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資訊
生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個孩子，他是第二個。他母親讓他練習拉大提琴；他父親教他釣魚和射擊。童年似乎沒有創傷。中學是一九一七屆的，他是一個熱情的、好競爭的標準美國男孩；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游泳、足球、射擊，還偷偷地到當地體育館去學拳擊），參加辯論團，學校樂隊里拉大提琴，編輯學校報紙《吊架》，還給文學雜誌《書板》投稿，寫短篇小說（已經初具日後成熟的風格的苗頭），寫詩。他有時中途搭別人的車，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獵區打鷺鳥，事後躲藏起來，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評家認為，海明威離家出遊說明他童年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別外一些批評家看來，則象徵他早年反叛橡樹園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關係緊張。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聖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一個傑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一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於戶外活動的愛好。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裡，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一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傑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一起釣魚和打獵。他們關係密切，雖然他父親嚴於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一如既往。他珍愛巴赫和莫扎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從海明威在橡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一點能說明他日後不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們看一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於那一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鬥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出，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卡洛斯?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他左眼有毛病（當初訓練拳擊的時候意外傷到了左眼，視力下降，從那以後他左眼的視力再也沒有恢復過），不適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一。六個月之中，他採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裡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海明威在《星報》頭一次知道，文體像生活一樣必須經過訓練。《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一段要短。用生動活潑的語言。正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後半月開始這場探險。頭兩個月，他志願在義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後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義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義大利士兵分發朱古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他旁邊的一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個士兵受了重傷。他拖著傷兵到後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左膝蓋被機槍打碎，被迫手術換了一個白金膝蓋。他在米蘭的醫院裡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還有少數彈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個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裡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裡整夜睡不著覺。五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吉力馬札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侍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併發症的症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一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覆地、著了魔似地搜尋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和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然而，在局部範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一起來。而且，對於海明威觀察戰爭，對於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徵。他已經差不多準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勳章之後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有一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後通牒：要么找一個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一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並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同時他認識並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一位漂亮的紅髮女郎，比他大八歲。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裡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一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此後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導，包括希土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他偶爾寫一點輕鬆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鬥牛和德國戰後生活。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一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一個出版商發表他一篇東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一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像大陸上的人，一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一些：“這裡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從頭來起，寫得集中一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一次公開發表作品――一篇只有兩頁的諷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一首隻有四行的詩《最後》，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一家紐奧良的雜誌《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他約定叫哈德萊帶一隻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隻箱裡（少部分郵寄）。在巴黎的里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裡，未加提防，過了一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幾年以後，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灶，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採用。哈麗特?蒙羅在《詩歌》（一九二四年一月號）上發表他的一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一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共十八個短篇，原擬於次年一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於寫作。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聖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裡。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幹活養家。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游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里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司各特?菲茲傑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傑拉德印象很深，並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於他這兩本書的許可權。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里》是失敗的，下一本書，即諷刺模擬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然而，又是菲茲傑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菲茲傑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並沒有這種需要。”