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九一三事件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形成和發展林彪，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先後任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指揮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等重大戰役。解放後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林彪是我軍歷史上一位著名的高級將領，但他也是一個權力欲極強的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造成全國大動亂的局勢，使他的奪權野心極度地膨脹了，在這期間，他利用其黨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和毛澤東對他的信任，同自己的妻子葉群還有時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副總參謀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副總參謀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政委李作鵬、副總參謀長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等結成反革命集團。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殘酷迫害幹部和民眾，安插親信，培植死黨，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初步表現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通過了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把“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進了總綱，林彪被選為毛澤東的合法繼承人，加強了林彪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更加合法化。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勢力達到極盛時期。
1969年黨的九大以後，鑒於黨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基本恢復，毛澤東進一步考慮國家政權機關的正常運轉問題。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讓汪東興回京向政治局傳達他關於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以及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問題，到會大多數人贊同毛澤東的建議。
但1970年4月11日晚，林彪從蘇州通過秘書以電話記錄形式向在長沙的毛澤東提出：關於國家主席問題，“仍然建議由毛澤東兼任”，“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副主席可設可不設，關係不大。林彪還說“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這個電話記錄同時傳給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討論後，多數人同意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並將會議意見報告毛澤東。
1970年4月12日，毛澤東批示：“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而林彪還是一再堅持設國家主席。這是因為他知道毛澤東不願當國家主席，他便可順理成章為國家主席。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已看出林彪有意當國家主席。李作鵬、邱會作就在內部說，要讓林彪當國家主席，有的單位正式向中央建議由林彪出任國家主席。林彪反革命集團篡黨奪權的原因分析林彪當時作為九大黨章規定的接班人，為何還急於要當國家主席呢？
第一，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彪雖然成為黨章規定的接班人，但實際掌權不多。毛澤東當時已對林彪過分稱頌吹捧感到不安，猜他的本意是“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因而對林彪的信任是有一定限度的。林彪對此是不滿意的。葉群私下發牢騷說：“林彪不就是個副主席、副總理、國防部長嘛！這么多年來就是這么多工作。”
第二，江青反革命集團爭權加劇，林彪認為毛澤東有改變接班人的意圖。198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指出的：“一九七〇年，林彪意識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勢力發展有超越自己的趨勢，圖謀提前‘接班’。”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李偉信1971年10月13日的筆供也承認：林彪一夥分析由張春橋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一定要把張春橋搞掉。
第三，解放後，林彪身體不好，養病多年，擔心自己活不到自然接班。葉群講過“不知林彪的身體拖不拖得過毛澤東”。因此，他們要“搶班奪權”，而不能等待自然接班。
第四，林彪反革命集團認為，四屆人大是篡權的最好時機。林彪認為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好時機。在林彪看來，若能如願以償，當上國家主席，不僅可以鞏固他接班人的地位，同時也是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沉重打擊。
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奪權交鋒
1970年8月13日下午，憲法修改小組在懷仁堂開會。吳法憲堅持要在憲法草案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評價毛澤東的三個副詞。已知道毛澤東不贊成寫天才的張春橋、康生同他們發生了爭吵。陳伯達支持吳法憲。吳法憲當即將爭吵情況通過黃永勝報告葉群和林彪。林彪讚揚吳法憲的意見對，說今天抓住了張春橋，抓得好。黃永勝於8月14日打電話讓在外地的李作鵬趕快回來參加憲法小組會支持吳法憲，擔心吳法憲一個人太孤立了。李作鵬遂於8月17日趕回北京。
