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河[中國第—個進行“包產到戶”試點人]](/img/b/bb1/nBnauM3X0IzNyETO5gDN4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4QzLxA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李雲河[中國第—個進行“包產到戶”試點人]")
人物經歷
在1956年召開的永嘉縣第一屆黨代會上，李雲河被推選為主持農村工作的縣委副書記，時年僅有26歲。
1998年7月，浙江省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改革42周年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即將舉行，北京、上海及全國各地的領導、專家、學者和記者都來到了永嘉，全縣上下籠罩在一種少有的歡樂氣氛中。而在此時，本該成為會議的主角、“包產到戶”的首創者、捍衛農民利益的英勇鬥士李雲河，卻因兇殘的癌症於7月7日被奪去了生命，再也不能出席會議了，終年僅有68歲。專程趕到浙江參加會議的原中顧委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十分沉痛地說：“我本想在這裡會見李雲河同志，誰知竟不能如願……我對這位包產到戶先驅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作為全國著名的農業專家和學者，杜潤生為何對李雲河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李雲河的逝世為何能引起如此多的人的悲痛和深切的懷念？這需要從李雲河的經歷和遭受到的迫害說起。
人物評價
在毛澤東主席領導的農業合作化的日子裡，浙江省永嘉縣活躍著一位軍人出身的年輕的領導者。他身材瘦長，眉目清秀，頭髮濃黑，說話辦事都顯出軍人那種迅捷幹練的作風。這位領導者，便是該縣主持農村工作的縣委副書記李雲河。
李雲河走上永嘉縣委領導崗位之時，其所在的浙江省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就曾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關注乃至爭論的一個重要省份。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給中央報送了一份《把老區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生了渙散的互助組不是向現代化和集體化方向發展，而是向富農的方向發展，因而他們主張把互助組提高一步組成合作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不同意這一主張，當年7月3日劉少奇給這份報告加了按語，印發給黨內負責同志和馬列學院的學員，語言激烈地指出，黨內有一部分人害怕資本主義發展，企圖用平均主義去戰勝資本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卻明確支持中共山西省委的意見，專門找劉少奇、薄一波談話，批評他們的觀點“右傾”。同時，毛澤東還指示陳伯達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起草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這樣，就使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在全國搞起來了。在這一運動中，浙江省委農工部沒有及時糾正一些地委提出的“抓兩頭，帶中間”即依靠貧農、鬥爭富農、帶動中農的錯誤口號，強迫命令，使該省的農業合作社由1954年秋收前的3800個猛地增到1955年春天的50950個，加上4800個自發社，總數達到55000個。由於過速過快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部分農民有怕“歸公”的思想顧慮，就出現了比較普遍的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如不積極漚肥積肥，大批出賣牲畜，有了錢不買生產資料，用於搶購不急需的用品，甚至用於修墳、買棺材等等。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第七辦公室主任的鄧子恢，於1955年3月下旬和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研究，並將討論意見寫成了《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此稿寫成後，鄧子恢曾委託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呈請毛澤東審閱。同年3月25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將此《意見》用電報發往浙江省委。指出：據已知材料，你省農村緊張情況仍在繼續與發展著，農民生產情緒很不穩定，除糧食工作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幾），也是促成緊張的重要因素之一。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實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地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夠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
此電報發出後，鄧子恢出國，譚震林召集中央二辦和農村工作部的負責人開會，決定派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中央二辦副處長袁成隆一道去浙江解釋電報精神。杜、袁二人在浙江調查後，於4月11日聯名向兩個派出機關寫的報告說：浙江整頓和鞏固合作社的工作“除全面端正自願、互利政策外，需要實行一個全力鞏固、堅決收縮的方針”。現在不少合作社向政府要錢要糧，“中農不投資，貧農要預支，坐吃山空”，“一年之計在於春，必須趕快下馬”。在北京開會的江華也給省委打回電話，說“浙江合作冒進，全國第一”，督促省委採納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建議。經一個多月的工作，使該省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53144個壓縮為37507個，減少了15607個，減下來的合作社大部分轉為互助組。
毛澤東覺察到浙江收縮合作社後，於1955年5月5日晚9時半，在頤年堂和鄧子恢談話時警告說：“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查。”7月31日，他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中批評說：浙江由於採取所謂“堅決收縮”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5．3萬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萬個包括40萬戶的合作社，引起民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勝利沖昏頭腦，犯出“左”的錯誤當然不好；勝利嚇昏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於後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小型合作社就嚇昏了。毛澤東主席把圍繞合作化問題的分歧，概括為“下馬”與“上馬”之爭。
