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樹格薩爾王銅像（世界最大的格薩爾王像）全國《格薩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格薩爾》研究網的對於《格薩爾》史詩文化的保護、繼承和發揚，以及蒸蒸日上，富有生機的《格》學研究工作來說是一把助推器，將為《格》學事業的發展注入來自網際網路的新鮮血液，及時準確的報導《格》學動態、整合全國的《格》學資源、全面有效的推介《格》學常識，為熱愛《格薩爾》史詩文化的廣大網友和《格》學研究工作者提供專業、準確和全面的《格》學知識。
格學研究的狀況
一、國外研究狀況
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性的。《格薩爾》史詩雖然產生於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獨特的魅力，早已在許多國家的文苑中競相開放，為世界人民所喜愛。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國學者帕拉斯和帕塔寧，就分別在《在俄國奇異的地方旅行》和《中國的唐古特——西藏地區蒙古西北散記》兩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薩爾》和藏文版《格薩爾》介紹到歐洲，並出版了俄文譯本。此後，國外學者像蜜蜂采蜜一樣紛紛到中國來採風、考察、蒐集《格薩爾》史詩。現在，俄羅斯、德國、英國、美國、法國、蒙古、印度等20多個國家都有一批專家學者在研究《格薩爾》。湧現出帕拉斯（俄國）、帕塔寧（俄國）、弗蘭克（德國）、達維·尼爾（法國）、石泰安（法國）、策·達木丁蘇倫（蒙古）等一批著名的研究專家。
明宗禎三年（1630年），有人根據一個青海說書人的敘述，把部分《格薩爾》的內容譯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爾可汗》，於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出版後，外國學者才有機會接觸到了這一史詩，從此逐漸引起了外國學者對這一史詩的關注和興趣。他們的研究是從蒙文本人手的。
據考證，國外第一個研究《格薩爾》的學者，當數俄國學者帕拉斯，他曾於1776年首先在《蒙古歷史文獻的收集》（聖彼得堡版）一書中介紹了《格薩爾》，論述了史詩的演唱形式和與史詩有關的經文，並對史詩的主人公格薩爾作了評述。從此以後，國外研究《格薩爾》史詩的帷幕漸漸拉開，帶動了許多有識之士投入到這個行列。
1871年，英國旅行家沙烏在倫敦出版的《高韃靼、葉克羌和喀什噶爾訪問記》一書中，對《格薩爾》作了評介，並第一次提到了“格薩爾是羅馬康斯坦丁堡的愷撒大帝在東方的名字”這樣一個觀點。這些可能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國外最早研究《格薩爾》的文章。
在這以前，外國學者評介、研究的，主要是蒙文本《格薩爾》，到了19世紀末葉，外國人才開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薩爾》。
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達斯先後兩次闖入我國的西藏地方，蒐集了《格薩爾》等大批藏文資料和文物。從1867～1885年，沙俄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曾先後4次到我國的內蒙、新疆、甘肅、青海、西藏等地進行所謂的“探險”。1884年8月，他到青海省瑪多縣的黃河源頭，在那裡獲得了一些《格薩爾》的手抄本。1876～1899年的23年當中，沙俄軍官帕塔寧曾先後5次到我國的西藏、青海藏區進行了所謂的“探險”，獲取了一些藏文本《格薩爾》資料，回國後發表了許多關於《格薩爾》的文章。
隨著蒙文本和藏文本《格薩爾》的陸續翻譯和出版，國外《格薩爾》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了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到2003年為止，國外發表的涉及研究《格薩爾》的論文有近300篇；還有包括1931年巴黎出版的法國女學者達維 ·尼爾的《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策·達木丁蘇倫的《論（格薩爾王傳）的歷史源流》和1959年巴黎出版的法國石泰安的《藏族格薩爾王傳與演唱藝人研究》等幾部專著。
此外，由不丹王國國家圖書館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7部（一說為27部，一說為40部）《格薩爾》，還專門聘請了法國《格薩爾》研究專家石泰安為《格薩爾》寫導言。這是迄今為止國外規模最大的一次《格薩爾》出版工作。
國外對《格薩爾》的研究，雖然有200多年的歷史。但因缺乏原始文獻資料，又受到不能進行實地考察的局限，特別是缺少同民間藝人的密切聯繫，對深入研究《格薩爾》有諸多不便，所以研究進度緩慢。雖然涉及的範圍較廣，但是主要限於一般的介紹和評論，所介紹的內容也很少，只是部分章節，有的則是簡單的內容提要，只說明了在我國的藏族地區和蒙古族地區有一部《格薩爾》史詩。
