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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和法國都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源地與故鄉，兩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也相互影響。例如，亞當·斯密於1764年到巴黎旅遊時，曾同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魁奈和杜爾哥有過親密往來。斯密雖然並不同意重農學派把農業勞動看作是唯一的生產勞動的觀點，但他受過重農學派的影響，並給重農學派的經濟學說很高的評價。他說：“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於真理。因此，凡願細心研討這個極重要科學的原理的人，都得對它十分留意。”①斯密對法國古典經濟學完成者西斯蒙第也發生過重大影響。後者的早期經濟研究基本上接受了斯密的學說，後來他的經濟學說雖然有很大變化，但仍然繼承了斯密的一些觀點。當然，由於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英法兩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不同，加上兩國古典經濟學家的個人情況的差別，使英法兩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不同特點。這種特點在兩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的著作中已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後來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更表現為尖銳的對立。馬克思曾指出：“對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兩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較研究，——暫且不談這一比較將異常清楚地說明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英法兩國的社會對立——將是對英法兩國政治經濟學之間的民族對立的起源的敘述。這種對立最後在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間又重新表現出來。”①收進本書的布阿吉爾貝爾的幾部主要著作都是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和十八世紀初年寫成的。當時在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已經在政治上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正處於全盛時代。而在法國，經過貴族和國王之間的幾番較量之後，才終於確立起封建專制政治。在路易十四執掌政權之後，也就是布阿吉爾貝爾生活年代，封建專制政治達到高峰。路易十四執政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初任馬札里尼（1643—1661年）為首相。馬札里尼全力加強王權，並在死後為路易十四留下了一群聽話的臣民、被馴服的貴族和被壓制的高等法院。他為國王培養了一批有經驗和慣於處理王朝行政的官僚。君主處於絕對權威地位，任何人對政府有所非議都會被投進皇家監獄無定期地監禁，受到嚴厲的懲罰。在路易十四的王朝宮廷中聚集著一大批貴族、貴族夫人和朝臣，他們過著窮侈極欲的生活，揮霍無度。路易十四的前半期統治主要依靠馬札里尼所培養出來的一些大巨，在軍事方面有勒泰利埃和他的兒子魯佛瓦，在外交方面有利奧內和邦本，在財政、海軍和經濟方面有科爾貝。科爾貝是最活躍和受寵的大臣。路易曾為他特別設定財政總監的新職務。他除本身職務之外，還兼任兩個大臣職務，實際上在馬札里尼之後，法國全部內政事務都集中於他一身。路易十四和他的許多大臣、官吏對於工商業都是外行或不感興趣。而科爾貝出身於商人家庭，他的父親是蘭斯的呢絨商，因此他對工商業特別感到興趣。科爾貝在主管法國財政經濟時期並沒有在經濟理論和政策上提出什麼新的見解，他不過厲行半個世紀以來法國已經出現和實行的重商主義政策。眾所周知，重商主義認為金銀貨幣就是財富，一國最重要的就是儘量積累金銀財富。在對外貿易中應想方設法打擊對手，賺取利潤，使別國的金銀源源流入本國。在科爾貝看來，金銀財富標誌著國家的富足和強大，但“我們不能增加白銀，除非同時把鄰國的白銀減去相等的數量。”從這一觀點出發，科爾貝提出和推行一系列重商主義政策，諸如提高外國工業品的進口稅，對外國船隻進入法國課以重稅，極力破壞外國商品的輸出和外國商人的貿易，尤其是荷蘭人的海上貿易，同時鼓勵本國工場手工業製造工業品。併力求提高工業品質量，以滿足法國近東各國的老主顧的需求。