國大陸十幾所大學，在共大逗留的時間最長。1980年10月30日在共大南城分校考察時，他在座談會上懇切地稱讚說：“共大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認為共大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富有創造性和具有鮮明特色的大學。世界上不少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國家，對中國江西半工半讀的經驗，也都比較欣賞，覺得很有參考價值。我參加過兩次國際教育會議都親耳聽到了關於這一方面的討論。”此後，他與另一位澳大利亞學者約翰·柯萊威利合作，投人大量時間和精力對共大進行進一步研究，並有專著出版，流傳於世界。
一位教育專家說：江西共大是一塊獨特人文歷史價值的校牌，可謂意義非凡，對於校牌的丟失，他用了“無不愚蠢”四個字評價。
目前，江西還有世上唯一一所沿用“共大”名字的學校，這就是婺源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所堅持了50年的共大分校，也是當初最早成立的30所共大分校之一。此前，該校一直位於婺源的鄣公山，2005年，它由鄣公山搬遷到婺源縣城，並把當地的師範專修學校和衛校合併。鄣公山共大現任校長的林春說，“自1980年共大總校改名後，我們沒有接到任何行政命令說不辦或者不能用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這個校名。”至於為何很多分校都改名了，林春把原因歸結於“多半是他們覺得共大這個名字土”。
目前，鄣公山共大辦學方向依然面向農村，招收比較貧困的農民子弟子女入學，向農民普及文化科學。但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辦學模式已等同於職業中專，它學制為三年，主要分為農學、機電、電子電器、電焊等專業，也實行半工半讀的辦學機制，某種意義上說，它保留了共大的一些“印記”。
今年七月，有300多人從鄣公山共大畢業，目前學校還有900多人在讀，對於婺源這個縣城而言，這類的職教規模在當地已經算是很大。林春說，這些學生主要來自婺源農村及周邊縣，“有些農民工覺得外面不好混，也到這裡學點技術”。
對於鄣公山共大辦學遇到的困難，林春說：“我覺得我們共大的困難不能說是鄣公山共大特有的困難，應該是全國所有職業教育學校都存在的困難。”
幾年前，鄣公山共大對招生還會設定了一定的門檻，但現在已把門檻完全取消了，“不管多少分，我們都一律錄取，這也是為了給他們一個生存的技能，就算是文盲也要吃飯啊。”說到這時，林春有些感慨。目睹不少農村孩子失學所面臨的困難，林春把目前鄣公山共大所實行的教育稱為“吃飯教育”。
現在鄣公山共大的學費是每年1500元，這對學校的教學經費顯然是杯水車薪。“850元的學費再加650元的住宿費，相對其它民辦職業教育學校也是比較低的。”而近幾年，國家實行職業教育補助，婺源鄣公山共大的學生現在每年也可以獲得1500元的國家職業教育補助。林春說，“這樣算起來，我們實行半工半讀，不要老百姓一分錢。”
林春在鄣公山共大擔任校長已經8年，他認為鄣公山共大的生存已不容樂觀。據他說，這所隸屬政府的“大學”，目前只能靠財政撥款生存，根本談不上任何其它職教所謂的“盈利”。
“老師的工資由政府全額承擔，但是這些老師大多是基礎課的老師，遠遠不能滿足職業教育的需求，”林春說：“畢竟我們把學生招進來，總要學點東西，不能什麼都不讓他們學到啊。”他認為學校更應該重視技能培訓這塊，而現在政府重視的只是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
共大的遺產
從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現實來看，這所唯一的共大已經失去了當年共大的意義，儘管它在努力繼續共大的遺產，如免費入學、面向農村等，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前行的步伐越來越難。
實際上，早在1980年，共大的改制與消失已經是歷史必然。除了政治環境變化的因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80年代中國已經逐步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由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道路邁進，意識形態的轉變更加劇這一步伐。
共大，這所在農業大國時代建立並為農村輸送人才的學校顯然已經不符合工業化現代化的需求，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加上全國恢復聯考後，耽擱了十幾年的大學教育步入正軌，大學開始扮演農轉非、鯉魚躍龍門的跳板。共大，無論是有多么深厚的基礎和輝煌往事，再也無法對於廣大農村學生產生吸引力。
今年，時值共大創辦50周年，網路有不少對共大的懷念和討論的聲音。50年前，共大創辦時，毛主席說了一句公道話“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這算是國家領導人對我國教育所懷有的一種樸素感情。
面對今天的教育現狀，我們或許會有些沉重，正是因為大學教育產業化、學費飆升、大學生就業難等現實讓人想起這所寄託國人“樸素感情”的大學。
有學者撰文稱共大是中國教育的烏托邦，並把共大教育升華為“教育公平”的典範，當然，這也並不符合邏輯和共大的實情。
在反右和文革期間，共大並不是所有孩子都可以上的，很多出身右派的學生、黑五類學生被拒之共大門外。單從這點看，共大就具有強烈的階級色彩，“讓貧困農村孩子上學”的口號不能掩飾它的階級色彩。
