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慈與女兒冰心和兒子謝為楫由於歷史原因，海軍中福州人最多，甲午海戰中，海軍官兵陣亡訊息不斷傳回福州，福州城中充滿悲切、悽慘的景象，哭聲盈巷，許多家庭傳來親人遇難的噩耗。楊福慈悄悄準備一盒鴉片膏，準備一旦接到丈夫陣亡訊息就服毒自殺。謝葆璋之姐焦急得忙到神佛前求籤，祈求神靈保佑弟弟平安。她求到一紙好籤，簽云：“筵已散，堂中寂寞恐難堪，若要重歡，除是一輪月上。”果然，一個明月當空之夜，歷經磨難的謝葆璋奇蹟般出現在家人面前。
她一生沒有多餘財產，卻能急人之急，周老濟貧。她在家是嬌生慣養的獨女，而嫁後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卻能敬上憐下，獲得各人敬愛。她喜歡整齊精美，精美中卻不顯驕奢。對家人的衣著喜歡素淡質樸，卻不顯寒酸。對子女婢仆，從沒有疾言厲色，一家人都敬重她的言辭。葆璋稱她是：“清風入座，明月當頭”。楊福慈不但是冰心的母親，也是她的知友，有許多不能同父親說的話，敢與母親說；不能對朋友提的事，敢與母親提。她熱烈的愛著家，整天除治家之外，不是看書，就是做活；並鼓勵女兒運動遊戲，從不偷閒片刻。
謝葆璋是大家庭中的第三個兒子，兄弟姐妹多，大多不成材，他們子女的教養就壓在謝葆璋的肩頭，楊福慈卻充分幫他的忙，謝葆璋付與一份財力，楊福慈卻貼上全副精神，家裡總有七八個孩子同住，放假的時候，孩子就更多，都由楊福慈支持應付。
楊福慈也關心政治。清朝末年，楊福慈幾個弟弟都是同盟會會員，平常傳遞訊息，收發信件都由她出名經手。婉瑩8歲時的一個大雪夜，她幫母親把十幾本《天討》一卷一卷裝在肉鬆筒里，用紅紙條封好洞口，寄給各地，使同盟會員大為振奮。
辛亥革命時，謝葆璋辭職返鄉，途經上海，他們住在上海租界的旅館，楊福慈每天看完報就給婉瑩講報上的事，並將僅有的一點首飾換成洋錢，捐款勞軍。
“五四”運動以後，楊福慈對新文化運動有新的認識。她看書看報，從小說、評詞、到雜誌、報紙，新的舊的、創作的、譯述的、她都愛看，還能說出“普羅文學”之類的新名詞。她不反對自由戀愛，卻注重愛情的專一，對兒女們的擇偶總是說：“只要你們喜愛的，媽媽也就喜愛”。
民國初期，袁世凱當總統時，謝葆璋同班同學黎元洪任副總統，住在東廠胡同，葆璋卻沒有去拜訪過。當袁世凱稱帝，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卻將其軟禁在中南海瀛台，這時謝葆璋常到瀛台陪他下棋談話，楊福慈總是提醒丈夫：“該去看看黎先生了。”她聽謝葆璋說瀛台比家裡還冷，便提醒他別忘了多穿點衣服。 楊福慈從不拆兒女們的信件，也從不盤問兒女和同學之間的往來，也不積攢稀奇珍貴的東西。她得到的禮物，隨時收下，隨時送給別人。
她常教導兒女“勤能補拙，儉以養廉”的道理，自己更是十分勤儉。兒女們的布衣都是她親手縫製的，年輕時連一家大小過年時穿的綢衣都是自己做。謝鑾恩十分喜歡她的針線，特別送她一副刀尺，是別個兒媳所沒有的。她衣衫做得快，一天能給3個在中學讀書、都是一米六七的兒子做出一件長衫，全憑手工。
楊慈福把最無私的母愛獻給女兒，在一般父母都做不到的背景下，她支持女兒選擇好學校，讀完中學和大學，又支持女兒到萬里之外的異國留學。
民國19年1月7日，楊福慈在上海病逝，葬於萬國公墓。為表達對母親的愛心，冰心剪下一縷頭髮，同時把母親生前一直珍重地收存起來的她兒時的胎髮以及大學畢業時得到的“裴托裴”名譽學位的金鑰匙，連同父親、弟弟、弟媳以及侄女小菊的頭髮都裝在一個小白信封里，放在棺內母親遺體的旁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