在科爾貝的積極倡議下，法國創辦了製造各種工業品的工場手工業，並著重創辦製造奢侈品的工業，以防止法國金銀外流。科爾貝在鼓勵發展工場手工業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創辦直接由國家經營的皇家製造業，給予一些工場手工業專利和特權，並給予工場手工業主各種獎勵。作為海軍負責人，他根據發展對外貿易和爭奪海外市場的需要極力擴充和發展海軍，例如建立和發展遠洋帆船艦隊，企圖重建地中海艦隊，強迫海邊漁民和所有水手在船上服役，等等。科爾貝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使法國工商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它給予了當時歐洲一般人極為深刻的印象，十七世紀下半葉英國的一些思想家就曾對科爾貝的政策和法國工商業的發展稱道不置。義大利經濟學家孟哥第（Mengotti）把科爾貝所推行的這種主張稱為科爾貝主義，後來人們也就把法國重商主義稱為科爾貝主義。十七世紀下半葉法國工商業的發展雖然應歸功於科爾貝，但科爾貝的重商主義政策也給法國財政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十七世紀下半期，法國資本主義雖有所發展，但它仍然是封建農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小農在全國總人口中居多數。法國廣大農民本來就遭受著封建的殘酷剝削，封建王朝和貴族的揮霍浪費和窮侈極欲的龐大開支，基本上都由農民擔負。而科爾貝在扶植工商業時不僅漠視農民利益，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不利於農業和農民利益的保護政策。例如，禁止穀物和原料的自由輸出，限制農產品價格等。發展航運享業、在海外設立公司以及擴充艦隊等又加重了農民的賦稅，加上路易十四繼承了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和馬札里尼的政策，即每個國家的利益在於擴充自己的領土，同時削弱敵對國家的力量，連續同歐洲的一些國家發生戰爭，使法國國力遭到很大的消耗。軍隊的士兵主要由農民充當和補充，龐大的軍費開支又不得不靠加緊對農民的搜刮和勒索來應付。從布阿吉爾貝爾著作中就可以看出當時法國是稅多如毛。在1683 年科爾貝死後，法國封建王朝衰落的各種徵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封建剝削、連續不斷的戰爭，重商主義政策帶來的嚴重後果，頻繁發生的災荒，使當時還是法國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日益調敝，土地荒蕪，人口減少，人民生活十分貧困。科爾貝政策旨在發展工商業，然而嚴格的政府管制卻使工場手工業不能根據生產需要進行工場改革，一切科學技術和分工的改革都受到壓抑。科爾貝雖然也發現了問題，力求提高工場手工業的經濟效果，曾花費很多經費派人了解各地技術改良情況，為工場手工業主提供信息，但終究沒有收到多大效果。農業破產和沉重的稅收使工商業也陷於蕭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十七世紀末法國各港口和大城市的代表組織的商務會議，把工商業的蕭條和破產完全歸罪於科爾貝所創立的保護政策。總之，當時法國財政經濟面臨崩潰的局面，全國呈現民窮財盡的一片淒涼景象。實行重商主義在法國帶來了與英國大相逕庭的後果。布阿吉爾貝爾就是在法國社會處於嚴重危機的時刻開始他的著述活動的。
布阿吉爾貝爾出生於法國盧昂，曾在他的家鄉擔任法官職務。但這位法官並不是同當時許多法官一樣充當封建王朝和貴族的幫凶。他在審理案件中，目睹耳聞法國人民生活窮困和深受奴役的悲慘處境。他對此不是採取明哲保身或熟視無睹的態度，而是挺身而出充當被壓迫窮人主要是法國農民利益的辯護人。如馬克思所指出：“布阿吉爾貝爾雖然身為路易十四的法官，卻既熱情又勇敢地替被壓迫階級聲辯。”①在他所寫的這幾本著作中，都無情地揭露和鞭苔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和重商主義政策的漠視農民利益，而對被壓迫被奴役的貧困農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果我們把布阿吉爾貝爾和威廉·配第的著作加以比較，不難看出兩者之間的重大差別。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為小生產者、即廣大農民的利益辯護，布阿吉爾貝爾就是農民利益的代言人，而英國農奴制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當時，尤其是在十五世紀，英國絕大多數人口是自由的自耕農。十六世紀的土地革命，對農民土地的剝奪，在使廣大農民破產的同時，使農場主迅速富裕起來。在十六世紀末，英國已產生了一個就當時情況來說已經很富有的“資本主義農場主”階級。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則轉化為低廉的僱傭勞動者。十六世紀末葉，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已經成為擁有大量財富而地位鞏固的階級，他們再也不需要強大王權的保護。從1640年開始到1688年結束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宣告了資產階級所有制對封建所有制的勝利。在威廉·配第的身上就充分表現出了資產階級的特性，他為人十分輕浮並掠奪成性，他的著作都是為英國統治階級策劃如何對內搜刮、對外掠奪和進行競爭，同布阿吉爾貝爾的著作形成明顯的對立。