國外對《格薩爾》的研究各有自己的特點，取得的成就也不盡相同。根據我國學者降邊嘉措先生的分類，將其分為東方學派和西方學派兩大類。
這裡說的東方是指前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東歐各國。十月革命後，前蘇聯對《格薩爾》的研究十分重視，據有關材料介紹，在列寧格勒原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了許多藏文、蒙文手抄本。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機構中，也收藏了不少《格薩爾》的資料。
在東方學派中，對《格薩爾》進行廣泛深入研究，並取得重大成果的，要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其中的佼佼者又要首推策·達木丁蘇倫。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個東方學派的水平。他精通蒙文、俄文，也懂藏文，他利用這得天獨厚的條件，於1957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研究《格薩爾》的專著《論（格薩爾王傳）的歷史源流》，它不僅是蘇倫研究《格薩爾》的代表作，也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這一時期東方學派的研究水平和最新成果。他在該書中對史詩的主人公格薩爾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證。同時對民間流傳的關於格薩爾的各種傳說，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和探討。作者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格薩爾》的主題思想和社會意義，著重闡述了它的人民性。他研究《格薩爾》不是靠第二、三手資料，而是直接閱讀蒙文和藏文原文，還廣泛涉獵了有關漢文資料，專門寫了一篇《中國史書中的格薩爾》，對史詩中描述的歷史事實和格薩爾活動的地域，作了一些考證，並對蒙、藏《格薩爾》進行了比較研究，分析了它們的異同和相互關係。
西方對《格薩爾》的研究要晚於東方，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有較大發展，而在50年代之後，進入了它的全盛時期，在某些方面顯得比東方學派更為活躍。在西方學派中，有兩個人特別值得關注，一位是法國女學者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另一位是法國藏學家、東方學專家石泰安教授。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兩個人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西方學派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水平。
亞歷山大·達維·尼爾，曾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對史詩發生興趣，當時她年僅18歲，為了獲得史詩《格薩爾》的資料，從巴黎專程來到中國，在四川康區住了很長時間。她學藏語文，穿藏服，從民間藝人的口述中記錄了一部分《格薩爾》，返回巴黎整理後譯為法文，於193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她後來又到康區住了10多年，到過傳說是格薩爾故鄉的德格和鄧柯地區，並訪問過自稱是格薩爾後代的嶺倉土司，從民間蒐集到了《格薩爾王傳—姜嶺之戰》的藏文手抄本，長達648頁。這一珍貴的資料，至今流落法國。與此同時，在一位名叫雲登的喇嘛的幫助下，她直接聽藝人說唱《格薩爾》，並記錄整理，同時收集了一些手抄本和木刻本。她的可貴之處是能夠直接深入到史詩流傳最廣的地區，與喜愛史詩的藏族民眾接觸，與說唱藝人接觸，能夠得到鮮活的第一手資料，這樣就不同於僅憑文字材料的研究者。她回國後，將她收集的資料，包括手抄本、木刻本和直接記錄整理的藝人說唱本，綜合整理成一本格薩爾故事，題為《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她在該書的前面寫了一個很長的序，敘述了她蒐集整理的經過，也談了她對史詩的認識和評價。儘管此書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部比較詳細地向西方介紹《格薩爾》的書。不少西方人士是通過這本書才知道《格薩爾》，並引起了他們研究藏族史詩的興趣。
石泰安教授是當代西方著名的藏學家，法籍德國人。他也曾深入原西康省的德格、鄧柯地區考察，得到了各種版本的《格薩爾》，並訪問了一些藝人。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藏族格薩爾王傳》，這是他根據蒐集到的各種版本用散文編寫的一部縮寫本。1958年，他發表了《格薩爾生平的藏族畫卷》一書，比較系統地介紹了有關格薩爾的捲軸畫。1959年出版了《格薩爾王傳研究》。由於《格薩爾》過去沒有定本，也沒有人作過比較詳盡的整理和研究，當時在歐洲，他的這三本書引起了許多東方學研究者的普遍關注。