1970年8月14日晚，政治局會議討論憲法草案定稿。事前，葉群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要他們準備“論天才問題”的語錄，準備和張春橋、康生鬥爭。但張、康在會上出乎意料地默不作聲，結果憲法草案沒經任何爭論就通過了。但他們並不罷休，準備上廬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同張春橋再大斗一場。
林彪反革命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的奪權表現
毛澤東已覺察到林彪、江青這兩個集團間的矛盾有所發展，預感到在全會上可能發生事情。因此，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夕的1970年8月22日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強調說“：要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不要開分裂的、失敗的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林彪、陳伯達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和要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生氣地說：“誰要當國家主席就可以加上，反正我不當。”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江西廬山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林彪事先並未準備講話稿，當毛澤東問：“誰講話？”林彪說他想講幾句。毛澤東說：“好，請林彪講話。”林彪講了一個多小時，全文四千多字。林彪在講話中說，這個憲法“把毛澤東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用法律的形式鞏固下來非常好，非常好！”“是三十條中間最重要的一條”、“最根本的經驗”。還說：“你們大家是不是覺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起作用。”“我們說毛澤東是天才的，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說“毛澤東的學說”“沒有發展”，“這是形上學的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這段話明顯地是對著江青集團的，因為他聽說康生反對學老三篇，康生、張春橋不同意在憲法上寫三個副詞。在當晚政治局討論國民經濟計畫的會議上，吳法憲提出要學習討論林彪講話，再聽聽錄音。
1970年8月24日上午，全會聽林彪講話錄音兩遍，下午和晚上開小組會。24日晨，葉群布置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要在各組發言表態，擁護林彪講話，堅持設國家主席和天才的觀點；發言不要點張春橋、康生的名，要用眼淚來表示自己的感情；各自去串聯空軍、海軍和總後的那些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按上述口徑發言。下午的小組會上，吳、邱、李、葉分別在西南、西北、中南三組宣講事先準備好的“稱天才”語錄，慷慨激昂不點名地向張春橋發起進攻，會場氣氛十分緊張。
陳伯達由於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銳，中共九大前後已逐步參加林彪集團一些宗派活動。他在華北組的發言，很有煽動性。他說，憲法寫上“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針”是經過嚴重鬥爭的，有人胡說三個副詞是一種諷刺，這是“想搞歷史的翻案”，“這種否認天才的人”“是歷史的蠢才”等等。在陳伯達的煽動下，華北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紛紛發言，對黨內有人否認毛澤東是天才，表示“最強烈的憤慨”。華北組的一些發言火藥味極濃，當晚整理出來後，編為全會第6號簡報印發。
1970年8月25日上午，6號簡報發到各組後，堅持設國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聲更高。有的組集體通過決議：憲法草案一定要寫上設國家主席，一定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個別人說毛澤東實在不願當，可以讓林彪當。江青一夥人知道揪人那些話是針對他們的，於是帶著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那裡說：”主席，不好啦，他們要揪人。“毛澤東此時也看到了華北組簡報，對背著他從事這樣的活動十分惱火。下午主持召開有各組組長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批評陳伯達等人的發言違背黨的九大方針，要按黨的九大精神團結起來，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並說有些話提起來千斤重，放下來只四兩，國家主席問題不要提了，要我當國家主席就是要我早點死；你們再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 會議決定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6號簡報。
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和毛澤東
1970年8月26日、27日兩天休會期間，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批評了他們的錯誤，要吳法憲作檢討，並將吳法憲手中那本《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轉送毛澤東。
毛澤東找了一些人談話後，就此於1970年8月31日寫了一篇700多字的短文——《我的一點意見》，批評陳伯達“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提出“全黨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1970年9月1日，各組結合學習《我的一點意見》，開展對陳伯達、吳法憲的批判。吳、葉、李、邱以及陳伯達多次在一起研究如何檢討，掩護退卻，林彪則有意保護吳法憲等人。
會議比原定時間延長几天后，宣布按原定議程進行。1970年9月6日，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講話，號召讀馬列的書，黨內外都要團結大多數。會上，中央還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九屆二中全會後，全党進行了批陳整風運動，開始陸續揭發林彪一夥人在背後進行的一些串連宗派活動。毛澤東對黃、吳、葉、李、邱的檢討，對他們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表現很不滿意。1971年，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明確指出：林彪對“廬山這件事”“當然要負一些責任”，這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表明毛澤東不再信任林彪。
