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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我們在過去一個很長時期是講方針、政策多，直接按方針、政策辦事多，講法制、法律少，講嚴格依法辦事少，即嚴格注意和強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少。這在推翻反動政權的革命時期是只能這樣做的，但是我們在建成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基本上肅清了反革命，基本上完成了消滅封建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生產關係的任務以後，仍然沒有及時地同時強調加強法制，抓緊法制建設，強調嚴格依法辦事，堅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一大失誤”。痛定思痛之後，我們用了近30年的時間，國家基本實現了從“法律荒蕪”到“法制建設”，再到把實現“法治國家”作為目標的歷史跨越。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還須走很長的路程。時下，儘管還有人懷疑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定盤星”作用，儘管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衡量是非曲直的客觀標準，正由“人說了算”向由“法說了算”嬗變；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民本憲政精神，已成為國家改革、發展的立足點，也成為一切司法工作的著力點。法制不是萬能的，但缺少了法治是萬萬不能的。當然，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們基本因循“邊做邊立”、“邊立邊改”的前進路徑。因為，幾乎沒有現成的路可走。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而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改革成了時代的主流；但如何改，則成了我們必須面對並加以解決的焦點。為此，黨的“十六大”明確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要著重加強制度建設，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和重大措施的確定，應當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符合國體和政體，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司法制度的運作規律。
正基於此，本卷以檢察體制改革為主線，輯錄了23篇相關文章，從不同側面和視角探討了當代中國檢察制度的內在邏輯性。同時，從民眾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強烈的問題入手，針對檢察制度的現存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學術觀點和具體措施。其中，既包括“執法觀念轉變”和“領導體制反思”，也包括“檢察院組織活動原則”的界定和“國際條約措施”的可鑑性；既包括“檢察權的合理定位”和“獨立行使檢察權”的探討，也包括“檢察官制度”和“偵查機制”的完善。一言以蔽之，所輯文章有益於讀者開闊視野，有益於檢察理論研究和工作機制創新，也有益於司法改革的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