北京的江西籍自由撰稿人何季民說：共大的教育公平，是特殊時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但是，教育公平，永遠是全社會應當追求的，讓窮人能讀上書，從來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何季民曾對共大寫過一篇文章《教育公平說共大》，裡面他這樣寫道：毛主席那句“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的公道話，卻還讓我們追求並思考共產主義這個人類最原始而又終極的理想，“教育公平”幾乎是歷代中國人的夢寐，如今要實現“教育公平”，不但在農村還要在城裡，這一架理想的天平，應當怎樣地傾斜昵?
除此之外，作為一所特殊時代特殊國情下的大學，共大還是有著其它意義。至少在文革期間，我國高等教育幾乎中斷的情況下，共大仍然走出了十幾萬的畢業生，為農村建設輸送了大批的實踐能力強的人才。
另外，半工半讀、注重實踐、免費入學等等對今天的大學教育仍然具有啟示意義。有人曾這樣說：共大過去的經驗和現在大學的做法，兩者是否可以合二為一加以考慮，取其良者，找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教育發展思路來呢?
對於共大，身為江西人的何季民先生最後這樣說：共大是一份歷史文化遺產，應當有所保存。江西在全國沒有太多有影響的遺產，共大卻是一個，正反兩方面無論何時都可以做出好文章，扔掉“共大”的牌子，確實是非常愚蠢的!
附二：毛澤東、周恩來等與江西共大
陳家鸚 周立軍
江西共大，是遵循毛澤東教育思想創辦的半工半讀學校，是上世紀我國教育戰線湧現出的新生事物。它自1958年創辦，至1980年改制，歷時22年，為國家培養了22萬餘名相當於初技畢業至大專畢業的建設人才，摸索了一套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經驗，成為學校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行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的典範，在我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在共大創建3周年之際，毛澤東曾欣喜地寫信祝賀：“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
“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
1958年3月，汪東興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離開了北京中央警衛團下放到江西省，擔任副省長兼農墾廳廳長，主要負責全省的農墾工作。同年5月，汪東興回北京參加全國農墾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汪東興去看望了毛主席，向主席匯報說，江西總的情況不錯，特別是農業生產情況，自1957年12月開始，全省各地辦墾殖場，對有組織地集中力量大辦農業起到很大推動作用，有的墾殖場還針對農民文化低，掌握技術有困難的情況，辦了技術學校，凡這樣做的地方，農業生產形勢更好些。
毛主席聽到辦農林技術學校，很感興趣地說：“這個辦法好，三十幾年前我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搞農民運動調查，許許多多的農民不識字，要說的說不清，想寫的寫不出，不學點文化，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困難。你回去與邵式平省長商量辦些學校，讓上不起學的農民上學，好不好？”
毛主席的談話對汪東興很有啟發。他於1958年6月初回到江西，即向邵武平省長談了一個想法：可否考慮在江西辦一種農業方面的學校，免費招收適齡農民入學，學校的費用靠學員自己勞動創造，省里先給一小部分啟動資金。我們從教育入手，促進江西農業的發展。邵省長聽了汪東興的想法和建議很高興，當即表態：“你這個想法很好，應該考慮。”他還由此聯想到蘇聯的東方勞動大學，說，“我看江西也可以辦勞動大學，這對發展我們江西的經濟有好處。”於是，省委決定，由劉俊秀、汪東興負責帶領一些幹部到部分墾殖場走訪，廣泛徵求意見，結果墾殖場的職工民眾熱情很高，大都贊成在全省創辦勞動大學。
1958年6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和邵式平、劉俊秀、汪東興的倡議，為了加快對西革命老根據地的開發和建設，為了滿足全省人民民眾、特別是較貧困的工農及其子女迫切要求提高文化素質的願望，做出了《關於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為培養共產主義的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工業等方面的又紅又專的大批人才，普及科學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設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新山區，特決定以原江西南昌林校和各綜合墾殖場為基礎創辦江西省勞動大學總校和分校。”當日在全省各地公布了招生簡章。接著在全省各地設立了招生處、招生點。不久，又將校名定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同年8月1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正式成立。當天，在設於南昌市郊的西山梅嶺共大總校以及井岡山、大茅山、武功山等30所分校同時舉行了開學典禮。共大總校的開學典禮由副省長兼共大總校黨委書記汪東興主持，省委書記兼共大總校校長劉俊秀作了題為《為一座新型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誕生而歡呼》的報告。邵式平則參加了井岡山分校的開學典禮。第二天《江西日報》發表了題為《祝賀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開學》的社論。當時總。分校共有學生1.1萬名，工農及其於女占92.7%。一所“半工半讀”的新型大學在江西這塊老根據地誕生了。