毛澤東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態度轉變的原因
“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最早見於1966年8月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九大黨章時，毛澤東兩次提出刪去黨章草案中出現的三個副詞。因此，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九大政治報告和新黨章都沒有再用這三個副詞。
關於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在1970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是一開始只說“此議不妥”；1970年4月下旬，毛澤東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是把曹操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7月下旬又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夥又一再堅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已察覺林彪有意當國家主席，因而明確對林彪說：誰要設誰去當，反正我不當，我勸你也不要當。
林彪堅持天才論，堅持設國家主席，是別有用心的。這些，是黨內生活不能允許的。毛澤東最厭惡搞陰謀詭計的人，不願黨內發生分裂，他採取一些制止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事件起因
林彪反革命集團準備武裝政變
1967年8月17日，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辦事組。由林彪的黨羽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4人組成，吳法憲負責。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全党進行了批陳整風運動，開始陸續揭發林彪反革命集團背後的陰謀活動。毛澤東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表現很不滿意，同時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逐漸察覺。隨著鼓吹“天才”論等陰謀被毛澤東識破和設國家主席議案被毛澤東否決，林彪反革命集團意識到靠和平手段奪權已很難實現，於是決心發動武裝政變。
1970年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會議結束時，林立果就說“文的不行來武的”。1970年10月，他從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中得到“啟示”，以“江田島精神”組建他直接操縱的秘密組織“聯合艦隊”。
1970年5月2日，林彪接見了 林立果集團骨幹成員。次日，林立果在林彪的支持下秘密組成“五七一工程”武裝政變骨幹軍事力量。由於林立果受到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的影響，便將此組織取名為“聯合艦隊”。
1971年2月，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蘇州加緊密謀武裝政變活動，林彪說：“我們不能束手待斃。”
據198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記載：“1971年2月，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在蘇州密謀後，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於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隊政治部副處長李偉信，從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裝政變計畫《‘571工程’紀要》。分析了形勢，規定了實施要點、口號和策略，提出‘軍事上先發制人’，陰謀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543（註：一種飛彈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奪取全國政權’或製造‘割據局面’，並陰謀‘借蘇力量鉗制國內外各種力量’。”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據《‘571工程’紀要》建立‘指揮班子’的計畫，在上海召集江騰蛟、王維國、七三五部隊政治委員陳勵耘和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秘密開會，指定南京以周建平為‘頭’，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江騰蛟‘進行三點聯繫，配合、協同作戰’。1971年3月，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制定了聯絡密語、暗號。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在制定《“571工程”紀要》的過程中，林立果明確地說：“辦法是搞掉B-52（代指毛澤東）實行武裝起義”，“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他們認為：“和國外‘571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571’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面。”
改組“軍委辦事組”
毛澤東感到林彪及其一夥人並沒有改轅易轍，並採取各種手段封鎖對他們的批評和廬山會議的真相。於是毛澤東開始採取“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等手段針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辦事機構——“軍委辦事組”進行改組整頓。“甩石頭”是指剷除林彪的同盟。1971年4月29日，在召開的討論批陳整風運動進展情況的中央會議上，周恩來批評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和邱會作的宗派主義和政治路線上的錯誤，並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和邱會作的檢討及毛澤東的批語在會上散發。 “摻沙子”是指改組由林彪反革命集團控制的機構。1971年4月7日，紀登奎和張才千將軍被任命為軍委辦事組成員，以抵消黃永勝和吳法憲在軍委辦事組的權力。 “挖牆腳”是指改組北京軍區。1970年12月22日，中央召開華北會議，周恩來主持會議，表面上批判 陳伯達及其在華北地區的追隨者，但實際上改組了北京軍區的領導班子：撤換了北京軍區司令員和第二政委，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集團軍也被調離了北京地區。
