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張月超教授和他的《歐洲文學論集》一
《莎士比亞全集》第九卷中，有著名的《哈姆萊特》。其第四幕第四場有這樣幾句獨白：
一個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還算是個什麼東西？簡直不過是一頭畜牲！
張月超教授把他的那部全集第九卷的這一頁紙摺疊著。還在這幾行打上了鉤，並且加上著重號。在這一頁的頂端，張月超教授抄錄了莎士比亞原文：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莎士比亞的這幾句話深深地打動了張月超教授。或者說張月超是把這幾句話當作座右銘的。
二
做大學生對的時候，買過一本書，叫做《西歐經典作家與作品》，長江文藝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作者是張月超。大三進入語言專門化，跟方光燾教授學習語言學，對文學的興趣逐步減少了，而且以後也沒有再看到有關張月超的訊息。
文革之後的1979年，南京大學校長以最快的速度從武漢大學調來了兩位老先生，一位是程千凡，一位是張月超。一個是古典文學名家，一個是外國文學名家。兩個人都是右派。文革"結束後，張月超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有關部門卻讓他們“自願退休”,工資卻沒有恢復，每月給 49 元的工資。南京大學決定每月暫發給他和程千凡先生各 150 元。財務部門卻感到十分為難,不知道此項開支應放在哪些名目下，匡亞明校長說:“從哪裡開支我不管,但每月必須把這筆錢發下來。” 這在當時的高等學校是一件大事，引起很大的反響。
對兩位前輩學者，我很是敬佩。但是自己專業是語言學，所以沒有請教過學問。後來很遺憾。那個時候我只是請程先生賜予墨寶，他寫的是：“修辭立其誠”。我告訴過張先生，我大學生時候買過讀過他的《西歐經典作家與作品》。
我見到張先生的時候，他已經是飽經滄桑的老人了。程先生總是笑嘻嘻的，和顏悅色，平易近人。跟程先生可以很隨意地說幾句話。張先生總是那么嚴肅，不苟言笑，所以我不敢多言說。我似乎沒有可看到過張先生會心的微笑，更別提開懷大笑了。
三
張月超先生出生於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江蘇灌雲縣人。1979年時候是68歲，一位“奔七”的老人了。
張月超先生1968年4月17日寫的交代材料中說：
我的原籍是江蘇省灌雲縣，老家住灌雲板浦薛家巷。1911年出生。我出生數月後父親就死了，我十九歲時我母親也死了。在家鄉讀國小和初級師範，高中是在鄰縣的東海中學讀的。我是獨生子，父母都早亡，自母親死後就沒有再回過家鄉。……原名“景璐”，高中沒有畢業，借用別人的文憑（即高中畢業證書）考入南京偽中央大學外文系（1929年），改用現在的名字“張月超”。
交代中，在“中央大學”前面加上一個“偽”！是那個時代呀。
從中可以看到的是，張月超先生是困境之中成長起來的。至於借用別人的文憑，則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待的。
張先生不但年輕過，而且在困境中成長的張先生還有過輝煌的青年時代。早在1933年，22歲的時候張先生就出版了學術專著《歌德評傳》（神舟國光社）。
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那兩、三年里，中國學者發表了近百篇論文和譯文。張月超先生，1929年到1933年，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外語系。大學生的張月超先生把歌德同愛克曼的那些著名談話部分翻譯成中文，運用剛剛興起的比較文學方法，把歌德同美國作家愛默生進行了比較，居然寫出了一部學術專著：《歌德評傳》。當時張先生年才21歲，一個三年級的大學生，竟然就出版了這樣一部三百餘頁的學術著作。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宗白華先生為這樣一位學術新秀的出現而感到欣喜，他為自己學生的這一著作寫了序言，熱情地推介給學術界。
時代的車輪在賓士。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勝過一代。但是，今天的大學三年級學生能夠出版三百多頁的學術專著的，如果不是沒有的，也是少之又少的吧？
四
大學畢業之後，張月超先生在南京國立編譯館任編譯。1945年到1949年在重慶資源委員會任秘書科科長。後人國民政府行政院人簡任秘書。1949年四五月期間，擔任國共和談秘書。949年到1951年在香港國際文摘當翻譯。1952年到武漢大學外語系任教。
1958年，張月超先生被劃為右派兼歷史反革命。被趕出校門，發配到東西湖農場勞教。得了血吸蟲病。爾後被開除公職，在發落到黃石市鐵山鋼鐵廠打石場勞教。
1961年8月解除勞教，返校武漢大學，在外文系做資料員。恢復教學之後，改教語言。1966年撤銷教學權利，進入‘牛棚’。
1968年到武大沙洋幹校農場勞動，放牛養豬。
1973年7月30日摘帽。1975年12月辦理退休。戶口遷移到武漢，但學校不分配住房。
1979年調來南京大學中文系。張月超教授和比較文學專家、詩人趙瑞蕻教授共同開創了南京大學招收世界文學碩士點。 1997年升格為博士點,這是繼北京大學之後中國第二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點。培養了一批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專門人才。
五
年輕時代的張月超先生，一定開懷大笑過，而且絕不止於一次二次三四次。我見到的張月超，不再開懷大笑，因為他是曾經的右派。“地富反壞右”之中的“老五”。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也還是“摘帽右派”。帽子還在，不過是“拿在手裡”而已。