1959年，他又出版了《藏族格薩爾王傳與說唱藝人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比較系統地論述《格薩爾》及其說唱藝人的著作。他旁徵博引，立足於藏文資料，從歷史文獻、民族文物等方面，探討了這部史詩形成的各種因素。內容比較豐富，可以看作是西方各國關於《格薩爾》研究的一個總結。
石泰安教授長期從事《格薩爾》研究，對向西方國家介紹這部偉大史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對藏族的歷史、文學、藝術、語言、宗教、天文歷算都有廣泛的興趣，並作了一定的研究，發表了大量論著。他以淵博的知識作基礎，從藏族的歷史、民族文物、歷史文獻、社會風情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領域，對構成《格薩爾》的各種因素作了探討，這種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鑑和學習。
其次，法國巴黎大學高等學術研究院第四部（即歷史與語言學專業）的藏學家艾爾費女士的《藏族格薩爾王傳的歌曲》一書，開創了國外《格薩爾》音樂研究的先河，她根據8位藏族藝人的錄音資料，對格薩爾的歌曲進行文體、詩律、曲調及與其他文化關係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對於我們研究史詩的音樂和語言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開拓了《格薩爾》音樂研究的新領域。國外對《格薩爾》史詩的研究，首先很重視資料的收集工作，他們將史詩的各種版本，包括口頭記錄本、手抄本、木刻本及各種文字的版本都收集起來，大量地占有原始資料，這就為史詩的研究奠定了詳實的資料基礎。概括起來，東方學派比較注重研究《格薩爾》的主題思想，闡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及研究史詩所塑造的藝術典型及其社會意義。他們還特别致力於蒙、藏《格薩爾》的源流關係以及史詩在蒙古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的研究。而西方學派更多地注重史詩的學術研究價值和認識作用，充分注意了民間文學的多功能性。他們把對《格薩爾》的研究，作為整個藏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由於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國外從事《格薩爾》研究的人，眼界比較開闊、研究方法比較科學、研究手段也比較先進。他們能夠從歷史發展的長河，從廣闊的文化背景著眼，多角度、多側面地進行研究，路子比較多、領域比較寬，而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因此，成果比較顯著。
然而，國外對史詩的了解是有限的，他們所掌握的資料，儘管比較豐富，但總的看來只不過是整部《格薩爾》里很少的一部分。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部較好的譯文本。因此不免有些膚淺，缺少深度，有時還有獵奇、牽強附會以及想當然的現象。但值得一提的是，僅就他們使《格薩爾》作為民間文學的信息，飛越國境，傳向世界，從而幫助西方人改變只有希臘才出現完備的史詩，只有《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才算史詩的偏見而言，就是不簡單的。同時，經過他們的手筆，使先前不為學人重視的《格薩爾》史詩，今天昂然登上了國際性的學術論壇，成為持久的議題，他們更有不可埋沒的功勞。
二、國內研究狀況
據考證，國內的《格薩爾》研究，早在400多年前就受到了藏族學者的關注。以覺囊達拉那塔、松巴益喜班覺(1704～1788年)、第六世班禪羅桑貝丹益喜、章嘉若必多傑(1717～1786年)、宦芒班智達、第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等為代表的藏族學者，在《關於格薩爾的問答集》、《安多政教史》、《朗氏家譜靈犀寶卷》等著作中對格薩爾的生平年代、出生地點、世襲血統以及格薩爾是否為歷史人物和對一些有關地域進行了考證性的研究。他們的努力奠定了《格薩爾》研究的基礎，為後人從事《格薩爾》研究起到了啟蒙作用。但是，藏族學者對《格薩爾》的研究，由於交通閉塞和語言的局限性，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得不盡人意，因此很少為外界所知，也未能在其他兄弟民族中產生影響，更不用說在國外。然而在國內，研究史詩的歷史比國外早近200年。
就我國而言，最早向其他兄弟民族讀者介紹《格薩爾》史詩的大概要算任乃強先生。任先生系四川大學教授，著名的藏學家，主要研究康區的社會歷史。他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康區實地調查時發現《格薩爾》深受廣大民眾的青睞，有似《三國演義》在漢族社會中的影響力。他在康區進行了長時間的調查研究後，回到成都撰寫了兩篇文章，即《藏三國的初步介紹》和《關於藏三國》，分別發表在1944年的《邊政公論》第4卷第4、5、6合期上和1947年9月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在這兩篇文章中，任先生分6個問題，對所謂的“藏三國”即《格薩爾》的流傳情況、卷帙概況、藝術特色等作了介紹，對史詩的主人公格薩爾與歷史人物的關係也作了一番考證。關於史詩的部數，任先生根據當地有關人士的介紹，說共有25部，並列了篇名，講了內容提要。
