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貴族
江洛金·索朗傑布，生於1897年，父名江洛金·朗傑次旦，母名多吉央吉，兄長叫朗傑次旺，大姐叫德炯旺姆。他從6歲開始讀寫藏文，進入拉薩“甘丹廈”私塾學習。16歲時，父親為了讓他熟悉政務，經常帶他到各地旅行、公幹，培養他的公文寫作能力，並邀請格西喜饒嘉措等到家中給他傳授詩詞、語法等課程，安排他到拉薩附近的寺廟接受有關宗教方面的各種知識。應該說，江洛金·索朗傑布青少年時代接受的傳統文化訓練，打下了非常紮實的藏學基礎。
25歲那年，江洛金·索朗傑布赴江孜英軍營地接受為期3年的訓練，回到拉薩後他被噶廈和藏軍司令部派往印度採購軍火。1921年3月，由於武官集團、寺院集團和保守官員集團三方面的對立情緒日趨尖銳，達賴喇嘛給相關的藏軍代本及其官員降級、罰金處分，江洛金·索朗傑布被剝奪了“公”的爵位，貶為賽朗巴（四品）。
1933年，他被任命為阿里“堆噶爾本”，但他並沒有前往阿里就職，只是派了一名代表前去頂替。他本人則在拉薩附近的扎細聯合製造廠充任達賴喇嘛的寵臣土登貢培的助手。總之，幾次出國的經歷以及與擦絨、龍夏、貢培等人的接觸，對他的思想變化產生了影響，使他逐漸成為一個背叛自己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者和有思想、有見地的新派知識分子。
江洛金·索朗傑布一家在庭院裡的留影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召開的關於誰來領導“後20年西藏”問題的會議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些人建議，應當建立一個“攝政會議”，由在政司倫堯西朗頓加上兩位僧俗官員組成。另外一些則主張照過去的先例，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攝政。對此，思想激進的江洛金·索朗傑布在“擴大會議”上諷刺說：把一位無知的小喇嘛置於最高寶座上，再由一位年老的喇嘛管家掌握實權，坐在一側吸著鼻煙操縱，如此而已。他堅持認為，只應當由政府官員來掌管政府，而不應當讓喇嘛管家來操縱，他斷定說，應當增補兩名僧俗司倫。這句話成了眾矢之的，給他招來災難。
後來的研究者發現，江洛金·索朗傑布實際上是傾向於在西藏實行“英國式的制度”，即君主立憲制，這是因為他看到西藏長期實行政教合一的制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權威至高無上，另一方面，由於達賴喇嘛既是教主又是政府首腦，所以地方政府的許多日常事務是圍繞著宗教活動來展開的，真正關心民生，關心民族發展，關心經濟建設的人在政府中是沒有多大作為的，必須改革現有的政治體制，由行政專家來治理政府。
追溯其思想形成的根源，知情者認為，一方面，江洛金·索朗傑布在當時的西藏是一位少見的懂得國際事務的地方官員，他對世界形勢和亞洲各國民族運動的發展有著清醒的認識和了解，深切感受到改革現有的西藏政體，造就一個自強自立、富民強兵的新西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並願意為之獻出自己的一切；其次，他身上確實有著大公無私，捨棄個人的官職、俸祿，寧願損失個人的利益，也要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那么一股精神，使他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里成為西藏優秀知識分子的旗幟和社會改良運動的核心人物。
流亡印度
當然，有這種思想的人，在當時的西藏不可能有生存之地。江洛金·索朗傑布因捲入“旨在改革西藏政體”的“龍夏事件”，被流放到西藏東南部貢布孜崗宗。從那裡，他和土登貢培一道逃往印度，在印度生活了長達10年。
在印度度過的10年是他人生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其間結識了更敦群培、邦達饒嘎、苦奴塔欽等優秀的藏族知識分子，直至加入到“西藏革命黨”，為推翻西藏舊有的社會制度而努力，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時的江洛金·索朗傑布已經擺脫了簡單仿效“英國制度”的想法，他們將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翻譯成藏文，並“一直擁有一本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的複製本”，他們的政治目標不只是對當時的攝政統治進行變革，而且要對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奴隸制社會進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