任何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總是根據社會經濟和階級鬥爭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們總是試圖從一定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出發，回答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提出的問題。布阿吉爾貝爾的全部著作對當時法國經濟狀況作了具體闡述，不僅是對法國經濟衰落和人民生活困苦表示深切的關注和同情。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布阿吉爾貝爾的著作是記述法國路易十四時代農民普遍破產和貧困的經濟學①。而且他按照小農經濟發展的需要，強烈地要求封建王朝對過去的財政經濟政策，主要是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改弦更張，進行徹底的改革。他的著作的書名反映了當時法國所存在的經濟問題。例如，他在十八世紀初葉寫的《穀物論》論述了法國的經濟問題，特別是實行重商主義的禁止法國穀物和其他農產品輸出，導致法國穀物和農產品價格低廉，農業生產衰退。在這部著作中，布阿吉爾貝爾極力反對科爾貝為了保證工商業者獲得廉價的糧食和原料，降低工業品成本而採取導致穀物價格低賤的禁止糧食和農產品輸出政策，力主取消禁止穀物輸出法令。在《論財富、貨幣和賦稅的性質》一書中則尖銳批判了重商主義的財富觀，證明貨幣並不是真正的財富，並抨擊了當時的賦稅政策。《法國的辯護書》和《法國詳情》分析了法國如何由一個富足強大的國家走向衰落，尖銳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經濟和財政政策，並提出了改革的建議。
布阿吉爾貝爾的著作並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著作，他論述的都是當時法國經濟的具體問題。但在論述這些問題時，他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實際上奠定了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所以，馬克思稱他為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
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逐漸從重商主義過渡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這種逐漸過渡的痕跡。法國則不同，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在和重商主義尖銳對立中誕生的。布阿吉爾貝爾的全部著作都貫串一種精神，即堅決反對重商主義。他首先反對重商主義的財富觀。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就是金銀貨幣，國家的基本政策就是盡力積累貨幣財富。布阿吉爾貝爾同重商主義者相對立，認為凡是能滿足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就是財富。用他的話說：“財富包括人們的全部享受，不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夠滿足人們身體官能快樂的一切物品。”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爾貝爾實際上只看到財富的物質內容、使用價值、享受”。①布阿吉爾貝爾反覆證明貨幣並不是財富。他說：“硬幣本身並非財富，而且它的數量一般和一個國家的富裕無關”，“國民收入的增長與消費而不是與硬通貨數量的增加成正比例。”在布阿吉爾貝爾看來，貨幣只是在商品流通中充當流通手段，“錢幣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對生活有用的各種貨物才是目的和目標”。布阿吉爾貝爾從貨幣不過為便利商品交換而產生，其自然職能只是充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觀點出發，正確地指出市場上需要的貨幣數量決定於商品價格的總額。布阿吉爾貝爾還指出，金銀並不是唯一充當貨幣的材料，在歷史上有各種物品作過貨幣材料。