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遺存的陛階及狀元橋崇安文廟於1959年被列為崇安縣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作為閩北工農兵代表會議會址被列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文革前後大部分建築逐漸被拆毀，2001年1月20日被撤銷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資格。時遷事移，武夷山各界人士正在呼籲恢復重建武夷山文廟。
閩北最大的文廟
壯麗的牌樓，已毀，1977年攝福建省武夷山市（原崇安縣）在古代“為七閩戶牖，舟車輻輳，冠蓋相屬”（民國三十一年版《崇安縣新志》，下同），歷代知縣、縣令都很重視武夷文廟的建設。朱子一生有五十多年在武夷山市度過，他生前多次謁拜縣文廟並留下了兩篇記文。朱子集理學之大成，被認為是孔孟之後最大的儒者，死後從祀孔廟，清代配享大成殿。由於朱子的緣故，武夷文廟隨之榮耀，其建築越往後越巍峨壯觀，至清代“宏麗為閩北冠”，“行道之人見宮牆之壯，輪奐之美，莫不肅然起敬。”如今武夷山市政府大樓南側、崇聖祠西南片的參天古樟群，便是當年武夷文廟創建時植下的“孔林”，它們見證了武夷文廟近千年的輝煌與滄桑。
據現年92歲的林振光先生介紹：崇安文廟占地30多畝，至20世紀70年代前，基本格局仍在，整體略呈“甲”字形，布局嚴謹，庭院寬敞，多座建築為飛檐翹角、雕樑畫棟，是武夷山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一顆明珠。站在橫街頭仰望文廟中軸線上依嶺坡而築的陛道及建築，莊嚴肅穆，氣勢逼人。坡頂是一座三層斗拱飛檐的壯美牌樓，上懸“閩邦鄒魯”與“仰之彌高”橫匾。牌樓是進入文廟核心的大門。大門兩翼的廟牆分別寫有“宮牆萬仞”和“天南道國”八個猷勁大字。宮牆下是條從五賢祠（今武裝部）方位橫折過來的大道，道旁牆體上嵌有一塊齊眉高的石碑，上刻“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大字。
據舊志記載，匾額“閩邦鄒魯”，是明代董其昌手筆。“閩邦鄒魯”、“天南道國”二語，與“道南理窟”一樣，幾乎是武夷山專屬的（有趣的是，“天南道國”四個字已化入武夷山方言中，成為一句責備小孩調皮的話）。故今人蔡尚思有詩曰：“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武夷山在儒學史上有這樣的地位，理應有與之相稱的文廟。
1997年4月，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和中國建築研究所所長陳同濱等專家，受邀考察武夷文廟。他們對倖存的欞星門石牌坊及明倫堂大為讚賞，驚嘆於明倫堂內的斗拱、榫卯、樑柱、穿斗等範式工藝及其雕花，認為深具武夷山地方特色。明倫堂外觀雖然極不顯眼，但從內部看，其木構是他們至少在閩北見過的古建築中最珍貴的木作工藝，文物價值極高。
近代以來的命運
包入市圖書館院內的欞星門清末民初，軍閥混戰，文廟失修，“丹碧剝落，殿廡半圮”。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國共合作抗日，崇安稍寧，縣長劉超然等組織專門委員會籌款，歷時兩年四個月對文廟進行整修，“規模如舊，輪奐一新”。但囿於抗戰期間黨政機關驟增，辦公樓院不敷使用，經縣長“詳準”，將明倫堂與崇聖祠整修作政府用房，左右廊廡改建為磚木結構廊式辦公樓。這一動作引起了本縣人士的不滿，縣長於是“乃以大成殿後武夷國小地址（今市政府大樓東端）修建為崇聖祠，其規則始告完備雲”。
崇安解放後，新政權接管並延用文廟內的舊政府辦公樓院。縣人民委員會成立後，“閩邦鄒魯”坊改造為政府大門，兩側修砌了帶牒齒的崗樓；“大成殿”匾更換成了“文化宮”匾額，殿前曠坪常用作民眾大會廣場。文廟建築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與血汗的結晶，為了保護祖國文化遺產及紀念發生在文廟的革命活動，1959年崇安縣人民委員會公布文廟為崇安縣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福建省人民委員會以“閩北蘇維埃第四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會址（1933年3月5日）”名義，公布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有關部門曾撥款整修，並利用這些古建築作為多個黨政部門辦公、會議、展覽和住宿用房，以及供開展各種民眾文化娛樂活動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與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場所。