“看來你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辦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堅持辦下去” 共大總校及各分校，按照山區和各墾殖場的特點，分別設立農、林、畜牧獸醫、工業等若干科系。共大的開辦經費，除了江西省政府按每個學員30元開辦費和70元基建費撥付外，其他一切經費全靠學校學員自力更生，以勞動創收解決。據1959年1月底不完全統計，共大全省各校興辦農場66個、林場40個、畜牧場71個、工廠243個，學校經營的耕地面積4.275萬畝，林地面積14.2萬畝，半年來總收入427萬餘元，初步建立起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的基地，為解決辦學經費和學生生產自給打下了基礎。學生也不斷增加，除江西本省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上海、江蘇。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等18個省、市、自治區。
1959年8月，毛主席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方誌純和汪東興去看望毛主席。談話中毛主席主動問起，“勞動大學現在辦得怎么樣？”汪東興將共大開辦近一年的情況，從艱苦的建校勞動，到利用荒山林地、水塘水庫等積極興辦學校自己的農（林）場、畜牧場、魚苗場，以及以各類加工作業為主的工廠；從學校編教材，學員分班級學文化、學科技、學生產技能，到安排邵武平等省委領導來給學校師生作思想政治報告；從學校所取得的成績和面貌變化，到社會各界對共大的反映，等等，都作了詳細匯報。並告訴主席共大分校由開辦初的30所已發展至77所，學生已達4.6萬餘人。匯報中，方誌純也不時插話補充。
毛主席一邊吸菸，一邊仔細認真地聽著，直到汪東興的匯報停頓下來，仍很有興致地說：“你接著講，接著講，能不能總結一下你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特點？”汪東興稍加思索，便歸納了邵式平省長、劉俊秀書記在共大作報告所講到的相關內容，談了廣大工農民眾能接受高等教育、學生半工半讀能自己創造條件學習、能多快好省地為國家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等特點及優越性。毛主席聽完匯報說：“看來你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辦得很有起色，很有希望，要堅持辦下去。”
在這次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也聽取了邵武平省長關於創辦共大的情況匯報，並題寫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校名。朱德委員長在這年夏季參觀了“共大成就展覽”後，欣然為慶賀共大創建一周年題寫了讚詞，並為共大井岡山分校的校刊題寫了“井岡熔爐”。
不久，在北京農業展覽館舉辦的一次大型農業展覽會上，江西共大的各項成果，包括各類農產品和許多革新創造都被放在第一展台。這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少地方的同志都到江西共大來參觀、學習取經。
1960年5月，江西省人民委員會授予共大總校及大茅山等分校為“百面紅旗”先進單位。這時，毛主席的老朋友、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對共大這所新型學校產生了濃厚興趣，來到共大雲山分校考察、採訪。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到大茅山分校拍攝了紀錄片《大茅山的春天》。
“這是一件大事，我寫幾個字去祝賀他們。”
1960年9月，汪東興奉命調離江西回北京工作，但他仍與江西共大保持密切聯繫。1961年7月，因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汪東興隨毛主席回到江西。受共大及江西省委委託，汪東興於7月29日下午，在談完其他工作後便抓住時機和毛主席談起江西共大的情況。這次，汪東興主要向毛主席匯報了共大學校的管理，學生培養的目標和方向，學生既學文化又學專業技術，採用了教學、生產、科研相結合方法，等等。毛主席聽到共大發展這么快，並且逐步完善，十分高興。他說：“辦得好啊！看來，我三十年前想辦的事，終於在你們江四實現了。辦教育這是一個事業，一件大事。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文化，不講科學，不培養人才是不行的。”汪東興見毛主席興致很高，連忙說：“今年8月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建校3周年，請主席寫幾個字鼓勵鼓勵，好不好？”毛主席很爽快地說：“這是一件大事，我寫幾個字去祝賀他們。” 