菲茲傑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一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淨化了的熱烈感情。菲茲傑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里》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菲茲傑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後，海明威證實了菲茲傑拉德的讚揚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作為一位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一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欲望，放縱和失望。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於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一個人與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後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緻，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後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於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民眾中的形象適應時代變化的要求。他個人在民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鬥的稱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滾。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在後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於此。因為，海明威仿佛要想彌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於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鬆弛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哈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並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她一共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訊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二十年以後，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一年有好的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里”，“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這些年裡，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製的“皮拉爾”號遊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像一個狂熱的童子軍。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誌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一部是《午後之死》（1932），稱頌鬥牛的儀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一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一部楷模作品，一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導。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一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吉力馬札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一個人不行……他好的乾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一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里並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員。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參加什麼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觀者。他借債為忠於共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衝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摻望農場”購買了一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裡，創作關於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后，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一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聖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後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導。海明威在這些報導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么戰爭不可避免。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雜誌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軍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一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準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一些潛水艇的方位並把它們炸沉，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鬥，沒有受傷，但在倫敦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入那一天，在諾曼第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鐘戰鬥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於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一軍第四步兵師一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和凸地戰役。他描述自己大膽勇敢未免誇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動確是更像戰士，不大像記者。他在巴黎郊外一個哨所負責巡邏與查問很有成效，為萊克勒克將軍部隊的前進收集情報。德軍反攻期間，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帶冒著很大的生命危險用短武器參加激烈的戰鬥。軍人對他的印象比新聞界同業對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氣也許是因為他態度傲慢，也許是因為他過分渲染他個人如何率領一支游擊隊組成的小部隊解放旅遊者俱樂部，解放里茲飯店。一群記者控告海明威違反日內瓦會議關於戰地記者不得參與戰鬥的規定。海明威出庭，經過短短的審問免於判罪，後來還得了銅質星章。戰爭結束時，海明威四十六歲，他給自己畫的飽經戰患而又不屈不撓的老兵形象已經不是鉛筆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陰沉的全身像了。還有什麼呢？海明威通過言論與行動說明自己在生活與藝術方面都要來一個新的開端。他在戰爭的年代裡，只發表了為《下午報》寫的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導，還有為《柯里厄》撰寫的、從歐洲戰區拍回的電訊。現在他籠統聲稱正在寫一部作品，一部關於“陸地、海洋和天空”的長篇小說。海明威仿佛要加強他的新生感覺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瑪瑟?蓋爾荷恩離婚，並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摻望農場”，隨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妻子瑪麗?威爾什，又是一位記者，明尼蘇達州人。
一九四O年以後海明威一次發表了長篇小說《過河入林》（1950），並不是讀者所期望的重頭作品。一年前他險些死於丹毒。實際起因是塵土進了眼睛，揉後眼睛發炎，可是海明威誇大這件小事，說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鴨子時子彈的一點軟塞進了眼睛。他住院時決定寫這部規模較小的作品。客觀情況改變不了批評界的意見，這部作品受到難聽的攻擊。較溫和的批評家說它“情緒厭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潛力；絕大多數批評家粗暴地攻擊它是顧影自憐的自我仿作。在理察?康特威爾上校身上，海明威自傳性質的形象很突出，嘮叨他無法規避的主題――死亡、孤獨、愛情和勇敢――這是他四十年代經驗的具體化。此後，他不斷深入到過去經驗里去，仿佛懷舊能補償藝術上的無能。他從藝術家權充探險家又一次變為追求藝術的冒險家，這個循環過程也就接近結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獵和捕魚的冒險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與瑪麗去非洲作狩獵旅行。他已是滿身傷痕，這一次又遇到飛機連續出事，險些喪命。第一次失事，瑪麗斷了兩根脅骨，海明威肝部與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傷；第二天，飛機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幾次腦震盪，這是最嚴重的一次（機艙著火，門被夾住，海明威用頭把門撞開），外加內傷。雖然他開始倒運，不過還算幸運，在奈洛比醫院養傷時居然能讀到關於自己的訃告（海明威是唯一一個在有生之年見到自己訃告的著名作家）。他寫了一篇長篇報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經歷，但發表在《展望》雜誌上的只是連續性的兩段二流水平的新聞報導。
