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又稱楹聯、對偶、門對、春貼、春聯、對子、桃符等，一種對偶文學，起源於桃符。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言簡意深，對仗工整，平仄協調，字數相同，結構相同，是中文語言的獨特的藝術形式。
對聯相傳起於五代後蜀主孟昶，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春節時掛的對聯叫春聯，辦喪事的對聯叫做輓聯。對聯是利用漢字特徵撰寫的一種民族文體，一般不需要押韻（律詩中的對偶句才需要押韻）。對聯大致可分詩對聯，以及散文對聯。
春聯
隨著唐朝詩歌興起，散文對聯被排斥在外。散文對聯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過分強調詞性相當，又不失對仗。
春聯源遠流長，相傳起於五代後蜀主孟昶。他在寢室門板桃符上的題詞：“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謂文“題桃符”（見《蜀檮杌》），這要算中國最早的對聯，也是第一副春聯。[1-2]2起源歷史探源
楹聯者，對仗之文學也。這種語言文字的平行對稱，與哲學中所謂“太極生兩儀”。即把世界萬事萬物分為相互對稱的陰陽兩半，在思維本質上極為相通。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楹聯的哲學淵源及深層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陰陽二元觀念。陰陽二元論，是古代中國人世界觀的基礎。以陰陽二元觀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國人思維方法。這種陰陽二元的思想觀念淵源甚遠，《易經》中的卦象符號，即由陰陽兩爻組成，《易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則認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合而變化起。”（《荀子·禮論》）《黃老帛書》則稱：“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陰有陽。”這種陰陽觀念，不僅是一種抽象概念，而且廣泛地浸潤到古代中國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萬事萬物的認識和解釋中。
《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儀有所措。”《易傳》中，分別以各種具體事物象徵陰陽二爻。陰代表坤、地、女、婦、子、臣、腹、下、北、風、水、澤、花、黑白、柔順等；與此相對應，陽則代表乾、天、男、夫、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黃、剛健等。這種無所不在的陰陽觀念，深入到了漢民族的潛意識之中，從而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而陰陽觀念表現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徵之一，就是對以“兩”、“對”的形式特徵出現的事物的執著和迷戀。對聯格式嚴格，分大小詞類相對。傳統對聯的形式相通、內容相連、聲調協調、對仗嚴謹。
一副標準的楹聯，它最本質的特徵是“對仗”。當它用口頭表達時，是語言對仗，當它寫出來時，是文字對仗。語言對仗的含義是什麼呢？通常我們提到要求字數相等、詞性相對、平仄相拗、句法相同這四項，四項中最關鍵的是字數相等和平仄相拗，這裡的字數相等，不同於英語的“單詞數”相等，其實質上是“音節”相等。即一個音節對應一個音節。在英語中，單詞“car”與“jeep”在數量上是相等的，但音節不相等。而漢語“卡車”與“吉普”，數量相等又音節相等。漢語之所以能實現“音節”相等，是因為漢語是以單音節為基本單位的語言。音節、語素、文字三位一體。漢語每個音節獨立性強，都有確定的長度和音調，音調古有平、上、去、入四聲，今有陽平、陰平、上聲、去聲四聲，皆分平仄兩大類。平對仄即謂相拗。這樣，漢語的語素與語素之間（即字與字之間）就能建立起字數相等、平仄相諧的對仗關係。而英語中，即使事物的名稱、概念能夠相對，單詞的數量和詞性能夠相對，兩個句子的句式能夠相對，但其音節長短不一，獨立性弱，可自由拼讀，又無聲調，故無法相對。楹聯大多數是寫成文字，並且很多時候還要書寫、懸掛或鐫刻在其它建築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聯對仗的第二層即是所謂文字相對。文字相對意味著楹聯不僅是語言藝術，又是裝飾藝術。作為裝飾藝術的一副楹聯，要求整齊對稱，給人一種和諧對稱之美。漢字又恰好具備實現整齊對稱的條件，它是以個體方塊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齊齊，在書寫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間位置。它具有可讀性，又具可視性。其方塊構形，既有美學的原則，又包含著力學的要求。它無論是橫寫與豎排，都能顯得疏密有致，整齊美觀。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個單詞長短不一，只表音，不表義，更無可視性，只能橫排，不能豎排，無法從形體上實現真正的對稱。下面試舉兩個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對偶句進行比較，以進一步說明為何只有漢語才有真正的對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則不能。
例：
中文：蓮子心中苦
梨兒腹內酸
英文：Lotusseedheartbitter.
