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自芳

蘇北地區屢遭水旱災害，水利設施損壞嚴重。同治初年，旱情嚴重，淮安老市河、澗河失修淤塞，農田無法灌溉，作物嚴重歉收，殷自芳為解民困，與邑人楊紱來(字錫章)等兩次赴都察院，籲請在“烏沙河裕民閘旁重建石洞，改舊鹽河為新市河，挑寬加深禮字壩，……由新城護城河到下關，再於下關開河一條達古黃河，引水入舊市河”，以解決淮東數十萬畝農田灌溉問題。這一計畫經工部核准興辦，於同治三年(1864)秋開工，次年春竣工。當時“局設城內觀音寺”，由殷自芳、馬也良、劉可美、王亦明等董其事。從此“兩岸田畝頓變上腴”，而以“殷自芳一人之力為多”(《續纂山陽縣誌·水利》)。
同治五年(1866)夏，蘇北大水，“淮運盛漲，……清水潭(在高郵)迤南二閘南牆倒卸，帶塌正堤過水，口寬二百七十餘丈”。殷自芳憑多年治水經驗，就清水潭缺口提出二十餘條建議被堤工局張屺堂採納，並參與指揮堵決的施工。堤壩由兩頭向中間圍築，傳說堤壩築成後，仍有兩丈余漏水難以合攏，殷親自乘小舟到潭中察看，然後令民工將數百石石灰投入水中。第二日，水中漂起一條丈余似蛇又似鱔的怪物，從此堤壩不再漏水，得以合攏。次年，殷自芳主持拆建車邏壩、南關壩(均在高郵境內)，修“六安閘西堤三千餘丈以及港口等處並東堤一千餘丈”。再次年春，又“修築蕆事高郵城北西堤一千餘丈以及東西兩岸要工”。
光緒三年(11877)，殷自芳經過長期考察研究，提議疏浚、拓寬市河、十字河，以徹底解決淮安東鄉農田排灌問題。因工程浩大，占地較多，直接觸犯了部分地主利益，以丁晏、黃柏生等為首的紳士，紛紛去南京兩江督署告狀。兩江總督左宗棠親自審理，認為殷自芳的建議有益農事，合乎民情。但反對的官員亦不乏其人，此事一拖幾年，直到光緒八年(1882)，督署方下令淮揚道桂嵩慶檄淮揚鎮章合才派兵協助興挑。工程完成後，市河形成“一頭(仇橋老集頭)、二腹(小市河、十字河)、三屠(三條入馬家盪河道河道)網路，擴大了水灌面積。“復經拆造石洞，委朱光照、趙溶監修，光緒九年(1883)四月竣工”，本著受益多寡，合理負擔費用，只“用銀三千餘兩”，從此淮東鄉一帶免除旱澇之患，故有“金都梁”、“銀黃盪”之說。清末，黃盪村(在淮安流均)紳民曾在十字河邊樹有“殷自芳長生祿位碑”，以緬懷其功績。
殷自芳一生服務於堤工局，河道衙門內大小職務均為“肥缺”，而他卻能潔身自好，“與名利兩字，久付浮雲”(《與裴樾岑書》)。他生活淡泊，居無定所，曾先後寄寓河下估衣街的鐵釘巷、周官巷等處。到年逾半百，事業稍有成就，方購置河下三條巷一處茅屋(現河下三條巷28號)，書室題名“松竹草堂”。晚年徜徉其間，與友人吟詩唱和，怡然自樂。病歿後，墓葬淮東鄉鳳谷村孫莊(今淮安博里鄉孫莊國小處)。
《籌運篇》是殷自芳水利方面的代表作，包括《緣起》和正文六篇，全面地闡述了他籌劃運河排灌、航運的主張。
運河是貫串蘇北具有灌溉航運之利的一條重要河流。“淮揚下河為高、寶、江(江都)、甘(甘泉，民國後廢，入江都)、興、泰、東台、山陽、鹽、阜十州縣，厥土塗泥，其谷宜稻，灌溉之源在運河。”這一廣大地區“秋稔所獲，民食既饒，且可糶濟鄰省”，由於地勢低洼，古來“畏水如虎，又復惜水如金；視水如仇，又復倚水如命。”(《籌運篇緣起》)所以治理好運河顯得特別重要，也是作者寫作《籌運篇》的緣由。
首先，殷自芳指出：運河泛濫成災“其病亦不在運河，而在淮泗去路之未疏”，“經畫運河之上源，尤下河水利之本”。如果一味加高河堤，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必然是事倍功半，舍本求末。淮河、黃河水系必須脈絡清楚，各行其路。淮河洪水如果全部注入運河，必然缺堤泛濫。還應該疏導河南、安徽、山東客水，阻止其流入運河，否則如“漠視邊防而修葺腹地之城垣堡寨，以御外侮者乎”。
山東客水壓境是蘇北運河及其它各河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殷自芳分析由山東發源的汶、泗、沂諸水“自駱馬湖淤廢入江(蘇)境後，無一停蓄之處，建瓴傾瀉……泰安、兗(兗州)、沂(臨沂)、曹(今菏澤)、濟(濟寧)諸府州，倘連雨不止，則中河(指清河楊莊以北段運河)暴漲不已，運河(指裏運河)已有淮、湖之水先踞其中，又遭此項，非常盛潦，勢難容納，其害數倍於淮。”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殷自芳認為，應“減中河之水入鹽河也”，“修補鹽河堤工以衛民田，並挑浚筦、瀆河以暢去路也，舊黃河為淮、泗故道而河底較高，經費較巨，收效較遲，鹽河非淮、泗故道而河底較深，經費較省，收效較速。”這一主張，在當時可謂是切實可行之辦法。
其次，殷自芳認為從明代隆慶、萬曆到道光三百年間，“治河名臣均主‘束清刷黃’(即束淮河清流入黃河以刷濁流——筆者)，堅守六壩(洪澤湖向北排水的仁、義、禮、智、信等壩)”，僅為保證漕運這是不妥當的。當時提出這樣的見解，可謂有膽有識。“堅守六壩，俾淮水會黃入海，僅以餘波入運”，這樣到了“亢暘之年”則“農田需水吃緊……難資栽稻，鹹湖上泛，田成石產，其病在旱。”他主張綜合開發利用洪澤湖，“洪澤一湖，實淮揚里下河命脈之所系，宜瀦蓄，不誼旁泄，斷斷然也”。
再次，殷自芳提出不論旱澇之年，放水用水應“通籌節宜”，“綜顧全局”，勿圖一時一地的局部利益各地自行其事，“而貽全運以隱患也”。殷自芳作為當時堤工局“職輕位卑”的小吏，全面提出籌運方略是十分可貴的。
另外，殷自芳還主張建立一支熟悉河道歷史、現狀、能務實的水利人才隊伍。河道官員不宜頻繁更替，他在《與裴樾岑書》中寫道：“以不知河者任河道，是猶以不知兵者為統帥也，論事者多，任事者少”，這樣後果是不堪構想的。這些觀點，在現今頗有借鑑意義。
殷自芳關於水利方面的著作，除《籌運篇》外，還有《治黃河論》、《貫江辨》、《車邏十字河說》、《清水潭竣工記》等共五十餘篇。新中國成立後，其嫡孫殷逸塵、曾孫殷佛生曾將其中十九篇遺稿進行整理，於一九六二年呈獻中央水利部水利史研究室，受到表彰。專家認為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文獻”。其餘大部分著作、手稿均毀於“文革”，殊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