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出自《論語·第八章·泰伯篇》
原句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釋義
由於古漢語沒有斷句，所以人們根據現代漢語的習慣，按照不同的斷句，對此句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
釋義一
民可使由之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古之有之，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明。文化大革命時期不過是借這句話來攻擊孔子而已。何晏的《論語集釋》、邢昺的《論語疏》、楊伯峻的《論語譯註》都是這樣的句讀。古人在解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一般都從正面解釋。說，可以讓老百姓按照我們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為什麼不讓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釋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論語集釋》），邢昺的解釋是“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邢昺《論語疏》）。既然不易知，知起來很麻煩，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學者對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可使由（服從）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政治思想保守。又如馮友蘭在《論孔丘》中說：孔子認為“民”是“下愚的人”，“他們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讓他們聽從驅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時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都數人也都是引用這兩位學者的話。
應當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沒有什麼錯。但這只是幾種可能中的一種。從孔子的一貫主張來看，孔子不贊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創辦私學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說出這種話的人怎么會主張實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學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成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學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沒有從整體思想上去把握孔子，這樣就有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惡來解釋。喜歡者極力為孔子辯解，如何晏與邢昺，不喜歡者則極盡詆毀之能事，如范文瀾與馮友蘭。好者使其偏，惡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時大批孔子的所謂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許多不白其冤。
還有的人從“民”字上做文章來解釋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這裡的“民”指的是奴隸，既然是奴隸，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會說話的工具，當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這種觀點的是部分台灣學者。這種解釋有兩大問題。一、中國古代是不是實行過奴隸制到現在學術界仍有爭論；《孟子》中有關於井田制的記載，很多人據此認為中國沒有實行過奴隸制。二、外國的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中國古代社會是不是這樣沒有人證明過。至少沒有人證明孔子生活的那個時期是如何對待奴隸的。三、即使孔子那個時候有所謂的奴隸存在，從孔子一貫的主張來看，孔子不大可能認為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孔子主張“仁”，仁者愛人。主張愛人的孔子是不會有如此主張的。
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一書中對此的解釋也極有參考價值。原文如下：
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義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與此章義相發。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戶曉，日用力於語言文字，以務使之知，不惟無效，抑且離析其耳目，盪惑其心思，而天下從此多故。即論教化，詩與禮樂，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終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終不真，而相率為欺偽。《易傳》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為民之不可使知，而謀求其可由，乃有此變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論語》此章謂孔子主愚民便專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歟！
因此錢穆先生的白話譯釋即是：“先生說：‘在上者指導民眾，有時只可使民眾由我所指導而行，不可使民眾盡知我所指導之用意所在。’”
釋義二
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最早見於宦懋庸，他在《〈論語〉稽》中解釋孔子的這十字名言說：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這種方法的關鍵是“可”。在這種解釋中，“可”是外動詞，認可的意思。與宦懋庸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大陸學者俞志慧。他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見《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號），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補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過對《論語》一書中有關“由”、“民”、“使”三字的全部義項和句例的研究，結合儒家仁民愛物、“政者正也”的思想進行分析，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讀可點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絕沒有什麼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順民應天、開啟民智思想的體現。
應當指出，宦懋庸與俞志慧雖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但對於這句話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與“不可”與俞志慧理解的“民可”與“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為兩類，一類是“其可者”，另一類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與其不可者由輿論判定。而俞志慧對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當執政者認為老百姓的道德、行為符合“道”、“禮”的要求時，就隨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為不符合“道”“禮”的要求，就要告訴他，引導他。這裡，俞志慧強調的“可”與“不可”重點是從是從行為上判斷，而不是簡單地分類。應當說，俞志慧的解釋要比宦懋庸的解釋更靈活，更全面一些。
應當贊成這種句讀。因為無論是宦懋庸的解釋還是俞志慧的解釋，都符合孔子的一貫思想與主張。孔子不主張愚民政策這一點是肯定的。因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釋外，我們從孔子所編的《春秋》，所刪定的《詩經》以及《論語》的其他篇章中我們找不到類似的證據。從歷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實信徒，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主張民貴君輕的人說什麼也不會提出愚民主張的。當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但如果孔子存在嚴重的愚民傾向，不會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體現。
釋義三
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面所舉的兩種句讀不同的句子都是講得通的。但按第一種來解釋孔子的話，則與孔子的思想牴牾太甚。第二種雖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義模糊，解釋者也有不透徹之嫌。其實還有第三種句讀方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三種句讀方法，由於對使的理解不同，又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種，把使當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驅使”講，就可以翻譯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讓他們聽命；若不可任使，就讓他們明理。”（見劉LAN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別解》一文。）
這樣才更符合《論語》的語言規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實際。
此句讀法中，“知”、“由”都作使動詞用，“使”字自然屬於前面的假設分句，否則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詞，代“民”。
據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使“在古漢語中有兩個基本的意思，一是剛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講，那樣能講得通，不過有點筆走偏鋒了。學者王蔚在《冤哉，孔子》一文中提出這種觀點。原文是這樣的：“我們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句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國君在向孔子諮詢，要派人到國外執行外交任務該怎樣做？（我們知道，孔子做過魯國的司寇，孔子在魯國是個很有影響的人物，這種情況是極有可能的。）孔子就告國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條件與能力），就應當授以特權，由他全權處理，不要過多的限制；如果他條件不具備，就應當告訴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應當改進。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討論一般的原則性問題，而是在具體地討論外交問題。
釋義四
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是學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第一個提出。首先，這種句讀方法符合古代語法，其二，語意上也講得通。據此，可這樣解釋：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放任自由是不行的，必須加以引導。孔子一生主張“克己復禮”，孔子一生都在為建立一個禮制社會而努力，孔子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孔子是主張對老百姓加強領導的。在《論語·為政篇》孔子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照此看來，這種解釋也能講得通。只是讀起來感覺有些突兀，不大那么順口。
釋義五
斷句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句讀也有人提出過，這是最近的事。在2004年8月24日的《語言文字報》上，王昌銘先生撰文提出這種觀點。照這種句讀，這是孔子在自問自答。翻譯成現代漢語的意思是，“孔子說，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嗎？不。還是要進行教育。”這種解釋不為錯。
郭店楚墓竹簡
“郭店楚墓竹簡”（於1993年10月出土）記載版本為：“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