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在孟氏子孫流寓各地的支派中，有一支較為特殊的，就是東渡日本廣島的“武林”孟氏，其始祖就是明末杭州人孟治庵，因為他有一個後來在日本史上非常出名的孫子武林唯七（即孟隆重），所以諸多文獻上都有關於他的一些記載，孟治庵東渡後，先姓渡邊氏，後改武林氏，是以鄉貫作姓氏。據其墓碑記載：
“治庵名士式，明杭州武林郡人。漂流仕長門國，稱孟二官。後仕藝藩為醫官，改名武林治庵。明歷三年丁酉(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十八日病死，實亞聖孟子六十一世裔也。”其墓地在日本廣島泰市南汀院。
關於武林氏後人，有武林吉之丞所作的《先祖由緒書並略系圖》。民國廿九年，孟子廟秘書·王梓生先生（孟子七十四代孫，亞聖奉祀官孟繁驥先生的妻舅）著有《武林孟氏考》，對這段歷史作了記錄，不過我至今沒能找到這兩本書。
目前來講，對於孟治庵東渡日本，有兩種說法：
其一，漂流說：“清康熙年間，清政府與南明政府對峙。孟嵩（應為嵩父孟忠厚）十九代孫孟治庵，看到南明政府與福藩、潞藩和唐藩相繼覆滅後，不甘心淪為清政府的臣民而東渡日本。”——據孟邁撰寫《孟氏南支簡譜》
其二，被俘說：孟治庵是在日本權臣豐臣秀吉侵朝戰爭中被俘的。
更多的人，從感情上來說，傾向於第一種說法。前段日子，我收藏了《孟慶棠“為渡邊氏”行草立軸》，對孟氏東渡史，更加深了考究的興趣。囿於手頭資料有限，無從著手。
前日，我在凌耀華先生（國學耆宿，一代武林宗師）府上作客，酒至酣處，無意間聊起了這段掌故。出人意料的，凌先生馬上說出了“孟二寬”“武林唯七”這兩個名字，讓我驚嘆感佩不已，因為這段太小眾的歷史，他居然會知道。先生旋即從內室取出其公子凌懿文所撰的《浙江傳統武術簡史》，翻至“十字摔拿法”章節，赫然得見：
“孟子六十一代後裔，武林（杭州）人孟二寬，與富陽金有光等人明萬曆時隨陳寅戰島山，孟掉隊後，寡不敵眾。被俘後到日本改名武林治庵。孫武林唯七隆重武士，名重當時（1702）。治庵後人至今猶能摔拿（1986年12月31日《讀者新聞》、《每日新聞》）”
八零年代，凌先生去日本訪問交流的時候，正好在酒店的電視上看到這段新聞。治庵後人目前保留的十二式摔拿法，與先生的二十一式摔拿法，師出同源，只是略有變化而已，按先生的說法，孟二寬是杭州的“捕快”，古時各地捕快班人少而技精（浙省大縣名額為10人），各有自己的心法，實為中國武術之精華。因著對凌先生的尊敬，我覺得凌先生的說法，應為正解。這樣的話，又引出了一段與“南孟”子弟有關的，盪氣迴腸的歷史···
明萬曆二十四年，薊遼總督邢玠在浙中募兵，陳寅與右營游擊茅國器各率所部應募。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慶長二年)夏，明、日議和破裂以後，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再次發兵侵略朝鮮，史書所稱的“萬曆朝鮮之役”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也即日本史稱的“慶長之役”。朝鮮向大明求援，明朝調動了川、陝、浙、薊、遼的陸軍和福建、吳凇的水軍共14萬，再度增援朝鮮。陳寅與茅國器隨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朝鮮經略楊鎬赴朝支援。明、朝聯軍決定先進攻只有兩萬人的蔚山。日本第一軍加藤清正占據島山，築三寨以固守。
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朝聯軍總攻開始，突襲蔚山城。城內日軍大半被殲，逃回島山，堅守待援。第二天聯軍開始圍攻島山外圍，游擊茅國器率領河南步兵，連破日軍新築的外圍三寨。日軍堅壁據守，不敢復出。時至中午，明軍攻抵島山寨下，裨將陳寅率領浙兵連破島山寨二重柵門，將要攻擊最後一重柵門時，楊鎬見左協副總兵李如梅部隊未到，恐陳寅獨占戰功，忽鳴金收兵。隨後，日軍小西行長、黑田長政、島津義弘率領援軍五萬陸續趕到，戰場局勢立刻發生重大轉變，明軍由攻勢轉為守勢，統帥部決定撤軍，功敗垂成。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毛利秀元等率領聚集在西生浦的日軍萬餘人前來增援，與城內日軍遙相呼應。楊鎬聞訊狼狽逃竄，日軍夾擊，明軍兵敗如山倒，一敗塗地，死傷不計其數。《明史·楊鎬傳》記載：“明年正月二日，行長救兵驟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襲擊，死者無算。副將吳惟忠、游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輜重多喪失。鎬既奔，挈貴奔趨慶州，懼賊乘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蔚山之戰，明、朝聯軍陣亡約2萬人，日軍陣亡約1萬人，就雙方投入兵力和殘酷程度而言，都可算是七年戰爭之最。