文廟特製磚文革開始後，古代的和革命的文物均未得到應有尊重而失修，70年代末多數被以危房名義陸續拆毀。其中的文廟大成殿、五賢祠和新崇聖祠，拆除後用於建設今武裝部及其停車場；“閩邦鄒魯”坊、“義路”“禮門”門樓、忠義孝悌祠、文昌閣等，被拆後用於建設博物館（今圖書館）、檢察院和司法局大樓。雖如此，文廟的基本格局今天尚能廓清，仍有部分寶貴的遺存在默默地堅守著，包括武夷樟樹王“孔林”、臨街的一條莊嚴階陛、兩處的泮池及洙泗橋、一副明代的青石透雕欞星門、五片宋明石碑（其中五賢祠內胡氏繪像碑四片和聖諭碑一片）、一幢崇聖祠（舊政府會堂）、半幢明倫堂（現政府食堂後舊機關幼稚園，雕樑畫棟及藻井尤存）、一口已封蓋上的五賢祠古井（武裝部停車場）、多堵由印有“文廟”字樣“定製磚”砌築的高牆。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歷史上，武夷山文廟發揮過特殊的作用。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出於防奸需要，將福建沿海的台灣籍人士（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統一押往偏僻的閩北崇安縣居住。初來乍到，他們被安排在文廟落腳，縣政府提供一伙食。後來許多人都有了去向，但文廟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居所。眾所周知，抗戰時大陸活躍著一支台灣義勇隊，與國共兩黨齊心抗日，而當時生活在武夷山的台灣籍民也是台灣義勇隊的源頭活水之一，他們從武夷山啟程，奔赴幾百里外的浙江金華接受軍事訓練，走上保家衛國的道路。即以此而論，武夷文廟也稱得上武夷山市的重要遺址。
大事記
以下由朱燕濤整理自武夷山舊縣誌、新市志等，衷鑫恣編輯。
宋
淳化五年（994），崇安場升為崇安縣，縣署設在營嶺。紹聖二年（1095），知縣王當在營嶺右邊興建學宮。
乾道三年，諸葛廷瑞以左宣議郎知縣事。建二賢祠祀趙清獻、胡文定於學宮，朱晦庵為之記。
淳熙七年，趙彥繩以宣教郎知縣事。重修學宮。學宮舊無田，沒收東山、白雲、風林、聖歷、四慶等寺田為學宮的學田，二頃有奇，給資士之貧者。朱晦庵為之記。
嘉定中，傅壅以宣教郎知縣事，築舊堤，增學田，創均惠倉。嘉定七年，趙必願（趙汝愚之孫）舉進士，知崇安縣。修學政，立催科法（《宋史》本傳）。嘉定十七年，趙崇萃以宣教郎知縣事，捐俸買開平廢寺田以充學廩，又請佃西林、興福二廢寺田，拆納餘羨，助學養士。
淳佑元年（1241）正月，朱子從祀孔廟。
景定二年，林天瑞以從政郎辟縣令，建諸賢祠於學宮。景定五年，劉漢傳以宣教郎知縣事，重建縣學，置先賢祠田租，創養濟院，立豐惠倉。
鹹淳元年，劉漢傳重建大成殿，改教堂為明倫堂。
元
至元十六年（祥興二年，1279），張茂績任知縣事，重修儒學。建禮殿，修講堂，構兩廡，設三門，先賢祠宇、諸生齋舍罔不具舉。
延佑四年，夾谷山壽知縣事，又修治學廡。
至治二年，劉源祖知縣事，甫下車，踵成前令修學宮，又建二坊跨沖通。左曰“風化之源”，右曰“道德之圃”。
泰定四年，張端本知縣事，增修縣學、鄉賢祠，又增廣祀田，皆捐俸自為記。
至正壬辰，知縣彭廷堅重修。
至正二十六年，元將福建平章政事陳友定率兵復占崇安，縣尹孔楷被殺。學宮、武夷精舍毀於戰亂。孔楷是孔子後裔衍聖公孔洙之子，死後葬於星村游嶺。
明
崇聖祠猶存，但已殘破正統二年（1437），胡安國、蔡沈從祀孔廟。
嘉靖四年，潘勖知縣事，嘗立社學於四門，聚童子之秀者，擇師訓之。朔望令詣學宮，講詩學，習揖讓，一時人才蔚起。
隆慶五年，朱璉（字文卿）知縣事。陳省《朱文卿記略》介紹朱璉“飭學宮，崇先哲，為期日如子弟皆來會，以身教之，而文事復興。”
崇禎五年，縣令郭之祥改學宮於北門。
清
順治十三年（1656），韓士望知縣事，捐俸新文廟，建設書院，延塾師以教之。
康熙二十六年，唐仁勇訓導，工草書，題“明倫堂”柱聯“讀書先識字，識得五倫二字才是讀書；講學要窮理，窮到萬物一理，方許講學”。康熙五十一年，梅廷雋知縣事，前令郭之祥改學宮於北門，認為非制，為請改建於宋舊址，上可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朱熹由先儒升為先賢，配享大成殿。康熙五十二年，改建學宮，擴建孔廟，主要是大成殿。康熙末年，彭六順募修永寧橋，鬻宅以完工。盧攀龍與彭六順同修永寧橋，工竣，剩巨木三百餘，俱留為學宮之用。
乾隆元年，在學宮頒發十三經二十一史。乾隆十九年，知縣李倓在營嶺建景賢書院。
嘉慶十二年，學宮、明倫堂、景賢書院被火災燒毀。
光緒四年，知縣楊成章建學宮，崇安人萬方昆主持。光緒十年七月，明倫堂被火災燒毀，由萬方昆重建。