7月30日早晨，毛主席的警衛員張仙朋打電話給汪東興說，今天凌晨主席結束了一夜的辦公剛躺下，又起來，說，睡不著，還有一件事沒辦完。接著就吩咐張仙朋準備紙和墨，主席坐在桌前，沉思了一會，然後就一口氣寫下了許多字。主席寫好後就吩咐打電話，說，“請汪東興來先看看，然後我還要再看看。”汪東興迫不及待地來到主席住處，興沖沖地拿起主席寫的“字”一看，原來是給共大的一封500餘字的信。信中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國小、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青年幹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志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時學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這樣有五萬人之多。”
就是後來被大家稱為毛主席《七三O指示》的信件。汪東興十分激動地看完後，仍放回毛主席的案頭。下午主席起床後，又看了看他寫的信，後傳話讓汪東興來到自己住處。毛主席對汪東興說；“我又想了一下，這封信還是暫時不要公開發表的好，一旦公開發表，全國各地都要派人去江四參觀、學習、取經，江西要管吃、管住、管招待，這樣一來影響生產，影響教學，大大加重了江西負擔，好事變成壞事哩！你告訴江西共大的同志們，就說我向他們表示祝賀。你看怎么樣？”接著又吩咐，“這封信請你送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傳閱。”汪東興馬上打電話給正在廬山參加會議的邵武平，告訴他毛主席已寫了親筆信祝賀共大。邵式平得知情況立即就來到汪東興那裡，將信的全文抄去，向江西共大的同志們報喜。
廬山會議剛結束，周恩來總理就來到共大廬山分校考察。9月18日，周總理在南昌市江西賓館接見共大學校的領導及師生代表，將毛主席給共大寫指示信的喜訊告訴了大家，還與大家合影留念。
“這樣的學校可以多辦一點。”
後來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曾多次來到共大視察，也給予熱情的讚揚鼓勵和積極支持。1962年3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先後到幾所共大分校視察工作。在視察大茅山分校時，朱德還信步走進了正在上課的教室聽課。下課時，他與講課老師熱烈握手，親切地對學生們說，要把自己培養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又紅又專的人才。
1963年10月初，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主持召開八個部（農墾部、教育部、中宣部、林業部、農業部、財政部、水產部、水電部）有關負責人會議。會議開始，周總理宣讀了毛主席1961年給共大的《七三O指示》信。他邊讀邊解釋，深入闡述毛澤東教育思想，與大家共同正確理解指示信的內容。隨後，周總理就共大呈交的書面報告中提出的問題，指示在座的各部領導支持解決，並請農墾部江一真副部長負責召集各部討論議定。遵照周總理的指示，這次會議形成了一個《關於解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一些問題的紀要》，作為正式檔案下發。不久，周總理又親自批准了江西共大的發展計畫。
1964年8月1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黨員幹部會議上作報告，講述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兩種勞動制度時，熱情地肯定了共大半耕半讀是好形式。同年，劉少奇多次在講話中肯定和讚揚共大所取得的成就。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了《中央轉發毛澤東同志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信和江西關於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辦學情況報告》，將毛主席三年多以前寫的信向全黨全國公開，並要求“各級領導部門認真學習研究”。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時，聽取了江西省委負責人關於共大辦學情況的匯報，心裡很高興，並打算去附近的拿山分校看看。後因沒空，他派隨行的張平化和劉俊秀代表他去共大拿山分校，把毛主席的問候和關懷帶給了拿山分校的全體師生。他倆回來後向主席詳細地匯報了情況，毛主席高興地說：“這樣的學校可以多辦一點。”。
1975年2月3日，毛主席在視察湖南後，其專列從長沙到達江西。在接見江西省有關負責人時，又關切地問到共大學校的情況，並勉勵要將學校進一步辦好。
1976年10月“文革”結束後，江西共大在新的歷史時期仍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發展也很快，並引起國內外更廣泛的關注。1978年2月17日，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經國務院批准，被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