在商品價格比較穩定的情況下，貨幣也可以不用金銀來充當，而用紙幣來代替。他認為，貨幣是充當流通手段的，不應加以貯藏，而應該不斷地投入流通發揮其作用。他意識到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有所不同。他說，貨幣“周轉多少次數，就更換了多少主人，這就是說它進行了多少次貿易和消費”。“錢幣是不會由於使用而消費掉的，它在運入銀子的國家產生著無限無垠、無窮無盡的妙用；可是那些作為交換而付給的食物，卻只能使用一次，使用之後，效用就消失了。”他斥責重商主義的金銀拜物教，得出結論說：“人們日夜當作偶像來膜拜的金錢，實際上本身完全沒有任何用處，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將金銀當做財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的源泉是一個嚴重錯誤的學說”。布阿吉爾貝爾的財富觀反映了法國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狀況，他基本上從小商品生產的角度來考察財富和貨幣問題，而威廉·配第則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觀察這些問題。雖然布阿吉爾貝爾如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一樣都不了解貨幣的本質與它的職能，只把貨幣看作流通手段，但他對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特點和作用卻有不少正確的理解。
布阿吉爾貝爾把財富看作只是具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他認1為，這些東西不過是土地的產物。“富裕通常不過是土地的產物。”換句話說，他把財富看作主要是由農產品構成的，農業生產是財富的真正源泉，“耕種者的繁榮昌盛是一切其它等級的財富的必要基礎。”在他看來，農業衰落，百行百業也就隨之衰落。他認為，法國經濟面臨危機就是由於谷價低賤，農民不僅不能補償生產成本，連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維持，同時也不能向地主交租，因而使社會各階層都得不到好處。他力主提高穀物價格，允許穀物自由輸出，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使農民增加收入，促進土壤改良，擴大耕地面積，提高農業的產量。重商主義者認為財富就是貨幣，財富的來源是商業即流通領域，特別是對外貿易。而布阿吉爾貝爾則證明社會財富主要是農業中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財富的來源是農業生產。他把自己的經濟研究和分析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馬克思指出：“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①布阿吉爾貝爾在法國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中最先開始這種轉向，所以，他的經濟理論標誌著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開始。他重視農業的思想為後來重農學派所繼承並進一步發揮，從而使他成為法國重農主義的先驅者。
布阿吉爾貝爾在論述法國經濟問題時多次提出自然規律的概念，反覆強調社會經濟活動及其發展具有自己的規律性，人們的經濟活動只能按自然規律進行。他指出：“整頓經濟秩序的權力只屬於大自然”，“只有大自然才能夠平衡，所以不要妨礙大自然行事”。他一再重申，如果人們違反自然規律行事，“大自然就會對違抗者施加懲罰，不稍稽延”。布阿吉爾貝爾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他認為，人們的經濟活動“只有大自然而絕不是政府能夠恰如其分地加以必要的整頓”。他要求法國封建政府放棄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停止對自然採取十分粗暴的行為”。在布阿吉爾貝爾看來，實行自由競爭就是按自然規律辦事。用他的話來說，“大自然是酷愛自由的”，“大自然總是走向自由和趨於完善的”。他認為，法國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而只有自由競爭才能恰如其分地使各行各業保持均衡，使社會所有成員都能得到利益；它是維持社會安定和公正的唯一方法和力量。但他的自由競爭思想也不是始終如一的。例如，他要求實行有利於法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穀物、高價政策，主張穀物自由輸出但禁止自由輸入，這顯然與自由競爭思想相矛盾。但布阿吉爾貝爾基本上是自由競爭的早期熱烈擁護者，他的自然規律和經濟自由思想都為後來魁奈所繼承而形成自然秩序學說，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奠立了理論基礎。