中華民國
二十九年（1940），國民黨崇安縣長劉超然重修孔子廟。
朱子與崇安文廟
朱熹自畫像南宋建炎四年（1130），朱子生於福建尤溪縣。紹興十三年（1143），父親朱松去世，朱子（14歲）隨母來到崇安縣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鎮），投奔朱松生前好友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籍溪（胡憲）三君子，此後便以崇安為家，直到六十多歲移居鄰縣建陽考亭，七十一歲離世（1200年）。
學齡內就到崇安的朱熹，無疑多次朝覲禮拜過縣治的孔廟。乾道年間，朱熹學業精進，著述頗豐，已成為崇安有相當名望的人物。這時的知縣邀請朱熹為二賢祠作記，即後來收入《晦庵集》卷七十七的《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二賢祠祀趙清獻，乃崇安早年知縣、後來與包拯齊名的大清官趙抃（1008～1084）；胡文定，乃朱子啟蒙師傅胡憲的從父、人稱“武夷先生”的大理學家胡安國。十多年後的淳熙七年（1180），知縣趙彥繩再修學宮與學舍，“學宮舊無田，彥繩核發寺田二頃有奇，給資士之貧者”，即收繳了城鄉多處廢寺田產歸學宮所有，創立“學田制”，用於維繫學宮運營和資助貧困的老師及學生。朱熹很感動，再“為之記”表示讚賞，即後來收入《晦庵集》卷七十九的《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如同朱熹倡導“社倉法”，文廟設鄉賢祠與學田之舉，由於朱熹“記文”的傳播，後來被各地文廟所效法並成為制度。這些記文都照朱熹真跡刻成碑文，民國年間仍立於崇安文廟內。
朱子《崇安縣學田記》碑拓武夷山文廟建築龐大，並隨著朱熹後來地位的不斷提升而逐代升級。朱熹生前雖深受政治迫害，但很快得到平反，並於淳佑元年（1241）正月從祀孔廟。朱子聲望日隆，武夷山文廟得到了普通縣級文廟沒有的重視。進入元代，熊禾評道：“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知縣張茂績重修儒學。建禮殿，修講堂，構兩廡，設三門，先賢祠宇、諸生齋舍罔不具舉”。進入明代，朱元璋極推重程朱理學，稱頌朱熹“集群賢之大成，從祀天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明，如星鬥麗乎天”，朱熹《四書集注》及以朱熹著作為基礎的《性理大全書》成為科舉教材，文廟也進一步興盛。洪武四年（1371），“知縣徐德新重建。永樂十一年（1413）修葺。學門之內立先賢祠，祀忠顯、文靖、草堂、忠定、忠肅劉公，文定、靖肅、文忠、五峰胡公，徽國文公，西山蔡公，忠獻苑公，清獻趙公，都官傅公，承議劉公，翊善翁公。”此十六人或為崇安鄉賢，或為崇安名宦，許多是理學家。正統二年（1436），“邑人胡安國、蔡沈從祀孔廟。”蔡沈是朱子弟子，蔡西山元定的兒子，《四書五經》中《書經集注》的作者。嘉靖四年（1525），“知縣潘勖嘗立社學於四門，聚童子之秀者，擇師訓之。朔望令詣學宮，講詩學，習揖讓，一時人才蔚起。”即為滿足人口發展對教育的需求，縣府在各城門方位設立了四個學宮“分校”，很快就培養了很多人才。
恢復文廟的努力
從2005年開始，民盟武夷山委員會朱燕濤等人通過各種渠道向市委市政府呼籲恢復武夷山文廟，在停止破壞、保護遺蹟遺址、修葺個別建築等方面形成了多個提案或建議，後更倡議市政府、武裝部等機關部分退出原文廟地址，完整地恢復文廟四至，重建大成殿等。
2012年，香港浸會大學博士生衷鑫恣致信武夷山市長，呼籲恢復崇安文廟名義，重拾祀典，一來是為武夷山的世界文化遺產這塊牌子增光添彩，再來也表示武夷山人對大儒朱子過化的感戴之意。同年的“兩會”上，市政協委員針對文廟搶修，提出了系列建議。市文體局將兩份建議整合後以《呈閱件》形式向市委和政府報告。市主要領導立即作了批示，並責成分管領導組織了調研。
2013年，市主要領導邀請到4位國家級文保專家對武夷文廟遺存進行鑑定，得到他們對此文物的極高評價。2014年市政府斥資300多萬元，聘請了專業古建施工隊，對崇聖祠和明倫堂兩座古建築進行修舊如舊的整體翻修，2015年8月建築主體基本修復。
2016年2月22日，武夷山市中國小師生代表及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武夷文廟新近迎請到的孔子銅像前，舉行了解放後首度的中國小開學敬孔儀式。3月22日，全市市直機關科級以上幹部70多人濟濟一堂，在煥然一新的武夷文廟明倫堂，聽取了首場“武夷書院講壇·明倫堂分壇”的國學講座。明倫堂中絕響了近百年的明理弘道講論之聲，重新繞樑，絕學得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