據說，初到印度的江洛金·索朗傑布做過藏文教師，跟隨更敦群培、巴布塔欽創作了隨筆、詩歌等大量作品和《書牘軌範》等工具書，與曲尼旺姆合作將一些英文作品翻譯成藏文，過著流亡的生活。
而在政治理想方面，他的“西藏革命黨”同志更敦群培曾經指出：“必須改變這個政府（指西藏地方政府），削弱僧人的權力和影響，使人民接受教育，重新分配財產……。與此同時，在可能的範圍內，應當做出一種選擇，拋棄舊社會中的消極面，保留對重建一個新西藏有用的風俗習慣和精神價值。”可以說，這也是江洛金·索朗傑布的想法。
愛國貴族
1962年江洛金陪張經武接見拉薩中學的學生然而，理想遭到打擊，他曾經寄於希望的“西藏革命黨”被查封，江洛金·索朗傑布離開印度回到拉薩。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他終於“等”到了人生的第二個春天。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他參與部分上層進步人士自發組成的旨在向解放軍籌集、出售糧食的組織——拉桑崗堆的活動，為協調、解決進藏人民解放軍的口糧、柴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2年元月，西藏軍區藏文訓練班開學，聘請多位藏族宿學擔任老師，並安排江洛金·索朗傑布在開學典禮上講話。趙慎應在《西藏風雲》一書中寫道，江洛金·索朗傑布說：“今天有這么多漢、藏人在一起學習，剛才我感到好像在做夢，像在夢境。現在我擦了一下眼睛，不是夢，是現實。”話一開頭，學員們就報以熱烈的掌聲。他接著說，“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漢、藏民族團結起來了。大家到這裡來，是為西藏人民服務的。服務是很難的，需要學習藏文藏話才行。好比兩塊木板，要粘在一起，必須使用膠水；又好比兩個人要作朋友，語言不通就很難結成朋友。今天大家來學習，這是一件好事，學習要虛心，不要驕傲，就是原來懂得一點藏語文的同志，也不要驕傲，不要自以為是。”說到這裡，他揚起手，指著林卡里的幾棵蘋果樹向大家說：“你們看，院子裡的蘋果樹，樹枝都仰頭朝天，原因就是沒有結果子，如果到秋天果實纍纍，它就枝頭向下了。希望大家都像結滿果實的蘋果樹一樣。”他最後表示：“我老了，我的牙齒都脫落了，但我還要學習漢文漢語。這樣，漢人學習藏語文，藏人學習漢語文，漢藏民族團結起來，就像一杯水再加上一杯奶，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水中加了油，油漂在水上面。”他的講話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2月18日，軍區在雪康林卡組織召開“興辦學校”座談會，邀請阿沛、擦絨、噶雪巴、桑頗、江洛金等50多人參加，會後宣布噶雪巴、桑頗、邦達、擦珠、阿沛、江洛金、林亮、李安宅等14人為拉薩國小籌委會委員，著手創辦拉薩國小。拉薩國小成立後，江洛金·索朗傑布擔任學校教務主任和副校長，主持學校日常事務。
同一年，西藏軍區編審委員會成立，江洛金·索朗傑布積極參與編委會，主持創辦《藏文新聞簡訊》。在編委會中，江洛金和擦珠活佛是主要執筆人，“雖然私人關係很好，但為了完整、準確地確定一個詞和一個詞組，卻各執己見，經常發生爭論，在對方尚未以充分的論據把自己駁倒之前，是絲毫也不肯讓步的”(摘自《西藏日報創刊三十周年紀念》)。他們負責的《藏文新聞簡訊》於1956年升格為《西藏日報》藏文版。這裡還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在當時，“新聞”和“報紙”對於藏文來說都是新名詞。如何譯法，怎樣區別？在西藏軍區編審委員會的委員中展開了熱烈的爭論。有的主張不加區別，有的主張應該區別。幾位懂英文的同志提出NEWS和NEWS PAPER的區別；有的主張把“西藏日報”譯為“西藏每日新聞”（TIBET AN DAILY NEWS）起初藏文就是這樣譯的。後來，江洛金·索朗傑布提出了目前沿用的藏文“報紙”一詞。他的解釋是，第一字取其印刷之聲“嚓”（原意為“點兒”）第二個字是藏文中原有的，意為“印刷品”，這一方案被通過，藏文中的報紙一詞就這樣誕生了，很快被廣大讀者所接受。
1953年初，為了統管糧食買賣，既保證進藏部隊的糧食供應，又兼顧城鎮居民糧食需要，經過各方協商，在拉薩成立了臨時機構——“雄竹基佐康”即糧行。噶廈政府授予他“台基”（三品）爵位，並出任糧行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同年，經過長時間籌備的拉薩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正式成立。譚冠三、阿沛·阿旺晉美等在大會上致詞熱烈祝賀，江洛金·索朗傑布也在會上講了話。在聯誼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選舉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大哥當采活佛為主任委員，雪康·土登尼瑪、江洛金·索朗傑布、平措旺階、梁楓、王沛生（回族）、噶雪·頓珠等人為副主任委員。