1971年7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兩報一刊”同時發表文章，告誡全黨警惕"現在正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
1971年7月底，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推薦了一本晚清小說《何典》，特別指出了書中四句話：“說嘴郎中無好藥，死病無藥醫，藥醫不死病，一雙空手見閻王。”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林彪反革命集團採取的措施，並未使其悔改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所犯的錯誤，林彪始終拒絕向中央表態檢討。
毛澤東南方巡視
毛澤東認為有必要給各地黨、政、軍主要領導人打招呼，防止地方上一些人繼續跟著林彪走，使黨發生分裂。決定親自到南方巡視，給各地負責人講九屆二中全會問題的實質，使大家心中有數。1971年8月15日下午，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去南方地區巡視。他在巡視途中曾經說到：“陳伯達在華北幾十天，週遊華北，到處遊說。我這次就是學他的辦法，也到處遊說。”
1971年8月16日到達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在武漢，毛澤東同武漢軍區兼湖北省負責人劉豐談話一次；同劉豐及河南省負責人劉建勛、王新談話一次；同已調國務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負責人的華國鋒談話一次。離開武漢前，還同劉豐談話一次。
1971年8月28日到達湖南省長沙市。在長沙，毛澤東同華國鋒和湖南省負責人卜占亞談話一次；同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談話一次。後又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
1971年8月31日到達江西省南昌市。在南昌，毛澤東同南京軍區兼江蘇省負責人許世友、福州軍區兼福建省負責人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談話兩次。其間，毛澤東獲悉林立果“聯合艦隊”的死黨成員周宇馳曾到江西把一輛水陸兩用汽車用飛機運走。
毛澤東此次南巡，同各地領導談話內容一方面，批評了地方黨委把他們的決定交送部隊黨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以前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口號，加上了“解放軍學全國人民。”
毛澤東沿途找各地負責人談話的初衷是“幫助林彪等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真正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黨的危險”。毛澤東一再強調他的談話不能外傳，但是，毛澤東此次南巡還是引起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注意。
林彪反革命集團布置各種渠道打聽毛澤東南巡活動情況及講話內容：
1971年9月5日，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聽了劉興元、丁盛傳達毛澤東談話內容後，連夜告訴於新野、周宇馳。周宇馳在1971年9月6日乘飛機趕到北戴河，將整理的記錄交給林彪和葉群
1971年9月6日，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不顧毛澤東的叮囑，把毛澤東在武漢談話的內容告訴了陪外賓到武漢訪問的李作鵬，李作鵬當天回到北京即告訴了黃永勝。當晚，黃永勝又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密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顧同舟、劉豐的密報後，感到自己暴露無遺了，決意對在南巡途中的毛澤東採取謀害行動。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命令。
1971年9月3日，毛澤東離開南昌到達浙江省杭州市。到杭州後，毛澤東感到情況有些異常。一是對他的警衛工作，按慣例是地方管的，而這次卻由駐防杭州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五軍政委陳勵耘直接指揮毛澤東的警衛工作。二是空五軍加派了部分服務人員到毛澤東專列。
1971年9月7日，毛澤東專列個別服務人員，將陳勵耘布置的監視任務報告了毛澤東。這時，毛澤東立即警覺起來。
1971年9月8日，武裝政變前夕，林彪親自下達反革命政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而林彪見到周宇馳本人時，不但說了“你是開國功臣”之類封官許願的話，甚至趴在周宇馳的肩膀上，老淚縱橫地說：“我們全家老小的性命都交給你了！”一時間周宇馳感激涕零。由此可見林彪對周宇馳的重視。
1971年9月8日晚，毛澤東得知杭州當地駐防的空軍在改裝伊爾-10飛機，飛機上裝有炸彈和機槍。還有人指責毛澤東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暗示“請速離開”。毛澤東感到情況極為嚴重，於是找汪東興商議專列立即轉移。當時因不了解林彪集團具體陰謀活動計畫，汪東興問毛澤東，專列是向後轉移，還是向前轉移？向後是轉到金華，向前是轉到上海。汪東興還建議，也可以轉向紹興，即轉向杭州到寧波的一條支線上，觀察動靜。毛澤東同意轉向紹興，說：“可以。那樣就可以少走回頭路了。”於是決定把專列開到杭州到寧波的支線上，靜觀動向。就在9月8日晚毛澤東讓專列從杭州開到紹興支線時，於新野趕到杭州，與陳勵耘商議如何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間謀害毛澤東的事。據陳勵耘1980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的供述：於新野找他布置任務時，他曾提出杭州沒有可靠的飛行員，於新野答應回去向領導上匯報，派一個飛行員來。他們準備派魯珉。魯珉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的作戰部部長。陳勵耘說：“那就好。那就乾！”陳勵耘還說，用飛機轟炸專列的辦法是可靠的。
1971年9月9日凌晨，毛澤東專列停靠在紹興的一條專線上，專列在紹興停留了36個小時。當天上午，於新野把與陳勵耘商議的意見帶回北京，向林立果匯報。當時從各方面得到的信息，還沒有發現非常危急的信號，毛澤東通知汪東興，專列立即從上海趕回北京。