在今天看來，農村工作部的電報和鄧子恢等同志在合作化方面的有些說法不是沒有缺點的，如對於什麼叫收縮，講得比較含混，杜潤生在浙江講的“下合作之馬”、“砍合作社”等用語，就更容易引起誤解了。但大量材料表明，收縮合作社的意見是對的。1981年3月9日，中央辦公廳轉發了國家農委黨組《關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和黨中央批准這個請示報告的意見。這份請示報告指出，經過調查核實，浙江省1955年整頓農業生產合作社，“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糾正了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一度緊張的中貧農關係得到了很好的解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恢復了，幹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實踐證明，這樣處理是符合民眾要求的。有的地方由於醞釀不夠，行動過猛和工作過粗，對不該收縮的也收縮了一些，這是在具體執行中的缺點錯誤”。
實際效果儘管如此，但毛澤東是不同意“堅決收縮”方針的。1955年7月11日，他在頤年堂約見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勛、杜潤生、譚震林和陳伯達時，對鄧子恢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7月31日，他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更把對合作化過速發展持有看法的同志比作“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到8月31日，毛澤東在對安徽省委關於合作化情況報告的批語中指出：“安徽省委尖銳地批判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種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這是中央檔案第一次提出批判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到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講話中，更尖銳地說：“我們的農村工作部，應該是一個促進部，但在一個時期之內，它是促退部。”
由於毛澤東的堅持和推動，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確實到來了，到1956年1月，全國各省市區初級農業合作社基本成立，到5月又一躍實現了“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合作化。
作為縣級幹部的李雲河當時不大清楚中央一層在合作化問題上的分歧和爭論，但他在對永嘉縣466個高級合作社的調查中，既為民眾突然高漲的熱情而高興，又為各社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而著急。這些問題，集中地表現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用當時說法，就是“鞋子”太大，“腳”太小。同時還存在管理不善、責任不一、效率不高、窩工浪費的諸多問題。農民對窩工問題意見最大，說是：“早上排排隊，回頭煙妹妹（吸香菸），晚上開開會，乾起活來一大片，走起路來一長串。這樣大呼隆，別說增產增收，就是老本也難保。”在三溪區和梧埏區的農村調查中，李雲河還發現了四個突出問題。 一是高級合作化後，勞動組織較之初級社時的規模擴大了三、四倍以上，具備了某些大生產的特點，生產關係的改變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最活躍因素農民的生產熱情，而勞動工具還相當落後。
二是生產關係改變了，但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改變，出勤率高了，但眾多勞動者還是帶著相當落後的生產工具，擠在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上，用小農生產方式進行著大兵團生產，這就形成了不小的浪費。
三是為適應集體大生產，有人試圖採取“並丘擴田”，但因土壤肥瘦不均，土地高低不平，勉強“擴田”不利於農作物生長，加之畜力少，工具陳舊，用於肥田的主要是農家肥，用人拉肩挑之法在減少了田埂和實施“小株密植”的土地上施肥幹活，形成許多不便，從而造成增產緩慢。
四是用大批勞力在小塊地上勞作，一件農活要經過數十人的合作，“按勞計酬”難以正確執行。用他的話說：“生產‘一窩蜂’，必然帶來評分‘滿堂紅’；隊長難當，社員觀望，面對複雜的生產內容，細緻的管理技術，生長不一的作物，晴雨無常的天氣，如果稍一放鬆領導，任其自流，就會使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挫折，就會使農作物受到‘委屈’。” 作為縣委的一位年輕的思想活躍的農業書記，面對迅猛到來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特別是面對農業合作生產高級化急迫需要解決的這么多重大問題，李雲河怎么能不著急，能不苦思冥想地去尋找解決之法呢？
在與農業合作社社員的座談中，他在與大夥商量。在走家串戶的調查中，他在尋覓著解決問題的最佳出路。在回到機關、回到宿舍之後，他仍在作深沉的思索。在他感到“山窮水復疑無路”之時，《人民日報》的一篇短文引起了李雲河的注意，心裡像有一絲光亮透了進來，頓時感到眼前也亮堂了起來。“包產到戶”是這樣搞起來的。
在李雲河為解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管理問題極端苦惱的時候，鄧子恢於1956年4月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部長會議上的講話傳達下來了。鄧子恢講，改進生產管理，建立承包制度，是保證辦好合作社的關鍵。在李雲河認真學習和消化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精神、琢磨如何改善高級社管理工作問題的時候，作者署名何成的一篇短文在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標題是《生產組和社員應包工包產》。這篇文章不長，位置也不很突出，而對高級社管理問題十分著急而變得異常敏感的李雲河，卻一下注意到了這個標題，認為它第一次突破了生產組和社員不能包工包產的禁區，是提出生產組和社員建立包工包產責任制構想的好文章。
該文一下點明了高級合作社生產管理方面問題的癥結所在，寫道：“把一定產量的任務包給生產組和每個社員，是完全對的。有些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是高級社），只有生產隊包工包產，生產組和社員不包工包產，這就產生了問題，那就是社員只顧賺工分，不關心社裡生產。這是目前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了勞動組織，實行包工包產，生產仍然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李雲河聯繫到自己在本縣高級社所看到的情況，感到此文是把話說到家了，把自己心裡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於是，他開始由生產組織想到了社員，由社員想到了戶，並思考可否實行包產到戶的問題。
作為全國著名的農業專家和學者，杜潤生為何對李雲河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李雲河的逝世為何能引起如此多的人的悲痛和深切的懷念？這需要從李雲河的經歷和遭受到的迫害說起。永嘉縣一位朝氣勃勃的領導者，在毛澤東主席領導的農業合作化的日子裡，浙江省永嘉縣活躍著一位軍人出身的年輕的領導者。他身材瘦長，眉目清秀，頭髮濃黑，說話辦事都顯出軍人那種迅捷幹練的作風。這位領導者，便是該縣主持農村工作的縣委副書記李雲河。
李雲河，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