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化在多方面繼承了貝加爾湖沿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傳統。陶器仍系尖底或圜底，外壁多以帶有紊亂刻線的陶拍拍打，並飾以多種劃紋和壓印紋。石、骨器仍占優勢,但石器製造技術已有衰退跡象,出現刀、針、錐、魚鉤、環、管飾等少量紅銅和青銅製品。一面凸起而橫斷面呈三角形的舊式石錛為兩面凸起的石斧所取代，出現了適於剝取樹皮的骨制匕首形尖狀器，據此可間接推斷已使用輕便的樺樹皮小艇代替獨木舟。流行兩面壓剝加工的三角形石鏃，骨鏃也很發達，其中長人字尾者尤富特色。但嵌石刃的獵矛、獵刀已極罕見。骨魚鏢和複合魚鉤數量增多，形式也有新的發展，並有魚形誘具和網墜。這些工具表明漁獵仍是當時經濟的基礎。墓葬的頭向與河水流向相符，也說明河流在當時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服裝上的飾物有產於東方的寶石和貝殼做的圓片形小珠、產於東南亞的海貝殼、產於薩彥嶺的軟玉制的圓環或“璧”，這說明與遠方的交換關係有所加強。
在該文化的墓葬中，雙人葬比新石器時代基托伊期（見貝加爾湖沿岸新石器時代文化）更多，且出現男女同異穴的葬法。隨葬品明顯反映出男子從事漁獵而女子從事家務和採集的分工，有把女子用箭射死為男子殉葬的現象，厚葬墓與貧墓的對比鮮明，可見當時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並產生了父權奴隸制。某些墓中死者頭向、姿勢與眾不同，並以人形雕像、護身符、角制鼓棒等特殊器物隨葬，墓主人可能是最早出現的巫師。
該文化的後續階段是青銅文化較發達的希韋爾期。陶器仍為圜底，青銅器則與卡拉蘇克文化的器形相似。據隨葬品復原的服飾，表明當時居民與現代埃文基等通古斯民族可能有文化上的淵源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