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梅光迪梅光迪（1890年01月02日——1945年12月27日），字迪生、覲莊，安徽宣城（今南陵縣奚灘鎮西梅村）人。1911年赴美留學，先在美國西北大學，後到哈佛大學專攻文學。1920年回國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國立東南大學（49年改為南京大學 ）洋文系主任。創辦《學衡》雜誌。1924年去美國講學。1927年回國後任中央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後又去美國哈佛大學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1939年文理學院分開，任文學院院長。1945年在貴陽去世。
生平
梅光迪（西元一八九○~一九四五年），字迪生，一字覲莊，1890年農曆一月初二誕生於今蕪湖南陵縣奚灘鄉西梅村（原屬宣城縣）一個清末秀才家裡。梅氏在宣城是望族，宋代文學家梅聖俞，清初數學家梅文鼎等都是梅先生的遠祖，學術相傳，是梅氏的家風。先生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歲應童子試，十八歲肄業安徽高等學堂，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學，民國二年夏，自威大轉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學 。四年夏，轉往 哈佛大學 深造，專攻文學。時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新 人文主義 倡於哈佛，於東方學說，獨近孔子。先生受業門下，最有深契。
1909年，梅光迪、胡適二人經過胡適族人胡紹庭介紹認識。在留學期間，一直有書信往來。雙方對於復興古學、孔教、文學革命都有相當的探討。(見《梅光笛致胡適信》等)。
先生於民國九年夏自美歸國，應劉伯明邀，到南京高等師範任教。國立東南大學成立後被任為西洋文學系主任。翌年一月與劉伯明等創辦《學衡》雜誌，以“闡揚舊學、灌輸新知”為職志。撰文介紹歐西古代重要學術文藝，以及近世學者論學之作，期國人於西方文化有更真切深透之了解，而融新變故，能尋得更適當的途徑。
民國十三年到美國哈佛大學任教，十六年歸國，任中央大學代理文學院院長。未幾，再往哈佛大學擔任漢文副教授，與於二十五年夏自美回國，應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聘，任文理學院副院長兼外國文學系主任。二十七年當選為國民參政員。二十八年浙大文理學院分為文學院與理學院，被任為文學院院長。先生注重通才教育。提倡人文修養，使學生能閎中肆外，篤實而有光輝。
民國三十三年冬，始患心臟病 ，病發則氣逆嘔吐。次年春赴重慶休養，稍見康復，六月返遵義。九月病復劇，鏇赴貴陽就醫，卒以沈疴不治，於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病歿，享年五十有六。安葬於貴陽聖公會墓地。現具體地址為：貴陽市黔靈公園關刀岩。
先生學問淵博，為我國對中西文化思想很有研究的一位學者，但不輕意動筆，不急求出版，所以一生著作不多。其中文著述大多收入《梅光迪文錄》，英文著作收入家信集，以為附錄；另有《文學演講集》（海豚出版社，2011）。梅夫人李今英女士，治英國文學。
歷史貢獻
當前學界提到學衡派，更多的是吳宓。對於學衡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梅光迪，即使專門研究者，也知之不多。其實，梅光迪是學衡派真正的創始人。梅光迪最早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也最早對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提出了異議。為了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他在中國留美學生中“‘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契約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在他的鼓動下，吳宓投入白璧德門下。
但跟民國同時代學人相比，梅光迪“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很少。同時散見於各報章雜誌，搜求不易，遂使其人其文長期湮滅不聞。雖然也有人整理出版《梅光迪文錄》，但收錄的文章十分有限。當筆者讀完由梅鐵山、梅傑二位梅氏後人為其家族先賢梅光迪編成的《梅光迪文存》時，感到由衷的寬慰和欣喜。毫無疑問，這是目前為止，收錄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細讀之後，發現當中有不少罕見的而有極高價值的文獻，為梅光迪研究、學衡派研究，以及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增加了很有份量的新材料。
首先，《梅光迪文存》的面世，能夠進一步促進對於梅光迪的文化思想、文學思想、教育思想和生平事跡的研究。關於梅光迪思想的研究，當前研究主要依據的是梅光迪發表於《學衡》雜誌的幾篇文章，這幾篇文章均為文化批評，雖也涉及文學方面，但著墨不多。其實，梅光迪一生所學所教，均為文學。但他這方面的文字發表極少，以致世人了解無多，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而本書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遺憾。正如本書執行主編梅傑在《編後記》中所言，2008年，新疆傅宏星先生搜得“一厚冊梅光迪先生的油印講義，由三篇講義組成”，慨然相贈於中華梅氏文化研究會，本書遂有緣收錄。文學是梅光迪終身孜孜不倦所學、所教、所研之志業，這幾冊講義之面世，能夠使得我們對於他的文學思想有著更為深入的了解。