捕魚的收穫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爺》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一個古巴漁夫的通訊，現在根據這個素材寫了《老人與海》（1952），補回他在文學上的損失。同時，他得到普立徹獎金，一九五四年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可能也是《老人與海》幫的忙。這時，他更加使勁地排除通往過去的頑固的障礙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時候他曾將描寫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寫進另一部《午後之死》里去。成果又是兩段連續性的報導，叫做《危險的夏天》，發表在《生活》雜誌上（原稿其餘部分從未發表過），也寫得蒼白無力，讀來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學藝的巴黎。海明威還沒有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就在當年寫下的一大箱札記中搜尋，他用回力球的術語對他妻子說，他打算“反拍寫傳記，回憶的傳記。”海明威夫婦回到古巴後，對菲德爾?卡德特羅獲得勝利後的形勢把握不住，就離開“摻望農場”，遷居到愛達荷州克特欽的大型別墅，海明威在那裡加工修改札記。他去世後，瑪麗?海明威在他房間裡的一隻藍箱子裡發現這份打字稿。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里說：“他一定認為這本書已經完稿，只待編輯加工。”一九六四年，此書出版，題為《流動宴會》。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寫作的熱情一定使他極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為衰弱，高大的身軀萎縮下來了，面容憔悴，忍著痛苦。他住在梅約療養院時，診斷結果不妙：高血壓，可能還有糖尿病（此病曾經折磨過他父親），而且鐵質代謝紊亂，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幾乎說不清楚話，焦慮，抑鬱症很嚴重――賽摩?貝茨基與萊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訪過他，想請他到蒙大拿大學去做演講，事後寫道他像個“沒有主意的小學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進行了二十五次電療來減輕抑憂症。他在梅約療養院住了一個月，剛剛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銀子鑲嵌的獵槍的槍口放在嘴角，兩個扳機一齊扣動。
在《海流中的島嶼》里，海明威的受了傷、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說：“別操心、老兄……你一輩子走的就是這條路。”當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藝術方面的探險滿是死亡的誘惑。但應當記住，海明威對於生活也同樣執著。他在《流動宴會》結束部分寫到巴黎時打過一個比方，這個比方既適用於他自己，也適用於他書中人物的生活：“巴黎總是值得一去，你帶去什麼東西，總會有報償。”
海明威寫作趣聞
七支鉛筆海明威每天早晨6點半，便聚精會神地站著寫作，一直寫到中午12點半，通常一次寫作不超過6小時，偶爾延長兩小時。他喜歡用鉛筆寫作，便於修改。有人說他寫作時一天用了20支鉛筆。他說沒這么多，寫得最順手時一天只用了7支鉛筆。海明威在埋頭創作的同時，每年都要讀點莎士比亞的劇作，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此外還精心研究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西班牙油畫家戈雅、法國現代派畫家謝贊勒的作品。他說，他向畫家學到的東西跟向文學家學到的東西一樣多。他特別注意學習音樂作品基調的和諧和鏇律的配合。難怪他的小說情景交融，濃淡適宜，語言簡潔清新、獨創一格。
改到出版前最後一分鐘
海明威寫作態度極其嚴肅，十分重視作品的修改。他每天開始寫作時，先把前一天寫的讀一遍，寫到哪裡就改到哪裡。全書寫完後又從頭到尾改一遍；草稿請人家打字謄清後又改一遍；最後清樣出來再改一遍。他認為這樣三次大修改是寫好一本書的必要條件。他的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初稿寫了6個月，修改又花了5個月，清樣出來後還在改，最後一頁一共改了39次才滿意。《喪鐘為誰而鳴》的創作花了17個月，脫稿後天天都在修改，清樣出來後，他連續修改了96個小時，沒有離開房間。他主張“去掉廢話”，把一切華而不實的詞句刪去。最終取得了成功。
－－－－－－－－－－－－－－－－－－－－－－－－－－－－－－－－－－－－－－
英文介紹
IntroductionErnest Hemingway is a giant of modern literature. Among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writers, his work is most often compared to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William Faulkner and F. Scott Fitzgerald. Combined with his outstanding short stories, Hemingway’s four major novels―The Sun Also Rises (1926), A Farewell to Arms (1929),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comprise a contribution to modern fiction that is far more substantial than Fitzgerald’s and that approximates Faulkner’s.
Faulkner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few years before Hemingway received this recognition, but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fiction are so dissimilar that this belated receipt says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Hemingway’s stature relative to that of Faulkner. When set alongside Faulkner’s Mississippi novels, Hemingway’s major works feature simpler structures and narrative voices/personae.
As or more important, Hemingway’s style, with its consistent use of short, concrete, direct prose and of scenes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dialogue, gives hi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 distinctive accessibility that is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with the author. Owing to the direct character of both his style and his life-styl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cast Hemingway as a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writer whose work reflects the bold, forthright and rugged individualism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n action.
His own background as a wounded veteran of World War I, as an engaged combatant in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Nazism, and as a “he-man” with a passion for outdoor adventures and other manly pursuits reinforce this association.
But this identification of Hemingway as a uniquely American genius is problematic. Although three of his major novels are told by and/or through American men, Hemingway’s protagonists are expatriates, and his fictional settings are in France, Italy, Spain, and later Cuba, rather than America itself.
While Hemingway’s early career benefited from his connections with Fitzgerald and (more so) with American novelist Sherwood Anderson, his aesthetic is actually closer to that shared by the transplanted American poets that he met in Paris during the 1920s; T. S. Eliot, Ezra Pound, and, most crucially, Gertrude Stein. In this context, we must realize that Hemingway’s approach to the craft of fiction is direct but never blunt or just plain simple.
Hemingway’s text is the result of a painstaking selection process, each word performing an assigned function in the narrative. These choices of language, in turn, occur through the mind and experience of his novels’ central characters whether they serve explicitly as narrators of their experience or as focal characters from whose perspectives the story unfolds. The main working corollary of Hemingway’s “iceberg principle” is that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text is not limited to moving the plot forward: there is always a web of association and inference, a submerged reason behind the inclusion (or even the omission) of every detail.