曾經的流行說法是“反右擴大化”，但是，貨真價實的右派有多少？任何擴大化都得有一個基數。如果根本沒有右派，那“擴大化”何從說起呢？“反右擴大化”一個短語而已，但是對於右派及其家屬，就不再是一個短語了。
這樣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不在大學教書，不去研究外國文學，不去搞翻譯，卻不得不去勞動改造！張月超還給母牛接生，在他當右派的日子裡。我的老朋友李名方宰過羊，在他當右派的時候。
張月超還是“歷史反革命”。“地富反壞右”之中的“老三”。也許是因為他1945年到1949年在重慶資源委員會任秘書科科長。後d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人簡任秘書。特別是他1949年四五月期間，擔任國共和談秘書呀。一個“歷史反革命”，一個有一技之長可資利用的“歷史反革命分子”，在經過三年的勞動改造之後，“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繼續教書的。
在“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月里，一個“反革命分子”當然是不算人的。那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六
時來運轉，匡亞明校長引進、請到南京大學。張月超先生在1979年10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寫六十八書懷一首：
一朝風雨百花殘，
十年冰霜大地寒，
白髮喜看春又來，
老紅新綠滿青山。
俗話說，好事成雙。爾後，又“落實政策”落實到到頭上來了——
因為張月超先生去香港給周恩來帶過信，這是革命任務，因此，從他接受周恩來總理的信件那天開始，就算張月超起義參加革命了。這樣一來，“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張月超就成為一個“對革命有功人員”了。
事情是這樣的：
1949年四五月期間，擔任國共和談秘書，——邵力子先生的隨員。張月超在1968年4月17日寫的交代材料中寫道：
“1949年國共和談，國民黨代表團首席代表是張治中，……秘書長是盧郁文，他曾任資源委員會參事，又曾任我的中學老師，他就約我擔任秘書……”
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孫孚凌國共和談：《見證與親歷：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動》中寫道：“從邵力子隨員張月超的談話中，我獲取了這樣一個信息：國民黨不想和平，停戰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將此信息轉告了鄭懷之，鄭向黨組織做了匯報。後來據鄭懷之說，此信息當夜便轉到了周恩來副主席那裡。”
國共和談破裂之後，國民黨代表團起義。張月超先生想去香港另謀發展，周恩來知道之後，鼓勵他去香港，還請他帶一封信轉交當時在香港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負責人。於是他就暫留香港，主編《國際文摘》月刊。並把全家從台灣接到香港。遵從中央有關領導指示，他動員錢昌照到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
於是，反革命分子的張月超頓時成為革命者了，老革命了。
此，南京部隊司令部專門授予張月超先生大紅證書。
張月超先生於是享受了離休人員的種種待遇。
張月超先生先生感慨地寫道：
朝為階下囚，
暮為座上客。
今昔對比如此強烈。我因此寫道年輕時候讀過英國詩人拜倫的詩歌，拜倫感嘆拿破崙昨天是那么樣的輝煌，歐洲（世界）第一人，今日裡卻被流放到一座小島上。張月超先是比拿破崙幸運多了。
1986年除夕寫的《西方文學批評簡史》譯後記中張先生寫道：“本書作者是美國一位資產階級學者，他的某些提法我們是不贊同的。”（259頁）張先生不敢忘記階級分析的原則。這一代歷過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鍛鍊的知識分子問題上都是十分謹慎的。記得方光燾教授每次提到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等的時候，總要說：“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雖然是唯心主義者，但是，他的這一觀點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方先生每時都不忘記跟唯心主義劃清界線。
七
張月超先生在1976年10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
偶作一小詩，姑錄存之
胼手胝足又六年，
學稼學圃傲英賢，
今是昨非改前好，
糊壁覆瓿有陳編。
“覆瓿”的典故出自於《漢書》：
鉅鹿侯芭從（揚）雄居，受其《太玄》焉。劉歆亦常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之學者也，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有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揚雄傳下》）
後人就用來形容文章著作沒有價值。李漁《曲話》中說：“著書唯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為？”文革前夕，著名大文人郭沫若公開聲言，他的著作應當一燒了之。比其“覆瓿”與“糊壁”來就更加爽快了。“學稼學圃”以至於“胼手胝足”已經六年的張月超，居然“傲英賢”，他的“英豪”指的誰個？陶淵明說，“覺今是而昨非”，關鍵至於：今天就是是，昨天真的“非”。這是非的標準是什麼？檢驗 真理的標準是實踐！