此外，從《梅光迪文存》中，處處可見梅光迪對大學教育，尤其是大學文科教育的思考。比如在悼念劉伯明的文章《九年後之回憶》中講道：“吾國大學，貌為取法美國分科之制，如文理法醫農工商是。實則美國大學，多文理同科，而為學校全部之中心。歷史悠久學術發揚之校，如哈佛耶魯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學程，全校學生，無論後習何科，皆須先受文理科之訓練。一面注重人文及純粹科學，所謂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蓋與法醫農工商各科，在造成專門職業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區別也。在歐洲則農工商諸科多歸專門學校，而不直隸於大學本部，以其太近於實用也。吾國取法外製，然往往將其根本意義失去。”梅光迪這段話，到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其次，本書展現了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生活中的種種景象。學衡派本身就是一個學人團體。關於學衡派的發起、成長、終結以及學衡派諸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吳宓日記》及《吳宓自編年譜》等材料來了解和研究。而這本文存，則可以進一步豐富我們對學衡派研究的資料。關於梅光迪和學衡派的關係，各種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梅光迪是學衡派最早的發起人。但是從1923年初起，也就是《學衡》雜誌創刊一年多，梅光迪就再也沒有給《學衡》寫過文章。這主要是由於梅光迪和吳宓在理念上的分歧造成的。梅光迪也曾對他人表示：《學衡》雜誌辦得不好，與他本人再無關係。對此，《吳宓日記》與《吳宓自編年譜》當中多有抱怨。似至這一時期，梅光迪與學衡派已經不再有任何關係。對於這一樁公案的來龍去脈，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在閱讀《梅光迪文存》之後，就會發現梅光迪與學衡派之間，無論從思想上、情感上還是個人交誼上，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繫。1932年，在學衡派最為重要的組織者劉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際，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達了其與劉伯明之間，其實也是同學衡同仁之間深沉的感情。而《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約寫於1930年）一文，則高度評價了吳宓的工作：“《學衡》，一本創辦於1922年的中文月刊。其主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先生。他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最熱忱而忠誠的捍衛者。”1940年，梅光迪路過昆明時，還專程拜訪了吳宓和另外兩個學衡派的重要成員湯用彤、陳寅恪。可見，他們的私人情誼從來沒有破裂過。梅光迪與其他學衡派成員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郭斌龢是梅光迪在中央大學與浙江大學的同事，從梅光迪的日記和書信來看，他們之間不僅是同事，更是日常生活當中極為密切的朋友。1938年，梅光迪和學衡派的老朋友柳詒徵來浙江大學任教。梅對柳的評價極高，認為柳詒徵與馬一浮“他們兩個的組合或可周知有關中學和中國文化的知識，目前在中國還沒有第三個人可以和他們相比。”
《梅光迪文存》還為我們解讀 馬一浮任教浙江大學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參考價值的細節。馬一浮在當時已經在學界負有盛名，但他拒絕任教於任何新式大學，包括蔡元培與蔣介石的邀請，也予以拒絕。但抗戰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風，就教於浙江大學。箇中原因，歷來說法不一。梅光迪作為禮聘馬一浮的當事人，他在書信當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事情的真相。馬一浮來浙江大學，並不是因為高薪吸引，實際上馬一浮薪水並不高，“每個月300塊錢”。最關鍵在於“我們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他不會像其他教授那樣講課，而是一周兩到三次公開對全校師生開講座。另外，他還單獨給一些資質很高的學生做單獨指導，這些學生一周去他的住處一到兩次”。梅光迪還專門制定了馬一浮開講座時學生必須遵守的禮節：“1.在馬先生進入教室的時候，他們必須起立，直到他坐下為止。2.他們不能製造任何噪音，如談話或咳嗽；任何違規者將會被立即趕出教室。3.在講座最後，當演講者站起來要走的時候，他們都要直立，並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為止。”參考其他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馬一浮拒絕前往新式大學任教，是認為他一直認為這種方式有失師道尊嚴，“古聞來學，未聞往教”，而浙江大學“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實際上在馬一浮身上，恢復了古代書院的師生關係與授課制度，深刻地體現了老師的尊嚴，這深合馬一浮的書院理想，這才前往就教。在書信中，梅光迪對馬一浮的評價高得無以復加，可以想見，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與梅光迪的舉薦與奔忙是分不開的。
梅光迪在日記和書信中，還多處提到教師的薪金與各地的物價，這些都是難得的教育史、社會史資料。（《《梅光迪文存》的學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