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全面地給讀者勾勒出“江平和他的時代”的軌跡，向讀者展示江平“出沒風波里”的一生。
賣書避禍
“文革”開始後，風雲突變，一切都急轉直下，包括江平的命運。“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學院的“造反派”分為兩個陣營：政法兵團與政法公社。政法公社以學生為主，部分較“左”的教職T參加，在力量方面處於優勢地位。政法兵團是從政法公社分離Im來的一支力量，以教職T為主，勢單力薄。
對江平來說，兩派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作為“摘帽右派”，江平並沒有資格參加“革命”，在“文革”中只能“靠邊站”，或者充當陪斗的角色。但從江平追求進步的角度來說，又迫不及待甚至巴望能夠投身於“革命”的洪流。儘管現在看來，當時的“革命”全是負面的色彩，但在當時來說，“革命”是最好的意識形態，也是最好的護身符。
最終，江平參加了一個屬於政法兵團的戰鬥隊。這在北京政法學院的“文革”歷史中，絕對是破天荒的，因為參加一個居於少數地位的戰鬥隊，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江平的主要任務是為他所在的戰鬥隊寫大字報。今天學界內外俱以得到江平的“墨寶”為榮，殊不知，江平在口述白傳中依然幽默地白嘲：“我這毛筆字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寫大字報練出來的。”
正因為身份上的瑕疵，江平的“革命鴻運”難以持久。1968年前後，兩派鬥爭很激烈的時候，對方首先便從政法兵團構成人員的成分上找突破口。很快，政法公社的人便以江平的成分問題，發動對政法兵團的政治攻勢。攻勢一來，“摘帽右派”江平便被政法兵團拋出來，接受對方的隔離、審查和批鬥。最後，江平便被清理出革命的隊伍。這是江平在“文革”期間唯一一次蹲“牛棚”的經歷。
此後，像江平這樣的“政治賤民”已經很難再進入“革命”陣營，而江平本人對所謂的“大革命”，亦已心灰意冷，除了幫助他所在的戰鬥隊寫寫大字報之外，便半主動、半被動地在“詩書叢里覓快活”了。
隨著中蘇的交惡，像江平這樣有蘇聯學習背景的人，隨時可能會被紅衛兵斥為蘇修特務，然後抄家、揪斗。江平在蘇聯時，節衣縮食省錢買了四大箱俄文書，回國時都費盡周折帶了回來。但此時，這些書放在家裡，卻隨時可能會成為裡通外國的“鐵證”。窗外的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江平惴惴不安，最終忍痛將這些書以兩分錢一斤的價格，賣給廢品收購站。
1965年初，江平寫下一首《五絕·追往有感》：
西天朝聖祖，讀經寒窗苦。
誰知歸來篋，卷卷皆糞土。
詩後小注云：“蘇聯留學五年，省吃儉用帶回五箱書籍。均當做廢紙賣掉，心甚痛焉。”書籍變為廢紙，知識成了糞土，江平個人亦在運動中慘遭戮心戮力戮身。這次第，怎一個痛字了得？！
所幸江平在賣書避禍時，還是冒著風險留下了兩本資料性很強的俄文著作：一本是有關資產階級民商法，一本是有關羅馬法。這兩本書後來都派上了大用場。20世紀80年代初，江平在北京政法學院開設羅馬法、西方國家民商法，所參考的主要資料，就是手頭僅存的這兩本俄文專著。
再婚
1967年，已經鰥居十年的江平，終於走出離婚的陰影。在北京政法學院同事姚兆輝的介紹下，江平與同樣是“摘帽右派”的東城區房管所幹部崔琦相識相知，最終走進婚姻的殿堂，相濡以沫地一路走來。
在崔琦的回憶中，當時的結婚儀式絲毫沒有走進新時代的意味。兩人頭上都有“摘帽右派”的帽子；在“唯出身論”的年代，兩人都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兩人都有父母親要撫養，每個人的家庭負擔都不輕……在這么一種境況下結婚，著實有點冒險。這也是為什麼江平和崔琦早在1963年相識，但在拖沓四年後，才下決心一起結婚過日子。崔琦說：“當時一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結婚。這風聲什麼時候會好呢？這運動什麼時候結束呢？可別兩個人剛結婚，又被革命的潮流給打死了。”
