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錫強[重慶市兒科學學術與技術帶頭人]

楊錫強[重慶市兒科學學術與技術帶頭人]

楊錫強,男,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市兒科學學術與技術帶頭人。國務院津貼獲得者。現任中華兒科雜誌總編輯,中華兒科學會免疫學組顧問,國家疾控中心疫苗接種不良反應鑑定委員會專家組成員,國家食品及藥品監督管理局新藥評審專家,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專家。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楊錫強[重慶市兒科學學術與技術帶頭人] 楊錫強[重慶市兒科學學術與技術帶頭人]

主編和參編論著16部,主要有:《兒童免疫學》(2001),《實用兒科診斷治療學》(2002), 《5年制小兒內科學3版》(1995),《諸福棠實用兒科學6版》(2003),《臨床免疫學》(2002)。《5年制兒科學6版》主編。發表論文500篇,pubmed 摘錄54篇,SCI 42篇。
曾赴美、加、德、意、荷、匈、澳、日、墨、韓、斯里蘭卡、希臘、南非、東南亞國家及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參加國際會議和講學。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項(1989,1994,1997,2000,2003, 2004,2007), 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項(1990,1996,2001,2002,2002,2002,2007),省部級基金以及衛生部成都、長春、蘭州生物製品所、上海萊士生物製品公司合作項目累計600萬元以上。
培養碩士研究生30名,博士研究生32名和博士後人員2名。 獲省部級1等獎2次(1997,2008),2等獎6次(1990,1994,1999,2002,2003,2008)3等獎6次(1990,1998,1998,1998,2000,2004)。獲省級優秀衛生工作者(1995),衛生部優秀工作者(1999),衛生部優秀回國人員(1991),科教文衛體總工會全國師德優秀個人(2004),重慶市優秀專業技術人才(2006),重慶市良師獎(2007),亞洲太平洋地區傑作兒科醫生(2009)。
擅長診斷治療兒童免疫缺陷病,包括兒童風濕性疾病(過敏性紫癜、川崎病、系統性紅斑狼瘡、幼年性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肌炎、動脈炎),哮喘、過敏症等,對兒童難治性腎病、慢性腎炎、腎功能不全及泌尿系統感染、血尿、蛋白尿等診斷和治療有獨到的見解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人物報導

“當代青年需要眼光”

當問到求學經歷時,楊教授微微一笑:“當初我選擇學醫還是挺戲劇化的。”楊教授是1956年從重慶三中畢業的理科生,一開始並沒有打算學醫,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醫學。而鑒於當時情形,最終又選擇了重醫,成為剛剛由上海醫科大學分出的重慶醫科大學的第一期學生。在校期間,由於各種政治勢力的影響,學生們的學業不能按照正常的規律進行,常常是一邊下鄉勞動,一邊學習。當時楊教授就認為這種狀況在中國是不可能長期下去的,於是在別人到處奔走,忽於學習之時,他只靜靜地拿起課本繼續課程的學習。許多年之後歷史證明了楊教授的英明,只有掌握了知識的人才能給國家的發展帶來更大的貢獻。

另一件事也充分證明了楊教授的眼光長遠。由於當時中國要依靠俄國的支持,所以學校里的外語課開設的都是俄語。但是楊教授注意到很多醫學文獻、醫學發展的前沿都是英文編著的,就偷偷地學習英文。“為了學英文,我還被批評了呢!”原來,當時沒有隨身聽之類的東西,為了學習英語,楊教授從外文書店買來英文唱片,常常在夜深人靜之時把唱片機音量調到最低偷偷地聽,但不幸還是被當時的積極分子發現了,告到了黨委,說他收聽敵台,偷聽資本主義的廣播。“幸虧當時我總是很老實,不參加任何幫派,領導也很喜歡我,只給了我一定的口頭教育。”這件事並沒有影響楊教授學習英語的積極性,他只是更隱蔽更勤奮地學習。當數年以後那片籠罩全中國的政治風雲煙消雲散時,楊老師當時的明智就又充分地體現出來,像他這種懂英文又懂專業的人才正是國家建設所急需的。

所以,楊教授說:“現在的年輕人要有眼光,要看到什麼是真正有用的,要積極地為將來做準備,不能只跟著別人走。”

“臨床、科研本為一體”

1961年,楊教授從重慶醫科大學畢業,由於成績優異,被當時的老院長留在兒童醫院傳染科工作。開始是從事臨床方面的工作,後來又進行實驗室研究。當問到他是如何平衡兩方面的工作時,楊教授說:“其實這並不需要怎么平衡,這二者本來就是一體的。在臨床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就可以作為我們的科研課題。”例如,他們在臨床實踐中發現腎病綜合徵合併有低IgG血症,就把它作為一個課題,研究它的機理。臨床是科研的基礎,做科研就是要解決臨床中的問題;科研的結果也是要套用到臨床中去才能體現出科研的價值。楊教授還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楊教授做腎臟科主任期間,遇到過一個腎衰病人,伴有高血壓,出血,心衰的症狀,體檢發現肝臟腫大,需要進行透析。於是他們採用提高透析液糖濃度的方法,使透析液很快流出來。這樣一來,病人的那些症狀消失了,但病人也昏迷了。經過研究,他們發現,高危病人本來就有血糖增高的現象,如果再增加血糖濃度,勢必造成腦脊液血糖濃度升高,發生高滲性腦病,這就是造成病人昏迷的原因。於是,一篇名為《危重狀態的糖代謝》的獲獎論文就由此而誕生了。說到這裡,楊教授很詼諧地攤開雙手:“我就是這樣‘平衡’臨床與科研的。”