1971年9月9日中午，毛澤東通知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南萍、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空五軍軍長白崇善等人見面，談了半個小時。這次談話，毛澤東講了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黨的歷史上幾次路線鬥爭的問題，軍隊幹部的團結問題，戰備問題。這期間，毛澤東專列做開車準備工作。為了安全，還把專列排列次序作了調整。
同樣在1971年9月9日這一天，於新野在上海當著王維國的面說：“我們這次用飛機轟炸，除飛機上有的武器外，還要再加配高射機關槍，這個機關槍可以掃射火車上跑下來的人。”當於新野同王維國一起策劃時，王維國又提出，如果毛澤東到上海下車住在顧家花園怎么辦？於新野說，他看了地形，如果毛澤東住在顧家花園，可以把王維國的“教導隊”帶上去，在毛澤東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機槍把前後路堵死，先把警衛部隊消滅，再衝進去就可以解決問題了。王維國還向於新野表態說：“首長（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執行。”於新野、王維國都認為，在上海動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對他們更有利。
1971年9月9日下午，於新野從上海坐飛機回北京前， 王維國同他一起又看過一次地形，他們決定就在上海謀害毛澤東。於新野飛回北京，到西郊機場向林立果做了匯報。
1971年9月10日，黃永勝同葉群通電話5次。其中有兩次通話時間竟分別達90分鐘和135分鐘。同日，林彪還給黃永勝寫信，信上說：“永勝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 王飛同志面洽。”葉群在1971年9月10日給吳法憲電話中問：毛澤東的情況怎么樣了？吳法憲向她報告了毛澤東在杭州同陳勵耘等人談話的內容1971年9月10日13點40分，毛澤東專列由紹興出發，14點50分鐘到達杭州。此時，毛澤東突然決定下午離開杭州。離開杭州去上海時，沒有通知當地領導幹部送行。陳勵耘雖然到了車站，見毛澤東表情嚴肅，由於他心裡有鬼，神情很不自然，不敢接近毛澤東，所以也沒有握手告別1971年9月10日15點35分，毛澤東專列匆匆由杭州出發，18點10分到了上海。毛澤東沒有下車，叫人打電話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就在這一天，林彪通過葉群，多次與黃永勝等人通電話商議，林立果也和“聯合艦隊”成員商議如何在上海“解決問題”。 毛澤東的專列從杭州到達上海，停在虹橋機場專用線上。由於毛澤東專列趕在林彪一夥準備工作之前到達，“聯合艦隊”的南線指揮江騰蛟還沒有趕到上海。專列剛停，汪東興就下車觀察地形，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去了，把這次隨毛澤東外出的中央警衛團部隊100人部署在毛澤東的主車周圍警戒，前衛、後衛車都上了部隊，以防不測。離列車150米的虹橋機場油庫，因為對列車安全有嚴重威脅，汪東興派了警衛嚴格把守。10日晚上，毛澤東同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王洪文見面。
毛澤東原來打算在上海、南京停留，計畫在9月底才回北京。所以林彪一夥也是按照這個時間表策劃在上海、蘇州之間的的碩放鐵路橋等地布置謀害活動的。但毛澤東提前發現各地異常情況以及相關人員報告，果斷採取行動，打亂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時間部署，所以，林彪反革命集團無法實施其陰謀計畫。
1971年9月11日上午，許世友一下飛機就坐車直達毛澤東專列。毛澤東在火車上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談話進行了兩個小時。許世友表示，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澤東的指示辦。毛澤東叫王洪文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吃飯。汪東興送許世友、王洪文下車時，看到王維國也來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著毛澤東召見。汪東興送完客後返回專列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說“我們走，不同他們打招呼。誰也別通知，馬上開車。先發前衛車。”毛澤東在上海停留了14個半小時，前衛車11日中午12點半發車，毛澤東專列13點12分離開上海，直發北京。
當毛澤東專列開動時，上海車站的警衛人員馬上報告了在錦江飯店吃飯的王洪文。王洪文小聲告訴許世友說：“毛主席的車走了。”許世友很驚訝地說：“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對許世友說：“既然走了，我們還是吃飯吧。”王洪文、許世友、王維國等人吃了兩個多小時的午飯。吃完午飯，許世友便乘一架伊爾-14飛機趕回南京，然後到車站接毛澤東專列。王維國則立即從上海打電話給林立果，報告毛澤東的專列已經離開上海，林立果連聲說：“糟糕！糟糕！”
毛澤東專列18點35分抵達南京站，停車15分鐘。許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澤東說：“不見，什麼人都不見了，我要休息。”汪東興跟許世友說：“毛主席昨天晚上沒睡，現在休息了。毛主席還說，到這裡就不下車了。”許世友說：“好！”他接著問汪東興：“路上要不要我打電話？”汪東興說：“不用了，我們打過了。”許世友又問：“蚌埠停不停？”汪東興說：“還沒最後定。一般的情況，這個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沒定。”
毛澤東專列從南京開出後，到蚌埠車站是1971年9月11日21點45分，停車5分鐘。1971年9月12日零點10分到徐州，停車10分鐘。到兗州時是2點45分，沒有停車。在濟南站停車50分鐘，在濟南停車期間，汪東興按毛澤東指示，打電話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值班室，臨時通知北京市和北京軍區主要負責人紀登奎、李德生、吳德、吳忠在豐臺開會。 本來毛澤東打算在濟南召見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經汪東興打電話詢問得知楊得志下部隊了，於是，專列直接北行開回北京。 專列到德州時是7點40分，停車20分鐘。11點15分到天津西站，停車15分鐘。1971年9月12日13點10分，專列到達北京豐臺站，毛澤東與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談了話，一直講到下午3點多鐘才結束。 談話結束後，李德生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調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的一個師到南口待命。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達嶺了，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向北就是張家口，既可防蘇聯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內的動亂。 1971年9月12日15點36分，毛澤東專列由豐臺站開出，16點5分到北京站，毛澤東下火車後坐汽車回到了中南海。從1971年9月11日13點12分發車離開上海到1971年9月12日16點5分專列順利抵達北京站，除了中途停車的時間，毛澤東專列從上海到達北京，路上只走了25個多小時。在當時的條件下，專列是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北京的。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團企圖乘毛澤東離京南巡之際密謀殺害毛澤東發動武裝政變篡黨奪權的陰謀完全破產。