決定跟江平結婚，崔琦也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非議，“現在人可能說我當時眼光不錯，選擇了江平。可是當時，大家卻不這么說，人們常問我：出身好的人有的是，你為什麼選擇他呢？而且，你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出身也不怎么好。人家沒明說，潛台詞就是，你們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
但無論如何，1967年9月，兩人終於下定決心。“動盪了好幾年，是該下定決心結婚了。否則的話，說不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這輩子也就白來了。”崔琦有點自嘲。
1967年9月28日，江平與崔琦舉辦了簡單的婚禮。那一年，江平37歲，崔琦33歲。
兩個“摘帽右派”選擇“文革”初期結婚，的確需要一點“革命”的精神氣概。尤其是在婚禮上，江平還破天荒地打上領帶。以當時“革命”的眼光來看，這無疑是“大逆不道”的。
頗有時代特色的諷刺在於，兩個“摘帽右派”可以選擇結婚，卻選擇不了結婚的日期。崔琦說：“當時決定結婚，找什麼日子呢？你甭想10月1日，那是祖國的生日；而且，人家也說了，你也不能大張旗鼓，就讓我們9月28日結婚。結婚時，也不能隨便請人，這派請對了，那派請得不對了，這也麻煩。所以，我們就以家人為主，請很少的親戚來家裡坐坐，就算完婚。”
決定結婚前，江平跟崔琦說了句書生氣十足的話，至今讓崔琦記憶猶新：“反正我和你結婚，每月就這69塊錢，69塊錢之外的事情，我也沒有辦法；你讓我去借，這事我做不到。”
當時江平每月的工資是69元，崔琦每月工資62元，加起來只有131元，這就是全家每月的生活費。這131元中，每月還要拿出20元，給兩家的父母各自10元。崔琦手中可供開支的預算只有111元。
1969年6月，江平和崔琦的第一個孩子江波來到人間。由於批鬥別人時，崔琦經常被勒令陪斗，精神高度緊張，再加上生活壓力大，醫療條件差，導致崔琦在生江波之前，連續四次流產。回憶起這段往事，崔琦依然充滿憂傷：
那時候生孩子，心情不好，流產了四個，江波是第五個。我是“摘帽右派”，一會斗這個，把你拉去陪；一會斗那個，把你拉去陪。你甭想安安靜靜待著。一般婦女本來就有習慣性流產，你一流流一串，關鍵是心情不怎么好。
這第五個，還是大夫發了慈悲，不要造反派的介紹信，就冒著危險把我留下保胎。當時，沒有造反派的介紹信，一般的大夫都不敢收我。可在當時，等造反派的介紹信開出來就晚了，如果我不去保胎，那我今生今世就沒機會再做母親了，那時候我已經36歲了。
轉眼間，江平和崔琦的長子江波已屆不惑。四十年前替崔琦保胎的大夫，依然健在，已經八十多歲高齡。“這四十年來，每年逢年過節，我都去看那老大夫，我至今依然萬分感謝他的恩情。要不是他，可能我們一個孩子也落不著。”
近四十歲才初為人父的江平，當然十分欣喜，即興寫下《七律·紀念波兒出世》：
誰遣此兒下塵河，未落人間已顛坷。
抱嬰床前沉百感，握筆案頭髮九歌。
犀無梳處方知老，歡未成時幾經折。
江海行舟多險阻，願汝長能耐風波。
三年後的1972年，江平和崔琦的第二個孩子江帆來到人世間。但由於政治運動頻仍，崔琦精神壓力大，暱稱為“小妹”的江帆不幸患有先天性智障。念及往事，崔琦依然痛苦不已：
1972年生完第二個孩子，江平又去了延慶。生下來七斤半，挺好一大姑娘，可先天性是這樣。到一歲八個月的時候，孩子還不會下地走。每天我早晨出去的時候，孩子還沒醒；我晚上回來，孩子都已經睡了。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撫養這個孩子，孩子要是機靈，我說那真是出現奇蹟了。按說我們的智力也不差啊，但生活壓力、運動壓力都很大，生出的孩子能夠是精品嗎？譚震林的第二次黑風又翻過來，哎喲我的媽呀，你說生下來孩子怎么會好？本來一兒一女挺好，看到女兒又這樣，又沒錢就給她治病，雖說那時候治病不像現在這樣貴，但也得到處求醫求人啊。