Pearintra-abdominalacid.
對聯源於中國文字語音的對稱性，出現應該在周朝以前，造紙術和書法的發展，使對聯成為獨立文體。[3]對聯形式短小，文辭精煉，既是一種生動的藝術表現形式，又是一種優秀的文化遺產。對聯是在古代的“桃符”和“對句”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國最早的對聯出現在一千多年前。具史料記載，後蜀廣正二十七年（公元九***年）的春節前夕，後蜀主孟昶因平日善習聯語，故趁新年來到之際，忽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群臣在“桃符板”上題寫對句，以試才華。群臣們各自寫好一幅，耐心等待審查。孟昶一一看過，均不滿意。於是他就親自提筆，在“桃符板”上寫了“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這就是我國用文字記載下來的一幅最早的春聯。對聯的格式精巧玲瓏的對聯，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習慣，而且在民眾廣泛運用的基礎上還有一種統一點要求，固定的格式。從文學角度來看，它是我國民間文化遺產中講究較多、要求較嚴的一種特殊文體。從格式上看，它緊密結合現實生活中間有兩個門框和一個門楣道特點相應地由三部分組成：上聯：第一句，也叫出句；下聯：第二句，也稱對句；橫額：也叫橫批或橫披。上、下聯是對聯的主體，有和壁之妙，缺一不可。另外，對聯主實際運用中，上、下聯文字不管多長，一般都沒有標點，這也是格式上的一種特殊講究。但也有例外。
3發展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楹聯，系從古代詩文辭賦中的對偶句逐漸演化、發展而來。這個發展過程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4]對偶階段
時間跨度為先秦、兩漢、三國、兩晉至南北朝。在中國古詩文中，很早就出現了一些比較整齊的對偶句。流傳至今的幾篇上古歌謠已見其濫觴。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類。至先秦兩漢，對偶句更是屢見不鮮。《易經》卦爻辭中已有一些對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視，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明夷》卦“上六”）《易傳》中對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見，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繫辭下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乾·文言傳）
成書於春秋時期的《詩經》，其對偶句式已十分豐富。劉麟生在《中國駢文史》中說：“古今作對之法，《詩經》中殆無不畢具”。他例舉了正名對、同類對、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雙韻對等各種對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鄭風·子衿》）、“山有扶蘇，隰有荷花。”（《鄭風·山有扶蘇》）《道德經》其中對偶句亦多。劉麟生曾說：“《道德經》仲裁對之法已經變化多端，有連環對者，有參差對者，有分字作對者。有復其字作對者。有反正作對者。”（《中國駢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八十一章)、“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再看諸子散文中的對偶句。如：“滿招損，謙受益。”（《尚書·武成》）、“乘肥馬，衣輕裘。”《論語·雍也》）、“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等等。辭賦興起於漢代，是一種講究文采和韻律的新興文學樣式。對偶
這種具有整齊美、對比美、音樂美的修辭手法，開始普遍而自覺地運用於賦的創作中。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有：“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4]駢偶階段
駢體文起源於東漢的辭賦，興於魏晉，盛於南北朝。駢體文從其名稱即可知，它是崇尚對偶，多由對偶句組成的文體。這種對偶句連續運用，又稱排偶或駢偶。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評價駢體文是“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閣序》一段為例：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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