在冬季秀元準備返回日本時，駐留蔚山。在輸送兵器前往釜山時，明軍和朝鮮軍攻擊蔚山，秀元返回蔚山救援，成功擊退朝鮮軍。
《中外古今戰端考》記載：“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冬十一月，倭遁去，官兵分道追擊，敗之，值日本豐臣秀吉死，倭俱而思歸。倭渠帥清正，舟先發。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夷，都督陳璘遣副將義烏倍磊陳蠶、季金等軍至，倭無心戰，官軍燒其舟，賊大敗，逸上岸者，盡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
“萬曆朝鮮之役” 持續了7年之久，最終以明、朝兩國的勝利，日本的失敗而告結束。萬曆皇帝破例在午門犒賞三軍，將平秀次等60多名戰犯斬首。《明史》稱此為“東洋之捷，萬世大功”。
中朝兩國是戰勝國，但不具戰勝國形象，國運隨之急轉直下；日本雖戰敗，但能善於學習。日本在朝鮮劫掠了大量珍貴圖書的同時，還把被俘擄的五、六萬朝鮮人運往日本。當時在西日本的四國、薩摩、九州島等地，特別是參加韓戰的一些將領的領地上，都可以看到數量不等的俘虜，有的甚至有俘虜的集居點。其中“被俘人在薩摩最多”（註：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ね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第219頁。）。被俘朝鮮人中，不乏學者、技匠、醫者等，這可說明戰後朝鮮文化如何在日本廣泛深入的傳播。它把從朝鮮戰場上劫得的書籍當作寶貝；在朝鮮戰場上極端殘忍地進行屠殺，但在國內則“優待俘虜”，充分發揮俘虜的才能和特長，利用異國人的智慧來創造本國的輝煌歷史。其中有一段，特別耐人尋味：
“在慶長二年（1597）八月十五日的南原城激戰中，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福男（有“扶餘李將軍”之稱）戰死之前，把兒子李聖賢交從者脫逃，不幸被毛利輝元（毛利秀元之養父）的部將俘去日本。李氏家族後來從事醫務者眾。由於李聖賢在被捕來日時，遇到明人孟二寬，傳其“枇杷葉湯”藥，後就與“龍王湯”一起成為長州藩的二大名藥。此後，這個李家後代成為毛利藩主的家醫，藩校醫學館的教授。”（註：內藤雋輔：《文祿慶長役にねける被擄人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第758—759頁。）
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碩學德富蘇峰曰：這場戰爭對日本來說 “決不是徒勞無益的”，是一次“奢侈的海外留學”（註：前引，德富蘇峰：《近世日本國民史·豐臣氏時代》（朝鮮役下卷），第734頁）。這種善於學習外國先進文化的民族習性，不僅讓戰時的動盪和荒蕪景象得到改觀，而且對其以後的社會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繁榮本國文化，對於一個國家的繁榮興旺至關重要。無論是中國還是朝鮮，在近代落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
綜上所述，明人孟二寬的人生軌跡，昭然若揭：在浙兵將領陳寅的招募下應徵入朝參戰，蔚山之戰明軍受挫以後，落單被俘，擄往毛利輝元的領地長州藩·長門國，而後又仕藝藩為醫官。長門國，在今山口縣的西北部，藝藩就是與長門國毗鄰的安藝國，在今廣島縣的西部，武林唯七的主公淺野長矩的祖先淺野長政就是安藝國廣島淺野氏的支流。
竊以為，孟治庵東渡扶桑的原委，至此，可以塵埃落定矣。結果並不是讓人滿意的漂流說，不過，歷史往往就是那么殘酷。就像當年明月所言：看了一輩子的史書，讀到的只是“悲劇”二字。很難想像，孟二寬作為一個戰勝國的國民，同時又是一個戰俘，在異國是如何思念他的故土杭州，造化弄人，命運的安排，何其糾結。就在當下，更能感悟《孟慶棠“為渡邊氏”行草立軸》題詩的意境所在了：
一為遷客去長沙， 西望長安不見家。
黃鶴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一九九五年，“武林”孟氏七十二代“憲”字輩的後裔山田一彥，由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孟翔陪同，來華訪問，實現了他尋根問祖的夙願。此孟翔非彼孟翔，同名同姓而已，予自行揣測，天意昭昭乎？
孟翔
2012-5-25夜於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