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2014 年，多國政府對核能政策進行積極調整。雖然政府對“繼續發展核能”的呼聲越來越強大 ，但公眾反核的訴求聲卻不絕於耳，這對於核能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許多研究表明，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的態度對政策的制定有較大的影響，例如在問卷調查及文獻調研的基礎上，研究了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公眾態度的影響及影響公眾態度的因素，並認為不論政府機構與精英群體是否採取有關行動，但公眾態度對政策的制定都具有強大的影響。當前，公眾的支持程度已成為一項事業發展的必需條件，核電建設的積極推進也離不開公眾支持。公眾對核能的接受性已經造成很多國家出現核能項目的擱置以及政府二氧化碳減排壓力的增加，這對於本國的能源戰略十分不利。特別是某些國家由於核電建設引發的罷工、抗議活動，還影響了社會的穩定，這也是該國政府頭疼的問題之一。因此，從經濟發展和社會效益兩方面說，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核能公眾接受性對中國核能行業發展影響頗大。在1986 年車諾比核事故後，香港部分民眾掀起了反對在大亞灣建設核電廠的風波，加上2007 年山東乳山核電廠的風波、2012 年江西彭澤核電廠的風波以及2013 年廣東江門核燃料廠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都對我國核能事業的發展造成了困擾與挫折，增加了我國核能行業發展的阻力，影響了我國核能行業發展的進展。從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的理論基礎、研究現狀、心理學本質3 個方面進行總結評述，分析討論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階段的研究結果對目前開展的研究以及未來的研究都具有指導意義，進而提出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為我國核能公眾接受性的研究提供研究思路。
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的理論基礎
核能公眾接受性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表現，社會調查是對其初步研究的基礎，而結構方程模型是進一步研究核能公眾接受性的重要方法。在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中，通過社會調查的方式收集社會大眾態度，利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定量化分析：依據模型給出的定性關係，計算出不同因素對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影響程度以及各因素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 。
社會調查的目的是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探索社會生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問卷法作為其中一種調查方法，記載了信息的具體項目和內容，是調查信息的載體和實現調查目的、要求的一種重要形式。里克特量表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裡克特於1932 年提出，是社會調查和心理測驗等領域最常使用的一種態度量表形式。在問卷調查中使用里克特量表是定量化研究的根本。在實際套用中通常採用5 級量表形式，即對量表中每一道題目均給出表示態度積極程度等級的5種備選評語答案，並用1~5 分別為5 種答案計分。核能公眾接受性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了解、認識、分析其本質必然需要進行社會調查，而利用里克特量表是以定量化計算的方式來研究核能公眾接受性的保證。
研究方法現狀
經過30 多年的發展，已有多種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方法。依照發展的時間與認識深度, 可將研究方法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
1 第一階段研究方法
核能公眾接受性第一階段研究方法始於20世紀70 年代，主要利用調查問卷，進行簡單數
據統計處理，研究接受性隨時間的變化。通過第一階段研究方法，不同研究者得到的一個共識結果是核事故對核能公眾接受性具有消極影響。Nealey等人的研究表明，在20 世紀70 年代早期，美國公眾對於在居住地附近建設核電廠的接受性穩步下降，而在三哩島事故發生後，此接受性驟然急降。Richard與Lindell的研究表明，車諾比核事故對歐洲國家的核能公眾接受性具有較大的消極作用。由於長期追隨同一批受訪者進行跟蹤調查的難度較大，大部分研究人員因為受訪者失去聯繫等原因無法完成調研；但少數一些團隊，諸如Verplanken、Lindell和Eiser基於受訪者數量大的優勢，完成了跟蹤調查。Verplanken 在車諾比核事故發生前後，針對同一批受訪者做了連續跟蹤調查。結果表明 ：
