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嶽五七幹校

息縣東嶽五七幹校位於東嶽鎮烏廟村張莊南部，創建於1969年，文化名人錢鍾書、楊絳夫婦、沈從文、俞平伯、何其芳、吳世昌、余冠英、何西來、呂叔湘、丁聲樹、胡繩、任繼愈、金岳霖、孫冶方、顧準、吳敬璉等都曾在息縣東嶽“五七”幹校工作學習勞動過。

1969年11月18日晚，河南省息縣東嶽公社軋花廠倉庫里，搭滿大大小小的通鋪，集中住著100多人。在這些人中，有文化名人錢鍾書及夫人楊絳、俞平伯、沈從文、胡繩、何其芳、呂叔湘，有經濟學家孫冶方、駱耕漠、顧準、吳敬璉、林里夫等等——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中央機關單位在息縣“五七幹校”的歷史一幕。據息縣縣誌記載：1969年前後，外貿部、物資部、鐵道部、中科院、對外文委、對外經委、全國總工會等中央機關單位先後在息縣舉辦“五七幹校”。到1970年，有幾千名北京人來息縣，住在各個“五七幹校”駐地。他們在參加政治運動和田間勞動的同時，也進行著各種思考和創作，留下了很多有重要價值的手稿和作品，這其中包括著名學者的理論文章，著名作家的詩歌、散文、日記等等。今天品評這些文字，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當年文化浩劫之中，這些學人的睿智和個性。 俞平伯在息縣創作的詩 俞平伯是一位久負盛名的學者、作家、批評家兼詩人，他一生潛心寫作，辛勤筆耕，以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建樹，成為“五四”運動以來為數不多的碩儒，特別是對中國古典詩詞和《紅樓夢》，他有著很深的研究。 俞平伯一生作詩數量極多，他把“人生譬之為波浪，詩便是船兒”。1969年，他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五七幹校”來到息縣，這一段生活，成為詩人一生中最特別也最難忘的經歷。樸素寧靜的鄉間生活與喧囂壓抑的政治氣候形成巨大反差，使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望。這期間，詩人進入晚年創作的高峰期，農舍茅屋、河塘竹林、雜亂的集市、泥濘的道路均成為素材。鄉親們常看見他隨身攜帶著一個破舊發黃的小筆記本，上面寫滿了七言或五言詩詞，從這些草稿的流暢程度來看，幾乎每首詩都是一氣呵成，很少改動。在息縣一年多的生活里，詩人共創作了近百首詩詞，具有代表性的是《息縣雜詠》、《紀東嶽事》、《至日》等等，其中七言長詩《重圓花燭歌》還在香港單獨出版。這些詩詞，真實地記錄了息縣農村的田園風光和民情民風，至今讀來仍清新爽朗。詩人在《紀東嶽事》里寫道：　櫻子黃先赤，紅桃更綠桃。　塘春多扁嘴，延頸白鵝高。　東嶽廟恢擴，聞當街北頭。　他年遭劫火，空有集名留。　明日當逢集，回塘撒網賒。　北頭賣蔬果，南首有魚蝦。詩人住處，房前屋後有很多楝樹，當紫色的楝花盛開時，隨風飄來陣陣清香。這位久住蘇杭和京城的老人，從未見過楝花，他在一封家信中滿懷喜悅地寫道：“頃看見一樹，地面落花紫色，此花在詩詞中每見之。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其第二十四番，即楝花風。開到此花，春信全了，故詩人每每用之。我卻從未見過，因口占二詩。”天氣清和四月中，門前吹到楝花風。南來初識亭亭樹，淡紫英繁小葉濃。此樹婆娑近淺塘，花開飄落似丁香。綠陰庭院休回首，應許他鄉勝故鄉。詩人夫婦倆在息縣東嶽住了一年零兩個月，在此期間與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農民問字》一首：昔年漫學屠龍技，訛謬流傳逝水同。　慚愧鄰娃來問字，可留些子益貧農。在農村過端午節是非常熱鬧的，特別是鄰居的熱情關照，常給他們帶來許多喜悅和快樂。1970年端午節，詩人夫婦倆在鄰居家度過，隨後，詩人在《端午節》中寫道：　晨興才啟戶，艾葉拂人頭。　知是天中近，鄰居為我留。　清潤端陽節，茅檐插艾新。　分嘗初刈麥，慚荷對農民。由於詩人夫妻年紀大，又受人尊敬，勞動時一般被安排些較輕的活乾，《績麻》是其勞動內容之一：脫離勞動逾三世，來到農村學績麻。鵝鴨池塘看新綠，依稀風景似歸家。農村的生活也常給老人帶來一些困難。一個下雨天外出開會，俞平伯步行返回至半路時，道路泥濘，立在其中無法自拔。幸有農人路過攙扶，昏黑時才回到住所。這次經歷發生在“冬至”那天，所以詩人寫了首《至日》：　至日易曛黑，燈青望眼賒。　泥途雲半舍，苞信一何遐。　已濕棉衣重，空將油傘遮。　風斜兼雨細，得伴始還家。1971年元旦，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識分子提前從幹校“畢業”。在離開東嶽時，老鄉們都來相送，真情難捨，詩人用息縣方言賦詩一首《與農民話別》：　落戶安家事可懷，自憎暮景況非材。　農民送別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來。俞平伯一生當中，有20年住在蘇杭，有50年住在北京，但是，在息縣的這段生活經歷給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卻不亞於北京和蘇杭。回到北京以後，老人與息縣東嶽的房東之女顧蘭芳有書信相通，常勾起他的思鄉之情，他在《辛亥雜詩》里寫道：　茅檐土壁青燈憶，新歲新居住永安。　日日風寒已是春，農娃書信慰離人。　卻言昨夢還相見，回首天涯感比鄰。　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歸味所趨。　自是人情鄉里好，殷勤護我到茅廬。　……俞平伯1990年以91歲高齡逝世於北京。他的詩詞成為息縣人民永遠唱不完的歌。錢鍾書夫婦及《幹校六記》 息縣東嶽有位老農說，“五七幹校”的人，個個通曉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國文字。這正是“五七幹校”的文化名人留給老百姓的印象。其中的錢鍾書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學者、作家，他博識多能，學貫中西，主要作品有《管錐編》、《圍城》等，被譽為文化大家。