We note, too, that although Hemingway’s novels usually follow a straightforward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as in the three days of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Hemingway does make use of summary accounts of the past, of memories related externally as stories, and of flashbacks. These devices lend further depth to his characters and create narrative structures that are not completely straightforward chronicles.
Hemingway is direct. But he is also quite subtle, and subtlety is not a trait that we ascribe to the American way. In the end, Hemingway is an international artist, a man who never relinquished his American identity but who entered new territories too broad and too deep to fit within the domain of any national culture.
作品
作者作品:・《非洲的青山》
・《太陽照常升起》
・《戰地鐘聲》
・《永別了，武器》
・《第五縱隊・西班牙大地》
・《曙光示真》
・《不固定的聖節》
・《過河入林》
・《喪鐘為誰而鳴》
・《危險的夏天》
・《老人與海》
・《伊甸園》
・《死在午後》
・《島在灣流中》
・《有錢人和沒錢》
・《吉力馬札羅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說精選集》
他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
――海明威自殺探秘
作為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海明威那一槍，不僅打飛了自己大半個天靈蓋，而且把整個美國，甚至全世界都給打懵了。人們馬上意識到，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驟然間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海明威一死，他們自己的一生也就黯然失色。人們痛不欲生，仿佛海明威“把我們的生命也給毀了。如今我也是個死人了”。（奧多內斯）
胡安・貝爾蒙德，這位西班牙最傑出的鬥牛士，在聽到“歐內斯特剛剛自殺了”這個“晴天霹靂”時，只是慢慢但很清晰地吐出了三個字“幹得好！”之後，他也用同樣的方式了結了自己的一生。
海明威太偉大了，偉大得如同一棵參天大樹。如今，樹倒了，人們該到哪裡去乘涼呢？而那些被這棵大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總算找到了可以教訓海明威這頭老獅子的機會：“誰會幹出這種髒兮兮的事？怎么能留下亂七八糟的一堆髒東西，讓人家來清掃？”阿諾得・金利奇的幸災樂禍之情溢於言表。
至於美國公眾的心情，大詩人弗羅斯特在海明威自殺的次日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他堅韌，不吝惜人生；他堅韌，不吝惜自己。……值得我們慶幸的是，他給了自己足夠的時間顯示了他的偉大。他的風格主宰了我們講述長長短短的故事的方法。我依然記得我想對碰上的每一個人大聲朗誦《殺人者》的那股痴迷勁。他是我將永遠懷念的朋友。舉國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
（《紐約時報》）
在這個總統死了都不會舉國哀痛的國家，海明威何以能令全國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憑他獨特的作品，就憑他那硬漢精神！海明威本人及其筆下的人物影響了整整一代甚至幾代美國人，人們爭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國精神的化身。人們在為這種精神哭泣。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身穿睡褲，浴衣，進入地下室。他拿出了槍和一盒子彈，然後，到了門廳。他把兩發子彈裝進了那枝獵槍，慢慢張開嘴巴，把槍頭塞進去，輕輕扣動了扳機……
人們弄不明白，海明威曾經詛咒過自殺的父親是懦夫，如今，當自己什麼都有了，名譽、地位、金錢、朋友、女人，甚至諾貝爾文學獎，幹嘛還要步父親的後塵呢？
海明威血液里燃燒著從父親那兒繼承來的自殺欲望，他的一生正是與這種自殺衝動做鬥爭的一生。30年代，他在一篇小傳里提到：自殺，就像運動一樣，是對緊張而艱苦的寫作生活的一種逃避。《非洲的青山》極力讚美獵槍帶來的快感，到了《有的和沒有的》裡頭，海明威將這種能夠帶來感官享受的工具不僅僅瞄準了動物，而且也對準了自己。他覺得這玩意兒能夠一了百了地解決所有心理、道德、醫學以及經濟難題，是“那種建造精美，能夠治療失眠，消除悔恨，醫治癌症，避免破產，且只需指尖輕輕一按就能從無法忍受的境地炸出一條出路的工具。”