①當事故發生時，核能公眾接受性驟降；
②在事故發生6 個月後，核能公眾接受性恢復到事故前水平；
③在事故發生19個月後，核能公眾接受性再次降至低點。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當事故發生時，由於公眾對核能認識不足，盲目聽信某些明顯錯誤的信息，核能公眾接受性驟然急降；在事故發生6 個月後，公眾回歸理性認識，核能公眾接受性上升；在事故發生19 個月後，由於20 世紀80 年代媒體傳播速率還較慢，公眾在19 個月後才滯後地接收到大量信息，再次產生對核能的擔憂，造成核能公眾接受性再次下降。本階段的研究均表明核能公眾可接受性在事故後出現下降，區別在於滯後時間的長短，考慮到現今快速的信息傳播速度，過去十幾個月的滯後時間如今將變為幾天，這對現今事故後的應急溝通帶來了新的挑戰。第一階段研究方法較為簡單，研究思路也很初步，但在問卷調查、核能公眾接受性隨時間變化趨勢等方面的經驗積累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參考。
2 第二階段研究方法
在核能公眾接受性第一階段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因素眾多，因此逐步開展了影響因素分析工作，定性總結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因素——這是第二階段研究方法。Gamson通過對1945 年到1989 年之間媒體關於核電宣傳材料的分析，研究了媒體報導對公眾核能感知形成的作用，解釋了美國三哩島事故之前核能公眾接受性逐步下降、公眾對在自己社區建核電廠的牴觸等現象，並且分析了年齡與接受性之間的關係變化。時振剛研究了核能公眾接受性的諸多影響因素，除了知識結構差異以外，個體偏好、風險特徵、社會文化背景、可監督性和信任度等因素都會影響公眾對待核能的態度。在定性影響因素分析的基礎上，不少研究人員也提出了相應模型。楊波提出了一個動態、複雜和閉合的公眾核電風險認知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公眾核電風險認知是一個主觀認知客觀風險的過程。通過以上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因素不僅僅包含了人們的基本生理需求，也包含了精神層面的需求。在進行相關公眾溝通工作時，如何平衡這兩部分需求的比例？這就需要對不同因素的影響進行定量化描述，需要引進第三階段研究方法。
3 第三階段研究方法
在第一、二階段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利用結構方程模型，探究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定量化模型——這是第三階段研究方法。第三階段研究方法在2000 年後逐漸得到研究人員的重視。第三階段研究方法部分地方單獨考慮了某種或某幾種因素對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定量化影響。Young Sung Choi建立了針對韓國民眾的核能公眾接受性模型。在這一模型中，考慮了性別、受教育程度、信息獲取途徑等外部因素，得到了由感知風險性與感知利益性決定的核能公眾接受性模型。研究發現，感知風險性與感知利益性是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主要因素：針對國家部署__核能層面，感知利益性對核能公眾接受性影響大於感知風險性的影響；而針對當地建設核電項目，感知風險性對核能公眾接受性影響大於感知利益性的影響。Visschers研究了在福島核事故前後核能公眾接受性與矛盾心理、知識水平的關係，並認為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最核心因素是公眾個體對核能的最初印象。同時，Visschers在福島核事故前5 個月和後1 個月，針對同一批受訪者進行了核能公眾接受性的調查，這是為數不多的引入時間變數, 進行定量化的模型研究。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最核心因素是感知利益性，並且事故前的感知利益性與信任度對事故後的感知利益性與信任度有強烈影響。
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心理學本質研究
在上述三代研究方法中，儘管從定性和定量兩個角度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依然只是“現象學”研究，而這些“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呢？為什麼公眾會對模型中的這些因素敏感？為什麼某些因素影響因子大而某些因素影響因子小？這些有關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心理學問題的研究逐漸受到關注。Shen K等人研究了在核事故中公眾恐慌的心理學本質，他們從心理學四大基本理論所示）出發，從不同角度分析，對影響核能公眾接受性的深層次原因做出如下初步判斷 ：