事件經過
根據中央軍委電話總機話務員的通話記錄單記載，從1971年9月5日開始到1971年9月12日的7天中，林彪、葉群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間通過軍委電話總機接轉的電話有51次，還不包括自動電話。其中，葉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機與黃、吳、邱通話31次，通話時間合計948分鐘，即將近16小時，相當於兩個工作日。其中通話時間超過50分鐘的有8次，最長的一次135分鐘，1971年9月7日上午9點50分左右，葉群叫秘書通知留在北京的秘書，把《俄漢字典》、《英漢字典》、《俄語和英語會話》讓飛機帶來。為此，飛機起飛時間推遲了1小時。
1971年9月7日21點30分，總參二部的一位參謀照例給葉群講課。原來應該講馬其頓國王亞力山大和巴頓將軍，可是葉群卻突然拿著《世界地圖集》，問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蘇聯軍隊，中蘇、中蒙邊境地區有多少蘇聯軍隊。
1971年9月8日上午，周宇馳在北京找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航行局局長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蘇聯航班地圖。
1971年9月9日上午11點30分左右，葉群要秘書通知留在北京的秘書，把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送來。周宇馳布置許秀緒搞一份東北、華北、西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圖。
1971年9月9日21點，周宇馳布置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情報技偵處副處長王永奎搞一份作導航用的周圍國家廣播電台頻率表。
1971年9月10日上午，周宇馳要魯珉把福建、江西、廣東、廣西的一、二、三級機場的位置、長度、寬度“拿個單子”給他。
1971年9月11日上午11點左右，葉群要秘書通知留在北京的秘書，把全軍副軍級以上幹部名冊、部隊部署情況登記表以及全軍幹部工作座談會的全套檔案送來。
1971年9月12日下午16點30分左右，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胡萍接周宇馳電話，來到西郊機場。周字馳向胡萍傳達說林立果在得知毛澤東已回到北京後，決定實行南飛廣州的方案。
1971年9月12日下午17點左右，胡萍通知任256號三叉戟飛機的機師副政委的潘景寅執行去山海關的飛行任務。胡萍在下達命令時告訴了潘景寅要嚴格保密，使用252號三叉戟飛機試飛的名義申請256的航線。
1971年9月12日19點40分，北京西郊機場的256號三叉戟飛機載上林立果從北京飛往山海關機場。20點15分到達山海關。
1971年9月12日晚，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宏從北戴河打電話向張耀祠報告說：“林立衡講，林立果、葉群正在商量要挾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還要派飛機轟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讓我立刻直接向張耀祠副主任報告，保衛好毛主席。”張耀祠立即報告了汪東興，汪東興隨即報告了周恩來。
1971年9月12日23點20分左右，周恩來在了解到256號三叉戟飛機在北戴河以後，命令“注意觀察，有情況隨時報告”。此時，葉群跟周恩來打了電話，通話半小時。周恩來問葉群有沒有調飛機，葉群說沒有。林彪、葉群明明私調256號飛機，卻說沒有調飛機？引起了周恩來的懷疑，葉群說：“101（林彪）想動一下，去大連住幾天再回北京開三中全會，特向總理報告。”周恩來問：“什麼時候起身？”葉群答：“今晚走，準備空中走。”為了不驚動他們，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調飛機的事兒，我和吳法憲商量一下，看看天氣情況再說。”葉群根據林彪的旨意給周恩來打電話，本來想試探情況，穩住周恩來。可是，周恩來的問話，不但使葉群露了馬腳，更加引起周恩來的警惕。
和周恩來通完電話，葉群試圖給黃永勝打一個電話，探聽北京的動靜。黃永勝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周恩來召集的會議，周恩來接到北戴河報告後，要求與會者不要出門，也不要接電話，同時在門口布置警衛。所以軍委1號接線台找不到黃永勝，葉群更加慌了。
和葉群通完電話，周恩來先後對吳法憲、李作鵬下了兩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吳法憲：256號飛機立即飛回北京，不許帶任何人進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鵬：既然256號飛機有故障，飛機停在那裡不準動，修好後馬上回來。而且，必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4個人聯合下命令，飛機才能起飛。周恩來並要李作鵬馬上打電話通知山海關機場負責人。
1971年9月12日23點40分，林立果接到周宇馳的電話，說西郊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了。林立果跟周宇馳講：“首長（指林彪）決定立即北上，你們想辦法馬上走！”北上是事先約好的暗號，意思是去蘇聯。葉群、林立果、林彪等人坐紅旗轎車逃往山海關機場。
就在林彪一夥乘坐的紅旗轎車即將通過北戴河林彪住處58號樓之際，遭到中央警衛團攔截，紅旗轎車加速駛離。此時，李文普跳車並發生槍擊。之後，林彪乘坐的轎車衝上了公路，直奔山海關機場。
1971年9月13日
1971年9月13日0點18分，林彪一夥乘坐的紅旗轎車衝進山海關機場。一輛油罐車正在給256號三叉戟飛機加油。轎車開到飛機的旁邊，車還沒停穩，林立果穿著白襯衣，拿著手槍，從右車門下來，十分慌張地大聲喊著：“快！快！快！飛機馬上起飛！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衛林副主席！”緊接著林彪、葉群從車右門下車，跑步直奔飛機。他們顧不得等客梯開來，沿著機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個上去的是劉沛豐，葉群往上爬的時候，林彪緊跟著往上爬。葉群一邊往上爬一邊急促地喊著：“快！快！快！飛機趕快發動！油車趕快離開！”他們沒等機組人員上齊，飛機滑行燈也沒敢開，機艙門還未關上，飛機就急促起動，強行滑出。