時下人人都能接受的兩個自殺原因是，海明威不堪忍受肉體上精神上的痛苦和創作力的衰竭。的確，海明威長期忽視甚至糟蹋自己的健康致使他肉體上精神上都受到了嚴重的損傷。他受盡了消瘦症、皮膚病、酒精中毒、視力衰退、糖尿病、血色沉著病、肝炎、腎炎、高血壓、精神疾病等等的折磨。他還贊同尼采的觀點：“適時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巔者最光榮。”是的，他近期自傳性作品《流動的聖餐》的創作陷入了困境，電療致使記憶衰竭。他一生奉行的至理名言就是：人可以被毀滅，但絕不能被打敗。也許，是他擔心自己被打敗，而毀滅了自己。
“當他不再是他認為的海明威那條漢子時，他就想死。”他自己在死前一個月不也說了嗎：“一個人關心的是什麼？身體健康。好好工作。與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我啥都沾不上了。”言下之意，除了自殺的自由，他就一無所剩了。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最終接受了這個自由，20世紀最後一個英雄就這么倒在了自己的槍下，獵人的最後一個獵物竟是他自己。海明威這頭老獅子！
海明威最傑出的作品
1926年《太陽照樣升起來》1929年《永別了；武器》
1940年《喪鐘為誰而鳴》
1952年《老人與海》
獎項與榮譽
在海明威生前，他曾獲得以下獎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獲得銀制勇敢勳章（medaglia d'argento）
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非官方的軍事通訊記者而在1947年獲得銅星勳章（Bronze Star Medal）
1953年憑《老人與海》獲得普立茲獎
1953年憑《老人與海》及一生的文學成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的名言
他最著名的話：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人能夠被毀滅,但是不能夠被打敗。
生活與鬥牛差不多。不是你戰勝牛,就是牛挑死你。
我多希望在我只愛她一個人時就死去。
所有的罪惡都始於清白。
沒有失敗,只有戰死。
勝利者一無所獲。
對一個作家最好的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
二十世紀的喪鐘為人類而鳴!
如果你有幸在年輕時居住過Paris，那Paris將會跟著你一輩子。
只向老人低頭。
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孤島，一個人必須是這世界上最堅固的島嶼,然後才能成為大陸的一部分。
上帝創造人,不是為了失敗。
最後我覺得他自題的墓志銘也能表現出他的思想和語言特色：恕我不起來啦！
海明威名言:“人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一個人可以被毀滅掉,但不能被打敗”。這體現了海明威主人公對待人類社會的基本態度,因此,這些人所表現出來的“硬漢性格”顯得深沉、有力、真實。
只要不計較得失，人生便沒有什麼不能克服的!――海明威詳細
[人生・命運|得失成敗]
偏執是件古怪的東西。偏執的人必然絕對相信自己是正確的，而克制自己，保持正確思想，正是最能助長這種自以為正確和正直的看法。
每一個人都需要有人和他開誠布公地談心。一個人儘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孤獨。
自己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倘若想征服全世界，就得先征服自己。
恕我不能站起來。――海明威（墓碑上刻的）
海明威死亡之謎
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1961），是蜚聲世界文壇的美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稱。他的作品以歌頌普通人的真誠和勇敢為主題。海明威本人是一個喜歡飲酒，狩獵，捕魚，拳擊和滑雪的硬漢。一九五四年，海明威以他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為什麼這樣一位令人羨慕的作家竟在獲獎六年之後，卻用獵槍結束了自己62歲的生命。而其《老人與海》中的主人公原型富恩特斯，一個清貧的漁民，卻能享年104歲。為什麼一個擁有了一切的人選擇了死亡，而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卻選擇了活著？
加繆說過，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
海明威信奉基督教，而自殺在基督教中是極大的罪孽。他也不是天生的憂鬱者，並在經歷過1925年那次感情風波之後（當時海明威掙扎在哈德莉和波林二個女人之間，情感的自責與欲望的誘惑幾乎使他陷入絕境），他認為自殺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那么，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海明威最後還是選擇了自殺呢？