這首詩，未必可以列入《中國現代詩歌選》的，其藝術價值我無權多說。僅僅說其內容，它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時代，記錄了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內心的苦痛。
張月超先生1975年5月20日，在日記中寫道：
午飯後未睡，寫成小詩一首：
儒冠一生嗟自誤，
漢祖溺之真丈夫！
垂老漸知得表里，
日對群牛勝讀書。
“漢祖”即漢高祖劉邦。“儒冠”是文人（知識分子）的帽子。“溺”，小便也。司馬遷《史記. 高祖本記》中記載：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
酈食其跟劉邦見面的時候：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
中國古人說，“士可殺，不可辱！”，可有的士卻忍受了劉邦的溺冠之辱。1975年，知識分子是“臭老九”，“臭老九”依然是人民內部的成員，可張月超已經不是人了，“階級異己”分子、右派、歷史反革命！這種身份的張月超先生說：“漢祖溺之真丈夫！”多么沉痛呀。
張月超先生感嘆說：“儒冠一生嗟自誤”。這千真萬確地是那個歷史時期的歷史的真實寫照，這是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心聲，絕對不是某個文人的一時間之牢騷。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道路是“工農兵化”。那多次運動，無數事實，證明那個時期知識分子的政策的確是出了什麼問題了。
1989年4月10日，張月超教授追悼會上，宣讀的悼詞是：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我過著名的外國文學專家、中國民主同盟盟員 張月超 教授。
張月超 教授1911年5月生於江蘇省灌雲縣，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外文系，其後在國力編譯館、白沙大學、蘭田國立師範學院任職。1945年起，曾任南京政府資源委員會機要科長、行政院簡任秘書，1949年國共和談中，任國民黨代表團秘書，後隨團起義參加革命並完成組織交付的重要任務。建國以後先後在武漢大學外文系和中文系、南京大學中文系執教，1987年離休。張月超先生擔任的學術團體職務有：全國高等學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顧問、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顧問、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會顧問等。
張月超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剛正不阿，他始終關懷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他堅決站到人民一邊。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還被錯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十年浩劫中，他更是橫遭迫害、歷盡磨難，但他不改初衷，從未喪失做人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氣節。三中全會以後，當的知識分子政策得到落實，張月超先生充滿了振興中華的信心和希望，他煥發青春，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教學和科研的第一線，他還通過在港台和美國的親朋故舊，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導逝世前不久，他還關心著全國人大的召開和南大的建設。對於社會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他表現出極大的義憤和憂慮，並且身體力行加以抵制。他以清貧為榮，一身正氣。
張月超教授是外國文學老一輩的著名學者。他三十年代初問世的《哥德評傳》是一部開創性的專著；五十年代的《西歐經典作家與作品》曾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有著廣泛的影響；八十年代初他出版了《歐洲文學論集》，進入了更高的學術境界；其後他主編的《外國文學研究中的新發展》和他撰寫的多篇論文，對學科建設出現的新課題作了深入探索，為海外學者所矚目。他還同其他專家學者一起，倡導成立了全國高等學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推動了這一領域教學和科研的發展，得到國內同行的尊敬和愛戴。
張月超先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良師。他學貫中西，也總是把自己淵博的學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他治學嚴謹，一絲不苟，也總是要求學生厚積薄發，抵制學術界的某些浮華風氣；他諄諄善誘，不僅教書而且育人，在思想品德、作風各個方面關懷學生的成長；學生出國以後，他總是書信寄情，鼓勵他們早日學成歸來，報效祖國。
張月超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奮鬥的一生，他為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奉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是南京大學的重大損失。我們萬分悲痛地悼念張月超教授，我們要學習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教育事業的高貴品質，學習他在學術上孜孜不倦、鍥而不捨的精神，為繁榮我國的教育和科學文化事業不斷奮鬥！
張月超教授治喪委員會