“打好堅實基礎”

在1985年到1987年間,楊教授在美國進修。在談及美國的醫學教育與我們國內有那些不同時,楊教授感觸頗深。“美國的醫學生是經過很嚴格的篩選的,你必須有本科學歷才能報考醫學專業,所以醫生的學歷至少都是碩士。在英文裡醫生就是‘doctor’,就是‘博士’!”美國的醫學生入學的第一年就要接觸病人,從而使他們對醫學產生的濃厚興趣,既而在學習病理,解剖等基礎課程時,才能與實踐相結合。這與我們的醫學教學就很不一樣。我們一進校就開始學習理論基礎知識,有些同學會認為枯燥乏味,沒有學習興趣,更談不上與實踐相結合。基礎不牢固,在以後的臨床工作中就會出現許多問題,到時候不得不將基礎知識重新拾起。

美國醫學生的學習是分組進行的,小組內的各個成員積極討論,獨立思考,又互相交流,是一個主動學習的過程,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我們的學生主動性太差,學習就是坐在課堂里,聽老師講,抄筆記,課後背書,積極性很低。這就會影響學習的效率。”所以,楊教授希望醫學生在學醫的起步階段就培養學習的興趣,打好基礎,這樣才能在以後的工作中得心應手。“現在的學生‘騙’老師容易,只要考試前背背書就能考個八九不離十。可是將來,我們要面對的是病人,如果再去‘騙病人’,那就不行了,不僅容易造成醫療事故,更重要的是可能給病人帶來巨大的痛苦和負擔。所以一定要打好基礎!”

在反覆強調基礎知識重要性的同時,楊教授也並沒有忽略臨床技能的培養。“我在做住院醫生的頭三年,就是背了一本兒科手冊,從病例聯繫基礎,慢慢地豐富自己。”楊教授提到,臨床訓練的頭三年是很重要的,你至少要接觸200個病人,仔細研究他們的病歷,培養臨床思維,鍛鍊動手能力。臨床工作是一種“瑣碎”的學習,而“系統”的學習就要在假期進行。

醫學是一門特殊的學科,既要有專業知識,操作能力,又具有其社會性。從醫學生入學的第一天起,就要意識到醫學院校與其他院校的不同,就要明確自己的職責所在。我們學習,是為了從事臨床工作;我們從事臨床工作,就是為了治病救人,就是為了為病人服務。這就是我們的職責!楊教授說:“所以做醫生不是學雷鋒做好事,對病人盡心盡責是每一個醫生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醫生就要作到不論階級差別,貧富貴賤都要平等對待,一視同仁。”病人是帶著身心的痛苦來到醫院,向醫生尋求幫助的,我們要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解決他們的痛苦,要秉著認真負責的態度,時時刻刻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的病人因為疼痛或心理問題不能很好地配合醫生,這時就更能體現一個醫生的綜合素質。楊教授提到,在美國醫學生必修的一門課程就是醫學倫理學,他們要學習怎樣與病人進行溝通,怎樣全面的醫治病人,怎樣最大可能的解決病人的問題,這些就是很人性化的東西了。而我們國內這方面的教育還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醫學教育中人文的分量太輕了。這樣我們有些醫生就不能端正對待病人的態度,喜歡把自己凌駕於病人之上,避重就輕,看人拿藥。這不僅有損醫生的形象,而且造成了醫患關係的緊張,最重要的是,病人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對醫生不信任。這樣惡性循環下去,勢必會影響我國的醫療衛生水平。所以,“我們的醫學生在校園裡,就要接受醫生責任的教育,走出校園後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醫生!”

“I’m a easy man !”

楊教授不僅是位優秀的醫生,他還是位優秀的領導。在1988年到1999年間,楊教授擔任兒童醫院院長。楊教授說,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當過幹部。“我當院長時並不是什麼事都自己拿主意,而是廣納意見。誰能夠提意見,就是有能力;誰的意見好,就採用誰的。所以,我當院長還是挺輕鬆的,因為是大家在幫我。”

當被問到有什麼人生格言時,楊教授很隨意地聳聳肩,笑了一笑:“我沒有什麼格言,我不是一個很深刻的人,I’m a easy man !我只是覺得有兩點是科學工作者或者說是醫師要具備的:其一,不能隨意相信事物,要有批判的態度。這是一切新發現新成果的源泉;其二,在人際交往中剛好要與上一條相反,要充分的信任別人。只有相信別人,別人才會相信你,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才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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