繼任先生之後，一些漢族學者，如彭公侯、陳宗祥、李安宅、馬長壽、何建熏、韓儒林、劉立千先生等也寫過文章，對《格薩爾》作了介紹。他們還翻譯介紹了國外研究《格薩爾》的論著，如陳宗祥、彭公侯先生將任先生從國外蒐集到的拉達克等英文本翻譯成中文，陳、彭二位還將達維?尼爾的《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翻譯成漢文，成為我國最早的《格薩爾》外文譯著。之後，又翻譯了弗蘭克的《藏三國本事》和西德瓦爾特·海西希的《論格薩爾史詩的一致性》。劉立千先生曾在解放前夕，將嶺蒼土司家藏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誕生》、《賽馬稱王》翻譯成漢文。從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人們對《格薩爾》有了朦朧的認識。30～40年代，我們的祖國正處於黑暗時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連自己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因而對這部史詩沒能引起國家和學術單位的注意。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和熱情關懷下，我國的《格薩爾》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後出現過三個高峰：
（一）20世紀50～60年代
在此期間，僅青海省就組織了200多人的普查隊，在史詩流傳的主要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普查和搶救工作，不少人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截至1964年，青海省累計蒐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達28部74種之多。同時相關機構還不失時機地廣泛發動和組織各種社會力量，將蒐集到的全部藏文資料譯成了漢文，並鉛印成資料本，約1300多萬字，百萬詩行。
有了初步的資料之後，有些學者就《格薩爾》的主要內容、流傳地區、部數、版本等方面的情況寫了一些調查報告、論文等，對史詩的有關問題作了初步的介紹和探討。這些資料，既是對史詩的一個很好的宣傳，又為開展蒐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對推動《格薩爾》工作的深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62年2月，青海省率先出版了由著名學者桑熱嘉措、才旦夏茸、古嘉賽、吉合洛、歐旺群培等整理編輯的藏文版《霍嶺大戰》上冊。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青海省學者翻譯的漢譯本《霍嶺大戰》上冊（即霍爾入侵之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民族畫報》及《青海日報》等大型報刊發表了介紹文章，並配發了圖片，引起了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從此，《格薩爾》史詩的部本在國內有了正式出版物。
（二）1979～1990年
民間藝人是來自人民的藝術家，通過他們保存下來的口頭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寶貴財富。80年代初起，各省區組織力量，深入農牧區，對說唱藝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普查、尋訪工作，發現了許多優秀的藝人，如玉梅、才讓旺堆、格日尖參等，並開始錄音整理他們的說唱部本。
這個時期，也是《格薩爾》翻譯史上的繁榮時期。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漢譯本，大部分是在這個時期翻譯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原西北民族學院教授、老一輩著名的藏學家王沂暖先生。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同藝人華甲合作翻譯了《格薩爾王傳—貴德分章本》，它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詩版本，是一難得的珍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潛心從事翻譯工作，將《降伏妖魔之部》、《花嶺誕生之部》、《分大食牛》、《降伏妖魔》、《卡且玉宗》等《格薩爾》部本翻譯成漢文，目前已出版了14部，為《格薩爾》在更大範圍內傳播，吸引更多的人欣賞、研究它創造了條件，在《格薩爾》翻譯史上立下了汗馬功勞。