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是翻譯家、文學家，最著名的譯著是《堂吉訶德》。1980年，她根據“五七幹校”的親身經歷寫成了散文集《幹校六記》，記錄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生活狀況，中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里的多舛命運和達觀精神，以及他們夫妻恩愛、相依為命的感人場景，“文字簡約而詼諧，感覺微妙而真切”。當時，到“五七幹校”的隊伍從北京出發，“學部敲鑼打鼓進行歡送，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及老伴打著紅旗領隊當先，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他們兵分兩路，一路經信陽、羅山和息縣縣城，另一路經駐馬店、正陽，到息縣東嶽。剛開始，楊絳一行暫住在村里副隊長的家中，六面泥的小房子，半尺高的窗洞，床位在沒風的暗角落裡，伸手不見五指，除了晚上睡覺，白天待不住。 幹校的勞動有多種，種豆、種麥等農活是大田勞動，也有些雜活，如脫坯、養豬、打井、種菜等等。“清晨三點鐘空著肚子下地，早飯六點送到田裡，勞動到中午休息，黃昏再下地乾到晚。”在《鑿中記勞》、《學圃記閒》兩篇文章里，楊絳記錄了挖井的過程和感受：“挖井一開始是乾土非常吃力，到後來是帶有水分的爛泥巴分量更沉重，由於天氣很冷挖到三米深以後，越挖越困難。”楊絳乾的是為打井人送飯和燒水的雜活，有時也湊湊熱鬧，脫了鞋襪，把四處亂淌的泥漿鏟歸一處。“平時總覺得污泥很髒，可是把腳踩進泥里，覺得它更親近了。”水井挖好的那天，楊絳還特意打來燒酒，買來泥塊糖（劣質糖塊），為大家開了個慶功宴。楊絳在一個村莊看管菜園，錢鍾書則在另一個村莊看管工具，他們相隔咫尺卻不得見面。 後來，錢鍾書得到一份到郵電所領取報紙、信件、郵包的工作，湊巧的是去郵電所的路正好經過楊絳看管的菜園子。這樣，他們夫婦倆可常在菜園相會，楊絳養的一隻小狗也在錢鍾書來時繞膝親熱，他們“遠勝於舊小說和戲曲里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在這期間，他們還度過了60歲的生日，為此，還開了一個燒雞罐頭。菜園裡種了很多青菜，有韭菜、萵筍、胡蘿蔔、香菜、蒜苗等等，常有老鄉來“揀”他們的菜。一天，有位老大娘帶著女兒揀了許多乾老的菜幫子，說“先用水煮一下，和些麵糊，一攪，可好吃哩！”“我見過他們的‘饃’是紅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麵糊也是紅棕色的，不知‘可好吃哩’麵糊是何滋味”，楊絳寫道。她經常在生活上幫助這位老大娘，還指導小女兒的學習，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幹校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小故事。當時，錢鍾書又黑又瘦，容貌和照片上差別比較大，他到診所看病，心直口快的黃大夫看他簽名簿上寫的是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是什麼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後來錢鍾書說出楊絳的名字，此事才得以了結。錢鍾書和另一位一級研究員，從來就沒有用柴草燒過火，一次別人讓他倆燒開水，結果半天時間都沒有燒開，這事讓大家笑話了很長時間。 更有趣的是何其芳吃魚的故事：一天，食堂改善一伙食，有紅燒魚，何其芳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起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嘗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沒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里還沒拿掉，大家看到都笑了。顧準的《息縣日記》 顧準是一位會計學家、經濟學家，也是一位當代思想家。他才華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一生在歷史、哲學、政治等諸多領域進行著執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獨特的學術思想，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他就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在一生的著作里，全面研究世界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盡力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淵源，在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說過，只要能清醒地看到我們國家問題的所在，我們的祖國不久就會“雄飛世界”。 顧準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歷盡了種種苦難。有兩大重要歷史事件使他與信陽地區結下了不解之緣。一次是1959年被下放到商城縣勞動改造近五個月；另一次是1969年隨學部“五七幹校”到息縣生活近兩年。 1969年11月，顧準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下放到息縣“五七幹校”。在此期間，他留下了一二十萬字的《息縣日記》。當時政治運動頻繁，很多知識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