由於十七世紀下半期到十八世紀法國經濟發展的特殊狀況，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活動規律，探索挽救瀕臨破產的法國國民經濟的道路上。在一定意義上說，布阿吉爾貝爾的經濟理論和魁奈的《經濟表》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總量經濟學的先導。布阿吉爾貝爾並沒有對社會結構有明確的觀點，但他依據自己對財富本源的看法，把一國的收益分為兩類，即土地的產物和實業收益，而後者又劃分為以下四種，“第一種是土地的賜與；第二種是這些賜與所由產生的土地所有權，它把利得在地主與佃農間加以分配；第三種是由城市房屋的出租，抵押利息，文武官員和財務人員的官傣及貨幣和票據所構成；第四種則包括體力勞動和批發零售商業。”後三種是從土地產物中派生出來的，但它們反過來又推動它們所由產生的土地產物的產生。布阿吉爾貝爾認為，社會各種收益之間形成一種循環，“而這種循環是一刻也不能中斷的，因為不管從哪一方面發生些微的停頓，就馬上成為雙方的致命傷”。雖然布阿吉爾貝爾對收益的分類還很不清晰，但這個分類實際上是後來重農學派主要代表魁奈的社會階級結構理論的雛形。他關於社會收益之間形成循環的見解在魁奈的《經濟表》中得到了較為完善和明確的論述。
布阿吉爾貝爾在分析法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時還指出，法國國民收入銳減的原因在於消費不足。按照他的說法，“消費和收入只是一種同一樣的事物，破壞消費就是破壞收入”。“大量的消費會得到大量的收入”。他舉出一些饒有趣味的例子來說明消費和收入之間的關係。例如，如果一個短工在上工時先喝一品脫的酒，酒店在賣出酒後就會向農民或葡萄農買進葡萄，而葡萄園經營者也就能夠向地主繳地租；地主有了地租收入，就會為滿足自己的欲望而進行各種消費，從而給各行各業帶來收入。布阿吉爾貝爾實際上闡述了增加消費就會引起收入成倍增加的作用。
布阿吉爾貝爾同威廉·配第一樣是近代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中勞動價值論的最早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分析交換中價值的比例關係時，得出了勞動創造價值的結論。馬克思指出，布阿吉爾貝爾“用個人勞動時間在各個特殊產業部門間分配時所依據的正確比例來決定”真正價值’，並且把自由競爭說成是造成這種正確比例的社會過程。”①但布阿吉爾貝爾認為，貨幣使按照這種比例進行交換受到破壞，從而使整個社會商品價值比例失調。在他看來，貨幣本來只是流通手段，由於錯誤地把貨幣當作財富，使貨幣變成“商業交易的專橫暴君”，成為主宰人們幸福生活的神明，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和禍害。他強烈譴責貨幣破壞商品按比例進行交換。他承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必要性。他讚美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卻又攻擊創造交換價值的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對一種形式的資產階級勞動進行激烈的攻擊，對另一種形式的資產階級勞動卻空想地加以讚美。”①總之，他頌揚沒有貨幣的商品生產。布阿吉爾貝爾的這種錯誤觀點為後來小資產階級思想家蒲魯東等所繼承和發展。
布阿吉爾貝爾尖銳地揭露和批判了路易十四時代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賦稅制度。他熱烈希望改革稅制，取消在捐稅上的特權，實行公平徵稅，按照能力大小來負擔捐稅，富者多繳稅，貧者少繳，並清除那些不合理的捐稅和徵收辦法，使廣大人民能從捐稅的盤剝中解脫出來。布阿吉爾貝爾在自己的改革方案中，主張國家的財政措施都必須建立在正確認識農民和商人的利益的基礎上。事實上，他力圖使法國封建王朝的財政政策不損害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儘管他的改革方案沒有觸及封建制度的根本問題，它也不可能為法國封建王朝所採納。當布阿吉爾貝爾在1714年去世的時候，法國封建制度進一步走向沒落。
布阿吉爾貝爾同英國的威廉·配第一樣沒有創立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但他針對當時法國經濟狀況所提出的一些觀點，例如關於自然規律和自由競爭、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均衡、消費和收入的關係等問題的見解，勞動決定價值的觀點以及對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某些看法，都包含著一定的科學因素，為後來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