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毛澤東1949年以後著作的選集。該書的編輯、出版用了幾乎十年的時間，貫穿了整個文革。第五卷1977年出版，是華國鋒“抓綱治國”的主要依據。
收錄範圍
此書原擬選編範圍為1949年至1962年間的毛澤東著作，1962年曾有過一個該書的粗編稿，但毛澤東認為建政以後著作不像1949年以前著作經過檢驗，不願立即就出版。[1]1964年《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選進了1949年後的部分作品。[編輯]
篇目
1977年位於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所收錄的篇目如下[2]：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徵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一九五０年三月十二日）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一九五０年六月六日）
不要四面出擊（一九五０年六月六日）
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三日）
你們是全民族的模範人物（一九五０年九月二十五日）
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一九五０年十月八日）
中國人民志願軍要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一 二十二個月的準備工作
二 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運動
三 土改
四 鎮壓反革命
五 城市工作
六 整黨及建黨
七 統一戰線工作
八 整風
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一九五０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元旦祝詞（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祝賀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重大勝利（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批判大漢族主義（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解決“五多”問題（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檔案的批評（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九五三年八月）
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月）
一 十月十五日的談話
二 十一月四日的談話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核子彈嚇不倒中國人民（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三月）
開幕詞
結論
一 關於這次代表會議的評價
二 關於第一個五年計畫
三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四 關於目前形勢
五 為勝利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鬥爭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序言
按語（選輯）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一 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係
二 在合作化問題上爭論的總結
三 關於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問題
四 關於思想鬥爭
五 若干其他問題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序言一
序言二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
論十大關係（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
二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三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
四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
五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六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七 黨和非黨的關係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
九 是非關係
十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紀念孫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講話
二 一月二十七日講話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二 肅反問題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四 工商業者問題
五 知識份子問題
六 少數民族問題
七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八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九 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
十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
十一 關於節約
十二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民眾（一九五七年三月）
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九五七年七月）
做革命的促進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堅定地相信民眾的大多數（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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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編輯
1967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意向直指當時的政治現實。擔負這項任務事務工作的是中央文革理論組。其時辦公地點在中南海甲樓，朱德委員長住乙樓，中央特偵組在丙樓，信訪局在丁樓。理論組由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當時簡稱“學部”，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和來自部隊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有幹部也有戰士）兩部分人組成。
從中央檔案館接管的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1962年手稿和講話原始記錄稿，在中央警衛團押送下運入、放置在中南海甲樓。甲樓組織稱“材料組”，主要任務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講話原始記錄稿，看管有關的圖書資料，聯繫秘書局印刷廠和收發室，印製文稿，收發信件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委員會以周恩來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他們在懷仁堂閱讀事先準備的毛澤東手稿和講話，決定哪些文章入選、哪些文章不入選。每次會議的情況，都反映在名為《天天讀》的簡報上，但不久選編工作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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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編輯
1969年5月、6月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再次啟動，計畫10月1日前夕出版、發行，為國慶20周年獻禮。工作程式為：甲樓將手稿（如果來得及，即謄寫為抄件）或原始記錄稿送印廠排印成草稿，送丙樓；丙樓工作人員，先按照個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體討論通過；修改時一律使用鉛筆，這樣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原貌；然後將修改稿分抄一式數份，分送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有關政治局委員。這些領導修改後退還丙樓，丙樓再綜合他們的意見，形成一個初稿，再送印廠排印。如是反覆直到滿意為止。
選集中對歷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貶，一定程度決定於選編者的取捨。毛澤東講話有的篇幅較長，有時為了全面辯證地看問題，他要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闡述。但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選編人員往往根據某個領導的意見，有傾向性地予以取捨，剔除被認為某些觀點不正確或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文稿。有時的取捨哪怕細微到一個副詞，都會對讀者起誘導作用。又如，毛澤東一些信件有時不是寫給一個人的，對某件事情的批評或表揚有時也提到好多參與者。在選集中，這些人的名字留誰不留誰，完全由選編者的主觀需要而定。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筆下去，入了毛選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貶者一定下地獄。這些取捨需要在選編者之間達成平衡、妥協，實際上更是一個政治角力、折衝樽俎的複雜過程。更不用說，對毛澤東講話原稿文句不完整、表達不準確、邏輯不嚴密、論述重複，引述的事實、歷史、文句待查證等問題，對原文錯、漏、衍字和明顯有誤的標點符號作技術性整理，訂正錯訛的史實，甚至還要進行必要增刪、修飾，編寫題解和注釋，使之完善，方便閱讀。[3]毛澤東有些觀點在講話後有發展、變化的，也要根據後來的發展、變化整理前面文稿。
但到9月末《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送審本出來時，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因為毛澤東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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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編輯出版
1975年李鑫、胡繩、吳冷西、熊復等參與毛選五卷材料組編輯工作。《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定本出版延宕到了1977年3月，而早些時候的1976年10月解決了四人幫問題。[4]出版時間是“兩個凡是”出台不久。這個版本收集了毛澤東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選編時限較前縮短）。卷前《出版說明》並稱“以後各卷也將陸續出版”。
這個版本，比較完整地反映了“毛澤東同志關於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還長期存在的科學論斷，關於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思想”。是對文革的全面肯定。
同年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1977年10月為了解決恢復高考後第一屆77級570萬人的考卷急需用紙，中共中央決定調用印刷《毛選》五卷的紙張。
1982年因為該版本與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當時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不符，被停止發行。後續各卷迄今未見出版。另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文集》（1921—1976年）八卷出版（1993—1999年），[5]只是為了滿足各式研究者的需要，沒有公開要求各級組織學習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