高度評價了張月超先生的一生。
九
張月超教授是翻譯家。他翻譯的美國學者佛朗·霍爾的《西方文學批評簡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我翻閱過，沒有細讀。我感興趣的是他的《歐洲文學論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 這部著作是他的《西歐經典作家與作品》。書名從“西歐”改為“歐洲”，是因為增加了五名俄羅斯作家。作者在《編後瑣記》中解釋說：“而只是因為有以惡搞時期我曾經在某校承擔講授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他不願意提起該學校的名稱，是因為他無法忘懷在那所學校所遭受到的傷害與屈辱。
這部著作論述了：荷馬史詩、但丁、拉伯雷、莎士比亞、斯威夫特、菲爾丁、拜倫、歌德、普希金、果戈里、岡察洛夫、奧斯特洛夫斯基、薩爾蒂可夫—謝德林。最近，我重新閱讀這部著作，很是喜歡。覺得並未過時。
我喜歡這部著作，因為作者雖然是外國文學專家，但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深厚的功底。對中國作家與作品很是熟悉。作者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向中國讀者介紹歐洲文學。經常運用中國作家及其作品作為參考點，某種意思上說，雖然是一部歐洲文學的研究性著作，也是之外比較的文學史著作。例如在論述但丁的《神曲》的時候，作者寫道：
我們祖國的偉大詩人屈原，因為“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司馬遷《史記 屈原列傳》）這也可說是但丁流亡後而寫《神曲》的心情。但丁也正如屈原一樣，他在作品裡所抒寫的，並不是他個人的孤憤，而是廣大人民對黑暗統治的憤懣情緒。《離騷》中說：
長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艱！
詩人們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操使他們自己的作品和人民的思想緊密地聯繫起來。
在評價莎士比亞的《麥克白》的時候，寫道：
在我國文學中也不乏這類的例子，如《孔雀東南飛》里寫劉蘭芝，十七歲時和焦仲卿結婚（“十七為君婦”），兩三年後就被休回母家，她臨去的時候對小姑說：“新婦初來日，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一個才能扶床學步的兩三歲的小姑娘，不到兩三年怎么能長得和二十歲的嫂嫂一樣高呢？詩人這樣寫，無非在烘托先後情況的變化以及劉蘭芝被迫回家，依依不捨的心情。
在評論斯威福特的《格里佛遊記》的時候，作者寫道：
我國作家李汝珍在《鏡花緣》里描寫女兒國把男人當作女人，把女人當作男人，“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鏡花緣》32回），後來又寫林之祥被帶到宮裡當嬪妃，要他裹足，使得他骨斷血流，痛不欲生（33回），作者故意顛倒社會現實中的男女關係，以抗議現存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斯威福特寫《驊騮國》，以馬作人，以人作馬，以“驊騮”作為統治者，把“野胡”放在被統治者、被奴役者的地位上，用的也是一種和現實顛倒對照的寫法。
因此同外國人所著的文學史著作是全然不同不的。這是某些中國作者寫的外國文學史所缺乏的。
這部著作具有鮮明的那個時代的時代特色。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貫穿著階級分析的方法，強調了人民性，注重對資本主義的揭露與批判。經常引用的是馬恩列斯毛的話語，這是那個時代所必須的。是那個時代的寫作模式。
作者熟悉蘇聯和俄羅斯的文化，作者重視借鑑蘇聯和俄羅斯學者的觀點。書中大量引用高爾基、別車杜（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留禮洛夫等），這在現在的歐洲文學研究中是不多看見的了。但是在我們國一面倒的時代里，這是學術界裡流行的、最保險的做法。
這部著作是作者在多年的講稿的基礎上寫成的，簡明扼要，生動活潑。作者是大學問家，但是不搞繁瑣哲學，可讀性特強。
我奇怪的是為什麼沒有講列夫. 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
十
明年——2011年，是張月超教授誕生100周年。我希望能夠出版：
張月超文集
誰來編輯、出版？
這，當然是武漢大學！張月超教授在武漢大學工作了二十多年！是“武大人”——“武大學人”是武漢大學校史上的一個人物！是武漢大學學術傳統的一個部分。張月超教授的代表作《歐洲文學論集》（初版為《西歐經典作家與作品》）乃是他在武漢大學多年講課的結晶。他在《歐洲文學論集》的後記中說：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在世界文學園地里確是大放異彩，在它本身的歷史中也是及盛時代，然而它在這個集子裡所占較多篇幅，並非出於我的偏愛，更不意味著我對它有什麼高深的研究，而只是因為有一個時期曾經在某校承擔講授十九世紀俄國文學，邊學邊教邊寫，日積月累，竟積稿盈匧，由於工作比較忙，無暇修訂全搞，但又有一種敝帚自珍的心理，覺得棄之可惜，於是改好五篇，收入這個集子，作為學習記錄和小結。
這裡的“某校”當然指的是武漢大學。張月超教授不願意重提武漢大學，其心情是可以理解，他想忘記了段歲月。但是，歷史是不能忘記的。武漢大學也是不能忘記張月超教授的。
或者，南京大學來編輯、出版。張月超教授對南京大學的學科建設是大有貢獻的。同時也是對老校長匡亞明的一個懷念。
2010年11月14日南京秦淮河畔
作品目錄
荷馬史詩但丁
拉伯雷
莎士比亞
斯威福特
菲爾丁
拜倫
歌德
普希金
果戈里
岡察洛夫
奧斯特洛夫斯基
薩爾蒂柯夫—謝德林
編後瑣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