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和教育事業迅速發展，1980年11月，經中共江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此後，原各個分校根據各地具體情況相繼更名，有的就取消或歸併到其他學校了。現在僅存的就是江西婺源的鄣公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該校辦學方向依然面向農村，招收比較貧困的農民子女人學，向農民普及文化科學。2003年該校獲得國家教育部的辦學資金支持。江西共大，作為一種辦學形式現已不再。但是，共大創辦的巨大成就，及其獨特的思想、理念，以及貫穿在整個辦學中所體現的不畏艱難的探索精神，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附三：借鑑共大經驗，深化農村職教
2006年6月22日 九三學社中央信息中心
九三學社江西省委主委、江西省科學院副院長李華棟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鍵之一在於培育造就成千上萬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然而，培育新型農民絕對離不開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的健康發展。當前，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卻出現萎靡滑坡現象，主要體現在：思想觀念落後、職教體制的缺陷、教師力量薄弱、辦學目標不明確、專業設定不妥、教學內容脫離實際、經費投入不足等等，使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狀況和態勢不盡如人意。從作為我國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的先驅——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辦學歷史及其經驗看，對當今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所存在問題的解決，將提供有益的啟示。
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以下簡稱共大）自1958年11月創辦至1980年11月改名為江西農業大學止，22年來共培養畢業生22萬多人，其中“社來社去”的約15萬多人。他們是一代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技術的新型農村勞動者，為江西省的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共大辦學最主要的經驗是“學以致用”和“社來社去”。
1、面向農業、面向基層設定專業，實行教學、生產、科研相結合。共大按照農村、山區和各墾殖場不同的生產特點和需要設定系科。專業設定既根據國民經濟計畫和當地農業發展的需要，又堅持從實際出發，與生產基地情況相適應，與師資力量相適應，以保證教學內容與生產內容的統一。
江西共大在教學改革中提出了“學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學什麼”的原則，建立了與專業對口的生產基地，組織學生參加與專業對口的生產勞動，組織師生開展科學試驗和技術推廣，把教學、生產與科學試驗(推廣)結合起來。學生既學到了一定的基礎理論知識，又學到了豐富的實踐知識共大提出教學、生產，科研三結合，以現場教學為主，把教學與生產緊密結合起來。
2、獨自招生，畢業生多數實行“社來社去”。共大除了招收國中畢業以上的知青外，對具有生產勞動經驗的農民，在文化程度和年齡上作了很大放寬。共大明確學生畢業後發給文憑，分配實行“社來社去”。即從農村來回到農村去。
共大創造的“社來社去”的招生和畢業生分配製度是一重大改革，它為提高全體農村勞動者的文化技術素質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共大的辦學經驗對深化教育改革，尤其對深化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借鑑作用。
為此建議：
1．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必須堅持面向農村的辦學方向，堅持以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技知識的農村勞動者為目標。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是一種“就業”教育。應該把教學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術技能上，為他們日後參加生產勞動提供必要的技術儲備。農村職業教育要明確培養新型農民和為轉移農村剩餘勞力提供技術支持的二個辦學目標。
2．以多種規格、多種形式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逐步形成層次結構比較合理，辦學形式靈活多樣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系。首先要下力氣把農村職業高中辦好。同時還必須大力發展以高小畢業文化為起點的職業國中。目前農村中還有一部分具有高中文化基礎的勞動青年，他們也希望能有機會學到更高層次的文化科技知識，因此還必須認真考慮創辦高等農村職業技術學校。此外，須根據生產發展和技術推廣的需要，採取興辦夜校、舉辦短期培訓、開展技術諮詢服務等多種方式進行職業技術教育。