無獨有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三年之後（1972年），也步海明威之後塵，突然採取含煤氣管自殺的形式離開了人世，而未留下隻字遺書。但他在1962年曾經說過：“自殺而無遺書，是最好不過的了。無言的死，就是無限的活。”
好一個“無言的死，就是無限的活”！
參照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的表白：“榮譽和地位是個障礙。過分的懷才不遇，會使藝術家意志薄弱，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連才能也發揮不了。反過來，聲譽又能成為影響發揮才能的根源……如果一輩子保持‘名譽市民’資格的話，那么心情就更沉重了。我希望從所有名譽中擺脫出來，讓我自由。”不由令人頓有所悟，看來對於名人的心理狀態似有探索之必要。
或許我們可以由此窺探出海明威自殺動機的端倪？
名譽地位財富愛情，對人類來說，歷來就是莫大的誘惑。誘惑之所以是誘惑，就是因為它總是順著人的天然本性與弱點。實際上，很多人清白地過了一生，倒不是由於他們的意志多么堅強，品德如何高尚，而是因為他們沒有犯錯誤的因緣，或者說沒有人肯誘惑他們。因此有人說，一切天才常常是不道德的，而傻子的道德感卻總是特彆強。
身為天才的海明威，自然會受到許多誘惑。他既食人間煙火，也就無法免俗。然而，對於取得了名譽地位的海明威來說，接踵而來的除了榮耀之外，也有了作為名人的許多煩惱。而且，正如人們所說的，“樓有多高，陰影就有多長”。
因為，人們在對名人喝彩吹捧的同時，往往又保持著潛在的監視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聲越大，監視的目光就越峻厲。在這種情況下，名人們承受著名譽所帶來的沉重心理壓力，總是感到進退維谷。其中少數人出名後變得張狂，而大多數人則變得謹小慎微、寡言少語。這兩種狀態都很難使名人們在事業上再有重大貢獻，而沒有貢獻，又何以還算是名人？正如貝多芬所說：“獲得名聲的藝術家常受名聲之苦，使得他們的處女作往往是最高峰。”
一切受惠都是有代價的。
高處不勝寒。成功是喜悅的，但也給成功者帶來了空前的寂寞感。
泰戈爾說：“我攀登上高峰，發現在名譽的荒蕪不毛的高處，簡直找不到一個遮身之地。”接受高度就要準備接受難堪，因為身處高地就沒有了遮掩，就得生活在眾目睽睽之中。事實上，如果你實在消受不了名譽的重壓，倒還不如悄然從山巒爬下，安頓於人間萬象的濃蔭里。何必人人都去參加登山運動呢？但是，又有幾個名人能看破紅塵、從山上走得下來呢？
在獲得殊榮的背後，隱藏著難言的苦衷。
促成自殺的心情，可視之為對自己的重視。當一個人的現實生活和其希望嚴重牴觸相悖時，當他對自己的現狀極度不滿意時，就會想到自殺。當年海明威在獲獎演說中曾這樣敘述自己的心情：“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須面對永恆，否則每天都會走下坡路。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每寫完一本書只是標誌著他要寫出更高水平的書的開始。”
然而，自殺前夕的海明威卻“幾乎完全停止寫作了，偶爾給朋友寫幾封回信。二月份，瑪麗要他寫幾句話附在送給甘迺迪總統的書上面。她買回一些紙，裁成所需要的寬度和長度。隨後他開始在客廳里的長桌上寫。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間只停下來吃中餐。桌上放著二十幾張寫過的紙。顯然，全部不合格。這時房子裡氣氛十分緊張。瑪麗耐著性子等著，後來索性到外面去散步。可是當她散步回來，他還在那裡不停地寫。他所喜歡接觸的人不多。其中一個是賽維爾醫生。賽維爾醫生每天都到他家給他量血壓。他這樣來來往往，仿佛歐內斯特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裡。他們兩人總是肩並肩地坐在客廳的北端窗子下的長椅上。歐內斯特總是坐在老地方，上臂箍著那灰白色的量血壓器，一邊辛酸地說，他再也不能寫作了――不可能有新的作品了。說到這裡，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淌流在雙頰上。”（貝克著《海明威傳》）
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寫作就是他的生命。
作家史鐵生有一句名言：“人為什麼要寫作？最簡要的回答就是：為了不至於自殺。”我以為，此話不僅是飽受高位截癱和尿毒症雙重折磨的史鐵生對自己命運的態度，也恰恰是對海明威自殺原由的詮釋。即：史鐵生為了寫作而選擇活著，而海明威因為不能寫作而選擇死亡。
人無權決定自己的生，但可以選擇死。
當對生活的失望超過了對死亡的恐懼時，人就會決心了其終生。
一貫信奉“活著，則應勇敢地活下去”的海明威，當他無法繼續被視為生命一樣的寫作時，當他無法找到在這種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時，這位硬漢就毅然決然地自殺了。應該說，無法進行創作的絕望，是促成海明威自殺的根本原因。僅僅肉體上的病痛決不足以擊倒這位硬漢。
海明威去世前一天，在給他的漁民老友富恩特斯的信中說：人生最大的滿足不是對自己地位、收入、愛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滿足，而是對自己的滿足。
對自己的不滿足和無法滿足，最終導致了海明威的飲彈自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