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針對此問題，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察 律令》按：“此法太重，
恐失其實。”否定此法的存在，而且“棄灰之法”在戰國時期有兩種不同的傳說，且所處之刑罰輕重相差甚遠。
那么“棄灰之法”是否存在？我從以下方面可以論證“棄灰之法”是存在的。
（一） 孔子的看法的角度看
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斗，斗必三族
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雖刑之用也。且父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
離無惡，此治之道也。”孔子很認為這一種處罰方法，從他們的討論中，我們可以證明棄灰之法的存在，而且
其處罰是嚴酷的。
（二）從記敘中刑罰輕重進行討論
第一段記載是“刑棄灰於街者。”第二段記載是：“斷其手。”從“刑”字入手，刑的古字是“ ”在金文
總出現過，又見於西周晚期的散盤銘文，戰國時期的子禾子釜銘文中也有。《說文解字》曰： ，罰罪也，從刀，
從井。”本義即征伐，殺戮。此義源於古代“兵刑不分”的觀念。後來引申為殘害肢體的肉刑。如果從“刑”
字的這一含義出發，那就於“斷其手”意思很相似，那么所處之刑罰就有一致的地方，那么我們就不能因為在
記載中刑罰程度不相同而否定它存在的可能性。
（三）從商朝的立法思想的角度來分析
（1）君權神授，替天行命
商王將對上天的崇拜和對祖先的崇拜緊密結合，並宣稱他是承天繼祖替天行命的天子。早在商湯討伐夏桀
時，商湯就宣布自己是奉天命而行。其後，此種思想成為他們維護君權加強統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2）天討有罪，恭行天罰
“天討”“天罰”的神權思想在商代發展到高峰。商統治者以迷信鬼神而著稱。《禮記 表記》說：“殷人
尊神，率民以事神。”商朝統治集團認為；上天洞察人們的一切罪惡，並對有罪者予與懲亦，其對罪人的懲辦
交給受命於天的商王執行；商王對罪人的懲辦是恭行天罰。商朝統治集團將商王制定的刑法和命令都納入“天
討有罪”的範疇，藉以說明其立法有據，並將其對敵對勢力的討伐和對臣民的懲罰均稱為“恭行天罰”，藉以
說明其師出有名和壓迫有理。於是，在當時社會思想還淹沒在一片早期宗教混沌中時，統治者就可以在”神旨
意“的假面具下堂而皇之地制定實施嚴刑酷法，對“棄灰者”處以重刑，雖是過分，但在“神旨意”的默許下
它就是正確的，所有的人都要無條件地接受它，儘管你不認同，你也要無奈地接受。不過這種情況幾乎很少會
有，因為當時的神權說為全國上下所接受，而且被人所崇拜。於是，在這種神權色彩十分濃重的情況下，出自
神旨意的“棄灰者，斷其手”的法制就有了它可以生存和發展下去的空間，這樣，又一次證明此條令存在的可
能性是極強的。
（四）再從商法律的組成因素來看，此法令也是存在的
隨著奴隸制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機器的不斷強化，商朝的法律制度逐步得到充實。而商法律是由習慣成自然
法“禮”和“刑”及王的命令所構成的。在奴隸主貴族專制主義政體下，商王的命令如誓、誥、訓等也是商朝
法的主要淵源。這是由商王居於高位，擁有最高專制權力決定。商王是最高立法者，其命令也是最高的法律效
力。在《竹書紀年》還記載了“令”的出現，甲骨卜辭中也有“王命”，“王令”的記錄。這就更進一步地證
明了商王的命令是商朝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導商朝國家法律的重要依據，那么，商朝的法律於最高統治
的意識有一定的關係，那么刑法就具有“臨事制刑”的特點，這樣，在法律中所含有的個人主觀意志的成分就
特別多。於是，出現“棄灰者，斷其手”的法律條文就不足為怪了。
（五）最後，我們從商的統治方式來看，當時，雖然說從奴隸社會開始已經進入文明時代，但是整個社會意識
於人的思想仍然處在半文明半野蠻的狀態下，商朝統治集團為了鞏固其統治，鎮壓階級暴動，就會想方設法地
制定一些嚴刑酷法來鎮壓人民的反抗，控制人民的行為，把他們的活動限制在有限的空間裡，不要讓他們的行
為活動越出限定的範疇，於是只有通過強制，嚴酷的手段來實現。
如《尚書 盤庚中》記載：“乃有不吉不迪，我乃 殄滅之。”“、、、顛越不恭，、、、我乃 殄滅之”
“、、、贊遇奸宄 ，我乃 殄滅之。”
《商書》“刑百，罪莫重於不孝”。還有五刑等，都是一些嚴酷的法律；所以“棄灰之道，斷其手”躋身
於酷發中完全可以的。
由此可見，重罰“棄灰之道者”在當時具有其實際性和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