3．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原則，建立教學、生產、科研(推廣)三結合的教學體制。目前不少農村職業學校的教學還停留在課堂上，學生也很少參加生產勞動。這種狀況如不改變，教學質量就很難得到保證。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應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
4．培養、建設一支理論聯繫實際的師資隊伍。一方面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他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認識，安心職業技術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應適當安排他們參加一些專業勞動，提高他們的實踐能力，豐富實踐知識。
5．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必須建立建設好自己的生產實習基地，走校產結合的道路。政府從國有山林、荒坡荒地中劃撥一部分給職校經營，也可以由政府牽頭，與所在地的鄉、村協商租賃一部分荒山、荒地由學校開發經營，政府給予一定的租賃補貼。基地建立以後，要重點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6．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稅收等經濟槓桿支持農村職業教育發展。一是建立扶貧幫困機制。各級地方政府要安排專項經費用於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子女就讀農業職業技術學校。各國中學校要積極配合，動員因貧困不願繼續升學的學生就讀農業技術學校，學習一技之長；二是實施金融支持策略。農業發展銀行對農村職業教育基本建設、購置教學設備和發展校辦產業要提供低息貸款支持，向農村職業學校學生提供助學貸款。
7.農村職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必須堅持為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建設服務。農村職業技術教育的任務是為農村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科技知識的新型勞動者。農村職業學校一方面要加強對學生進行前途教育，堅定他們紮根農村，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決心和信心；另一方面必須加強對畢業生就業的服務工作，了解當地農村經濟發展的規劃和趨勢，經常調查了解生產發展中所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經常調查了解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根據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勞動力市場的預測來調整學校的專業設定、教學計畫和教學內容，使培養的畢業生更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學校還要加強與畢業生的聯繫，及時了解畢業生回鄉以後的工作、勞動狀況。一方面要繼續為他們提供新技術培訓、諮詢等服務，進一步發揮他們在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根據畢業生在實際工作和勞動中反饋的信息來不斷改進學校的教學工作，以便更好地為當地經濟建設服務。
附四：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同志們:
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國小、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幹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志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時學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這樣有五萬人之多。
再則，黨、政、民(工、青、婦)機關，也要辦學校，半工半學。不過同江西這類的半工半學不同。江西的工，是農業、林業、牧業這一類的工，學是農、林、牧這一類的學。而黨、政、民機關的工，則是黨、政、民機關的工，學是文化科學、時事、馬列主義理論這樣一些的學。所以兩者是不同的。中央機關已辦的兩個學校，一個是中央警衛團的，辦了六七年了，戰士、幹部們從初識文字進國小，然後進中學，然後進大學，一九六○年，他們已進大學部門了。他們很高興，寫了一封信給我，這封信，可以印給你們看一看。另一個，是去年(一九六○年)辦起的，是中南海黨的各種機關辦的，同樣是半工半讀。工是機關的工，無非是機要人員，生活服務人員，招待人員，醫務人員，保衛人員，及其他人員。警衛團是軍隊，他們有警衛職務，即是站崗放哨，這是他們的工。他們還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這些，與文職機關的學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三周年紀念，主持者要我寫幾個字。這是一件大事，因此為他們寫了如上的一些話。
毛澤東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據手稿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