（1）從人本主義分析，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認為，人的需求為一個金字塔——底層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頂層是諸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等。底層是基本需求，不可或缺，而人們認為核能的開發利用，特別是考慮到在核事故發生時，會影響到食物、住所、水源、身體健康等生活必須要素，影響到了自身的基本需求，故而在核事故發生時會產生恐慌情緒。同時也解釋了為何人們對核事故造成的土地污染、地下水污染、癌症高發等問題尤為關注。
（2）從行為主義分析，群體效應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反核”情緒會大範圍蔓延。在群體中，由於不承擔代價，互相影響，使個人感情、思想和行為在短時間內變成了群體的心理，所以這種恐慌和“反核”情緒得以迅速蔓延。
（3）從精神分析理論分析，人的精神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組成。其中“本我”是情緒化的狀態；“超我”是理論化的狀態；而“自我”處於兩者之間。在核風險事件發生時，人們普遍容易陷入“本我”的情緒化狀態，引發自騙性防衛機制與轉移性防衛機制（這種防衛機制可以用來解釋在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時，我國部分民眾“搶鹽防輻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此時的人們是不容易被說服的，故而在進行相關宣傳科普時，必須更加注重平時的教育，而不是在風險事件發生後的教育。
（4）從認知理論分析，人們的認知策略有易獲得策略、代表性策略和錨定調整策略。易獲得策略讓人們在進行認知判斷時，主要藉助在記憶中易於提取的信息，而大部分人對於核的信息集中在核子彈、核爆炸上。這種信息較易獲得，因此對於並非核爆的核風險認知也自然會往這些易獲得的信息上聯想；代表性策略使人們通常僅僅依據某些特徵對某事物進行判斷，完全忽視了核能的有利面，無限放大核能的危險性，也導致人們對於核風險的認知偏差；錨定調整策略使人們總以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作為下一步認知判斷的依據，而大部分人對核電的原始認知偏頗，這也對公眾後續的核風險認知造成了影響。
從心理學層面上分析，可以發現人們對核能的低接受性是有其深層次原因的。因此，在明確哪些影響因素重要之後，還需要結合心理學的知識，科學合理地對公眾進行核能教育宣傳，制定切實可行且易於接受的引導方法，才能真正提高核能公眾接受性。
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的發展趨勢
由於人體行為決策、心理方面的複雜性與動態性，使得現有的研究方法在準確性與指導性上仍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為了更真實地反映公眾接受核能過程的影響因素與機制，未來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方法應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開展工作 ：
（1）完善時間因素分析。在現有定量化模型中，較少考慮時間因素，對核事故前後的核能公眾可接受性變化了解不足。因此，在模型中對時間因素的影響加以考慮後，模型結構會更加完整，更能對核事故後的核能公眾接受性變化進行有效預測。顯然，對多個典型時間點的核能公眾接受性定量化研究尤為必要。
（2）細化心理學分析。目前從心理學層面研究核能公眾接受性的工作還很初步，特別是心理學的定量化研究，即不同對照組對於同一現象的應急反應，以及針對這些反應的緩解與溝通辦法。此外，還應特別關注在核能公眾接受性變化過程中伴隨的心理歷程，以便能更好地指導相關工作的開展。
（3）強化風險溝通研究。范育茂對風險溝通的發展階段和4 種類型進行了總結。但是在現有的研究方法中，核能風險溝通與危機公關的研究還有待加強，特別是符合當地居民特點的溝通方法與危機公關技巧的研究。在平日的核能宣傳教育以及突發情況下的信息通報中，良好的風險溝通能夠對核能公眾接受性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風險溝通技巧對核能公眾接受性具有重要影響。
（4）開展與腦科學有關的研究。在現有針對核能公眾接受性的研究中，偏重社會科學，輕視自然科學。研究分析核能公眾接受性形成與改變的過程中，人體，特別是腦部的變化，將從另一個角度為研究提供參考，從而為更好地提高核能公眾接受性工作提供支持。
總結
核能對國家能源安全、環保工作、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核能公眾接受性對國家核能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影響重大。隨著學科交叉的深化與核能公眾接受性研究的不斷拓展 ，會有更多“接地氣”的研究成果誕生。利用這些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制定提高核能公眾接受性的有效方法，使政府的相關工作常態化、系統化，為更好地制定有關政策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