聯誼會一成立，便大力開展工作，團結和吸引了大批的藏漢族青年。中央代表張經武在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評價說：“西藏各地區成立的青年、婦女愛國文化聯誼會，在反帝愛國、團結進步的旗幟下，學習各種知識，愛國觀念和政治覺悟正在日益增強。這是西藏今後更加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說：“在拉薩成立的社會教育班和各地的青年、婦女文化聯誼會的組織，使許多男女青年和成年人得到了學習革命知識的機會。有許多人已學到了不少新知識。他們進一步提高之後，是具有培養成為各種幹部的良好條件的。”這些都是對西藏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的很公正的評價。
1958年，中央有關部門組織了70人的西藏社會歷史調查組進藏工作。著名學者張怡遜率領《藏漢大辭典》領導小組到拉薩地區收集辭條。他們的工作顯然得到了江洛金·索朗傑布等人的大力支持，組成藏漢知識界人士的專門班子，對辭典書稿進行審定、充實和完善，他為《詩鏡論》意義修飾法三十五類的詞條，逐一創作了詩例。在《藏漢大辭典》出版時，張怡遜為這部300萬字巨著寫了3000字的序言，在歷數了許多人的功績後，他寫到了羅桑多吉、洛桑土旺等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許多熱情支持這部辭書的藏族知識界人士，如江洛金·索朗傑布等，都已先後作古。舊雨零落，老成凋謝，初志待酬，感慨系之！”表達了這位漢族老學者對藏族知音的深深緬懷之情。這部辭書收錄詞目5.3萬餘條，300多萬字，是國內外收詞目最多、部頭最大，有很高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被譽為“藏學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這裡面傾注著江洛金·索朗傑布的一腔熱血。
60年代，他創作了《歡迎文成公主進藏》，巧妙地把歷史上的文成公主和在上海戲劇學院畢業返回拉薩演出話劇“文成公主”的藏族演員們聯繫起來，追溯歷史，縱觀現在，熱情歌頌了藏漢民族堅不可摧的團結和友誼。評論家認為，他和“一批藏族學者開創了社會主義藏文文學創作的先河”。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時期，江洛金·索朗傑布出任籌委委員、文教處處長、文管會副主任。自治區成立後，他又先後擔任自治區文管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職。在興辦民族教育，發展藏族文化等方面做了許多富有開拓性的工作。可以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江洛金·索朗傑布一生中值得驕傲的黃金時期，為發展民族文化，增進藏漢民族團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雖然那時候他已經是位古稀老人。
晚年的江洛金·索朗傑布，成為國家的主人、建設新西藏的領導者之一，他的很多想法得到了實現。江洛金·索朗傑布的一生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著名學者、藏族第一代留學生擦珠·阿旺洛桑有幾分相似。
同樣，江洛金·索朗傑布在印度等地有長達10年的學習生活，開擴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但是在舊西藏，他是一個被流放的“政治犯”，沒有任何施展才華的天地，更談不上實現個人的政治理想。
只有在新時代，他和其他有獨立思想和遠大抱負的藏族知識分子得到徹底的解放，他們的聰明才智有了用武之地，才有機會在晚年為民族的發展，國家的繁榮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應該說，這才是他們這代人特別感到欣喜和安慰的。
特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那段特殊時期，作為一個有影響、有地位的藏族知名人士，在關鍵時候他沒有做“騎牆派”，更沒有選擇隨波逐流，而是堅定地站在維護祖國、熱愛祖國一方，選擇把自己的後半生獻給建設家鄉的宏偉事業，並為之奮鬥到底，再一次顯示了這位智慧老人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