1986年12月由降邊嘉措撰寫的我國第一部《格薩爾》研究專著《格薩爾初探》出問世。該書對史詩理論、史詩研究、《格薩爾》的產生年代、流傳與演變、《格薩爾》說唱藝人、《格薩爾》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它與宗教的關係、世界上主要史詩在我國的傳播情況、我國豐富多采的史詩以及史詩研究的重要意義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論述，彌補了我國《格薩爾》研究專著之空白。接著，1989年降邊嘉措的又一部力作《（格薩爾）的歷史命運》和楊恩洪的《中國少數民族史詩（格薩爾）》等兩部專著相繼問世。
（三）1991年以來，《格薩爾》研究工作進入了第三個高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10多年間，我國的《格薩爾》研究已形成了一支雄厚的研究隊伍，從事研究的人員達1000多人。從20世紀90年代起至今，共發表論文700多篇，譯文和整理本數部，出版《格薩爾》研究專著10多部、《（格薩爾）研究論文集》12部、國外《（格薩爾）研究譯文集》3部、國外《格薩爾》研究專著譯本2部，編印《(格薩爾)史詩》資料小輯8本、《（格薩爾）工作通訊》數期，《格薩爾研究》內部資料本5期，以及《中國（格薩爾）》正式出版物1期等。可以說我國的《格薩爾》研究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歸納起來，這一時期主要有以下特點：
1、著作、集成紛呈，且涉及的學科多，研究的問題多。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格薩爾》學界學術成果尤為喜人，出版了10多部研究專著。1999年8月出版的降邊嘉措的《（格薩爾）與藏族文化》，論述了《格薩爾》史詩賴以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流傳演變、人物、語言等，從藏族文化的結構形態追溯《格薩爾》史詩產生和傳播的原因，從多學科的角度論述了《格薩爾》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而他的《（格薩爾）論》一書，從對史詩和史詩研究情況的敘述作為開場白，深刻地論述了《格薩爾》史詩流傳演變的過程、古代藏民族的圖騰崇拜、佛苯之爭與《格薩爾》的發展以及對說唱藝人的研究等問題。楊恩洪的《民間詩神——（格薩爾）藝人研究》，從史詩說唱藝術這一綜合藝術形式著眼，利用鮮活的第一手資料，多側面地、立體地論析了它的歷史軌跡，尋找史詩說唱藝術發展的軌跡。根據藝人所處的不同地區、傳承各異，將其分為神授藝人、掘藏藝人、聞知藝人、吟誦藝人、圓光藝人等幾個類型，第一次將《格薩爾》說唱藝人進行了分類，為深化史詩研究、藝術史研究、神秘文化研究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吳偉的《（格薩爾）人物研究》，是近幾年蓬勃興起的《格薩爾》學研究活動中一項具有創見性和開拓性的新成果。全書共分為兩部分。她把第1部分“論《格薩爾》人物的結構、性格和原則”為全書的總論，第一次把《格薩爾》的眾多人物理出了一個完整體系。第2部分為8篇人物專論。她選擇了統帥奇才、叱吒風雲的雄獅大王格薩爾；深謀遠慮、德高望重的總管王絨察叉根；不同身世、智勇雙全的英雄戰將賈察和辛巴梅乳澤；堪稱婦女精英的珠牡、噶薩拉姆、阿達拉姆、梅薩；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本領、特殊作用的晁同和米瓊卡德等關鍵性代表人物。就其在史詩中反映的思想和行為、從內涵到外延、從當時的作用到後世的影響，按照每個人物所處的地位和人們議論較為突出的幾個焦點，從縱橫兩個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地進行了更深一層的挖掘，論證了總綱中提出的主要論點。
王興先的《（格薩爾）論要》，主要論及了史詩的主題、史詩的宗教、史詩的王室與部落、史詩的風俗與習慣、史詩的題材組織、史詩的橫向流傳等。涉及面雖然不太廣，但作者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在史詩中的嶺國英雄、王室和部落章節中，對史詩中究竟有多少部落或邦國同嶺國發生戰爭，以及對各自部落或王室的構成狀況作了詳細地探討和分析，從而得出《格薩爾》不是一個世紀的產物的結論。何峰的《（格薩爾）與藏族部落》，作者把《格薩爾》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會制度的研究結合起來，從部落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風俗等方面著力論證了《格薩爾》與古代藏族部落社會間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從《格薩爾》部落社會的形成及演變中透視了古代藏族部落社會的影子，掌握了藏族原始部落社會的雛形。趙秉理的《（格薩爾）學散論》，旗幟鮮明地批評了歷代中外史詩與《格薩爾》研究中的形上學和唯心主義，對某些重大的學術問題，展開爭鳴，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再者，從史詩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多視角、多方位、多層次探討《格薩爾》的有關問題，為讀者提供了許多翔實、珍貴的文獻資料。為了記載國內外對《格薩爾》研究這一歷史壯舉，趙秉理先生花費10多年的時間，全力以赴精心編輯的《（格薩爾）學集成》（第1～5卷）於1990～1998年出版。該集成全面展示了《格薩爾》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格薩爾》工作的主要檔案，國內外《格薩爾》研究概況，《格薩爾》研究專家學者小傳，近百年來關於《格薩爾》的主要研究論著，等等，被專家稱為“研究《格薩爾》史詩的資料寶庫”。