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機現場
1971年9月13日0點23分，256號三叉戟飛機加大油門，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在滑行中，右機翼撞壞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車罐口蓋，刮掉了機翼上的鋁皮，撞碎了機翼上的綠色玻璃燈罩和有機玻璃等。
1971年9月13日0點32分，在沒有夜航燈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況下，256號三叉戟飛機在一片漆黑中，強行起飛。
當林彪的座機起飛後，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圖和最終去向。周恩來只知道情況有異，問題嚴重，於是下令打開雷達，嚴密監視。
256號三叉戟飛機航線圖
256號三叉戟飛機起飛後，順著山海關機場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飛行了4分鐘，其後用了大約10分鐘的時間緩慢而艱難地轉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飛去。周恩來果斷地向空軍司令部調度室發出命令：“請你們向256號飛機呼叫，希望他們飛回來。就說不論在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然而256號三叉戟飛機雖然開著無線電，聽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1971年9月13日1點55分，256號三叉戟飛機起飛83分鐘後，在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越界進入蒙古上空。周恩來立即從人民大會堂驅車前往中南海，當面報告了毛澤東。隨後，決定向全國發布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所有飛機一律停飛。
林彪屍體照片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應付各種情況的應急措施。周恩來親自給全國11個大軍區和29個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打電話，通報林彪外逃的情況，要求各地堅決聽從黨中央、毛澤東的指揮。出於保密的考慮，周恩來使用的是經過斟酌的語言：“廬山會議第一次全會上第一個講話的那個人，帶著老婆、兒子，坐飛機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方向去了！你們要聽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揮，從現在起，立即進入緊急備戰。”
1971年9月13日2點25分，256號三叉戟飛機飛行了約118分鐘時，墜毀在距溫都爾汗約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爾莫格縣蘇布拉嘎盆地（東經111°15′、北緯47°42′）林立果、劉沛豐、林彪的司機楊枕綱、飛機駕駛員潘景寅以及3名機械師共9名機上人員全部身亡。
1971年9月13日上午，周恩來召集軍委和總參有關領導開會，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現的軍事動向，研究內防政變、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決定集中3個機械化師、2個坦克師、1個炮兵師、4個警衛師，共10個師的精銳部隊，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京北南口，京東首都機場，京南保定以北，是重點防禦地區；防空降、防機降、防機械化部隊突襲，是主要作戰方式。當晚，各部隊進入了預定作戰區域。
中南海內加強了警戒，增加了警衛兵力，修築了掩體，架設了機槍和防空武器。毛澤東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來的住房，來到人民大會堂118廳暫住。
1971年9月13日以後
1971年9月14日上午，中國外交部專門研究了外交對策。當時作了四種估計：（一）由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國廣播或報紙發表談話；（三）林彪及其追隨者暫不露面，也不直接發表談話，由外國通訊社客觀報導林彪已到達某國某地；（四）暫不發表訊息，以觀國內動態。會議分別討論了在上述情況下的對外交涉和如何表態問題。
林立果屍體
1971年9月14日上午8點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通報說13日凌晨2時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一架中國的噴氣式飛機失事。飛機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機，乘員9人，包括1名婦女，不幸全部遇難。他就中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土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釋。
1971年9月14日中午12點50分，駐蒙古使館的特急電報便送到了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手上。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領導小組會議的姬鵬飛向與會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並立即派人把電報送到人民大會堂，報告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和周恩來。1971年9月14日14時左右，已連續工作50多個小時沒有合眼、剛剛入睡的周恩來被緊急叫醒，首先看到了電報。他頓時異常興奮，連聲說：“啊，摔死了！摔死了！”顧不上換下睡衣，親自拿著電報快步前往118廳報告毛澤東。
256號三叉戟飛機殘骸
這樣，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出逃大約36個小時之後，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但中央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要嚴格保密。於是，外交部指示駐蒙古使館繼續就飛機失事原因進行調查和交涉，並把進展情況隨時報告國內。
1971年9月18日，在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5天之後，中共中央發出了第一份通報林彪叛逃的檔案。