無論如何，年過四十的江平夫婦，膝下有一兒一女。儘管還需要跟家人分離，生活中還面臨著諸多困難，但江平和崔琦的小家庭，已經慢慢走出困境，江平灰暗的人生也有了不少亮色。
對於兩人攜手走過的風雨歷程，江平心存感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之所以沒有‘後顧之憂’，全靠崔琦和崔家人的大力幫助。所以我的事業如果說有所成就的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個賢內助。”
在安徽
1971年，經歷“文革”幾年折騰之後，按照中央指示，北京政法學院與許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一樣，前往安徽宿縣五鋪公社辦“五七”幹校。
在安徽“五七”幹校，遠離“革命”的漩渦北京，江平等人儘管每天都有勞動和政治學習任務，但畢竟輕鬆很多，精神上也不用再那么緊張。
在五鋪公社，所有的生活事務都由江平和他的同事們分擔。江平承擔的工作，就是擔任公社食堂的會計。這段時間，江平的心態應該說還不錯。1972年他在安徽寫下《七絕·接妻書有感》：
夕陽火紅慰沉淪，勝似彩霞變幻身。
同是天涯淪落客，何必巫山才是雲。
不難看出，江平的筆端淡淡的愁緒與樂觀次第鋪陳，江平的心頭亦是無奈與樂觀並存。
窮 途 末 路
然而，好景不長，江平的命運再次發生突變。1972年4月，隨著“砸爛公檢法”的最新最高指示，北京政法學院“五七”幹校就地解散，所有教職工都就地分配，北京政法學院從此暫時消失。
那么，江平去哪兒呢？到了實際找工作的時候，他再次發現頭上“摘帽右派”的緊箍咒又犯了。江平被分配到安徽宿縣師範學校。可前往報到的時候，卻遭到對方的白眼。像江平這樣的“摘帽右派”，依然不屬於革命陣營，分配時自然成為各方都不願意要的累贅。
北京政法學院1960級校友王淑琴畢業後分配在安徽。離奇又巧合的是，在江平窮途末路的當口，有一天居然巧遇當年的學生。且看看王淑琴的回憶：
我畢業後被分配到安徽省的一個小縣城，後來調到地區的“公、檢、法軍管組”。有一天在地委大院門口意外地碰到政法學院的兩位老師，才得知學校在此地的五鋪農場辦“五七”幹校，就要結束了，老師們也基本要被就地安排。也就是說，北京政法學院要徹底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運動嗎？而培養專政機關接班人的學校卻要被取消？令人費解。
過了幾天在街上不時看到衣著寒傖的老師們，甚至包括雷潔瓊教務長夫婦。而我在當地工作的訊息傳到“五七”幹校後，認識我的老師都來找我，有的是來坐坐看看、有的是路過借宿、有的是來托辦事情……我盡力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
有一天江平老師和寧致遠老師在我政治學習的時候來了，我與他們倆都是自畢業後多年未見。感覺他們不是老了，而是有些灰頭土臉，加上又是一身舊衣裳，完全沒有了大學老師的風采，心裡很不是滋味。老師們客氣地表示想寄放一下行李，我在辦公樓找了間雜物間暫時放了放，也就匆匆別過，這是1972年。
江平在那一刻，一定是心如刀割。回首往事，當年意氣風發地參加革命，千里挑一地公派蘇聯學法律，學習成績優異提前回國，卻再也沒過上安分日子，甚至淪落到如此“叫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的境地，連找個工作都成為一種奢求。
不幸中的萬幸，是江平前往安徽時，戶口還留在北京。既然安徽投身無門，還是回京從長計議吧，畢竟妻子還在北京，家還在北京。1972年，江平回到闊別一年多的北京。
來源：《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 陳夏紅 著 法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