角巴東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寫的《（格薩爾）新探》，以敏捷的邏輯思維、求實的學術風格、超前的研究方法，並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對《格薩爾》的歷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習慣、流傳區域、古籍史料及《格薩爾》的產生和發展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用藏文撰寫完成，填補了《格薩爾》學領域無藏文專著的空白。而角巴東主的《（格薩爾）疑難新論》，在理論聯繫實際、充分查閱文獻資料、實地調查和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格薩爾》學方面遺留的許多疑難問題，如《格薩爾》與宗教的關係、蒙藏《格薩爾》關係，特別是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觀點、方法，對《格薩爾》神授藝人、伏藏藝人和圓光藝人等進行了比較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和剖析，並對《格薩爾》的歷史價值、遺物遺蹟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宗教觀念、語言藝術特色以及各種版本的異同點、國內外的研究歷史、現狀等作了多學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恰嘎·旦正的《（格薩爾）研究集錦》一書，主要對《格薩爾》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嶺國、四方敵國的疆域、地名進行了考證，特別對《格薩爾》文本中反映的家神、地方神、戰神以及史詩中藏民族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
2、召開高水平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
隨著《格薩爾》史詩研究的大力開展，90年代以來，在四川成都、西藏拉薩、內蒙古的錫林郭勒、甘肅蘭州、青海西寧等地成功地召開了五屆國際性的《格薩爾》學學術研討會。綜觀五屆研討會，有這樣一些特點：參加的人數多。來自十幾個國家300多位專家、學者分別出席了這五屆研討會；論文選題多涉及面廣。分別涉及到《格薩爾》中的人物研究、語言藝術、繪畫藝術、音樂藝術、戲劇藝術、民俗文化、最五量產、藝人演唱、婚喪習俗、部落社會、軍事問題、圖騰崇拜、生態旅遊等；研究論文數量多，共收到400多篇。大多數論文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用文藝學、文化學、語言學、政治學、經濟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學科進行了研究，開拓了《格薩爾》研究的新領域。
3、一項跨世紀的文化工程——《格薩爾》精選本 的編纂。
當前，《格薩爾》工作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直到現在，我國仍然沒有一套反映史詩原貌和全貌的完整本於。在1983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由我國著名的民間文藝理論家鍾敬文、賈芝、馬學良教授和王平凡等同志提出：在收集整個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應當編纂出股一套反映史詩原貌和全貌的精選本。之後，這項提議被寫入了“六五”規劃。經過17年的努力，終在1995年正式立項，並得到國家財政的專項資助，作為中國社科院院級重點科研項目。精選本擬以扎巴老人的說唱本為基本框架，在眾多分散的200多部分部本和變異本中擇優選粹，同時參考桑珠、才讓旺堆、玉梅和其他優秀藝人的說唱本，儘可能地吸收各種唱本和刻本、抄本的優點，計畫編纂40卷，每卷約40萬字，集中體現我國《格薩爾》研究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英雄誕生》、《賽馬稱王》、《魔嶺大戰》、《霍嶺大戰》(上下冊)、《大食財寶宗》、《陀嶺之戰》、《歇日珊瑚宗》、《雜日藥物宗》、《阿扎瑪瑙宗》、《卡且松爾石宗》等12卷13本，占計畫出版規模的30%。
《格薩爾》精選本被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喜馬拉雅山，它的問世將是中華民族獻給世界文化寶庫的璀璨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