事件結果
1971年9月17日，周恩來將《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稿報毛澤東審查。這份通知稿的主要內容是：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
（二）林彪叛黨叛國，是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總暴露、總破產。
（三）我們黨是從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
（四）當前全黨必須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敵人破壞，必須繼續加強戰備。
（五）林彪叛黨叛國問題，根據內外有別、有步驟地傳達的原則，只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黨組織。
毛澤東看後，批示“照發”。後來根據中央指示，這個通知逐步擴大了傳達範圍。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號檔案發布了《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
197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號檔案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傳達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號檔案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向全國民眾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件的通知》。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77號檔案發布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
1972年1月13日、7月2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又相繼轉發了中央特偵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
影響
“九一三”事件後，在清理林彪有關材料時，發現藏有一些孔孟言論的卡片，又在床頭掛有“克己復禮”的條幅，於是認定林彪與孔子一樣，都是搞“復辟資本主義”。圍繞批林問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意見是：批判極左思潮，在各條戰線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以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為代表的意見是：批判林彪“復辟資本主義”的“極右實質”，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錯誤理論和實踐。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時要批孔的意見。此後，他反覆強調，要抓路線方向，防止出修正主義。在中共十大召開前，批孔成了毛澤東經常談論的話題，明確否定了黨內批林糾左的路線。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指出：“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1974年1號檔案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國開始了“批林批孔”的運動。
結局
1980年4月，公安部受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並開始偵察預審。林彪反革命集團中林彪、葉群已在乘飛機叛逃國外時摔死在蒙古國溫都爾汗，因此只審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五人。江騰蛟是林立果策劃謀害毛澤東的“聯合艦隊”中主要人物。1980年9月22日，預審工作結束。公安部修訂了《起訴意見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後提交特別檢察廳審理。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通知。《通知》指出：依法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強烈願望。預審工作已經結束，案件已送到檢察院，預定在10月間提起公訴，依法審判。
1980年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十六次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在會上宣布，這次準備提起公訴的10名主犯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對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訴。會議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布開庭。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宣讀了起訴書，列舉了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4大罪狀48條罪行。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布，對10名被告，將由第一審判庭和第二審判庭分別審理。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布了如下判決：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判處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判處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處江騰蛟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通過這次審判，進一步清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罪行，給了這伙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以應得的法律懲處。
此後，各地人民法院、軍事法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其他案犯也陸續分別進行了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