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元[朝鮮王朝大臣]](/img/d/5a8/nBnauM3X0IDN1YzN0QTN4YT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0UzL4Y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李裕元[朝鮮王朝大臣]")
仕途經歷
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年，朝鮮純祖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李裕元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本貫慶州李氏，是吏曹判書李啟朝之子，出身少論派世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朝鮮憲宗七年）參加科舉考試，獲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作為冬至使的書狀官首次出使中國。朝鮮哲宗時歷任義州府尹、吏曹參議、全羅道觀察使、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刑曹、禮曹、工曹判書、議政府左參贊、黃海道觀察使、鹹鏡道觀察使等顯職。
李裕元是一個非常熱衷權力的人物，同治二年（1863年）出任鹹鏡道觀察使時，權臣金炳國的心腹吳弘烈以鑄錢監官的身份來到鹹鏡道，由於當時尚處於安東金氏勢道政治時期，因此李裕元對吳弘烈極盡奉承之能事，但到第二年，隨著朝鮮高宗李熙的即位、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的攝政，安東金氏迅速失勢，李裕元見風使舵，竟將吳弘烈逮捕下獄，然後剝其私財八萬兩獻給大院君。 李裕元也因此拜相，被大院君提拔為左議政。 但好景不長，很快他就與大院君反目，隨後在同治四年（1865年，朝鮮高宗二年）被貶為水原府留守。其後李裕元游離於政界，寓居在楊州嘉梧谷別墅。他的別墅距漢城八十里，史載“時稱其所往來八十里，皆其田畔路，不踏他人片地，甚言其占田之廣也。園林花石之勝，近世所未有。選童女作男子裝，以應呼喚，其它奢淫稱是”。 同治七年（1868年）又獲御筆“橘山嘉梧室”的匾額。 李裕元在嘉梧谷過著優哉游哉的日子，直到大院君垮台為止。
擔任領相
李裕元隸書題字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五日，興宣大院君引退，高宗王妃閔妃開始掌握實權。十一月十三日，李裕元被任命為領議政。 李裕元上任後，就投靠了閔妃集團，與閔升鎬、閔奎鎬等閔姓外戚沆瀣一氣，“貪鄙狡猾，至老不衰” ，同時又極力討高宗的歡心。李裕元很善於說話，平易近人，在高宗面前“抵掌歡洽，如家人父子，雍容自得” ，還曾進入東宮，將五技鼠獻給愛玩的世子李坧 ，因此李裕元和宮廷的關係非常好，這也是他長期得寵的原因。同時李裕元又抨擊大院君的對外政策，他對高宗國王說：“我國與日本結鄰通信已三百年，所以無一釁端，有百和好，書契之以禮，贈給之以時，毫無相失。忽於三年之間，無故阻隔，今則無異閉關絕約……” 主張同日本修好。李裕元還積極為閔妃之子李坧冊封為王世子效力。當時傳來宗主國清朝有意以長幼順序為朝鮮立儲的訊息，閔妃之子作為高宗的次子得不到清朝點頭。光緒元年（1875年）初，李裕元卸下領議政職務，轉任領中樞府事，既而以世子冊封正使的名義出使中國，向清廷討封。 在被任命到啟程的半年時間中，李裕元與閔奎鎬等秘密與東萊倭館接洽，希望藉助日本的力量來推清朝冊封李坧為世子，同時又多方構陷反對藉助日本力量立儲的前東萊倭學訓導安東晙，在同年三月將其梟首示眾，在朝鮮國內為世子冊封鋪平道路。 同年七月三十日啟程，李裕元在中國動用百萬金向李鴻章等清廷重臣行賄，使他們改變心意，傾向將閔妃之子冊封為世子，再加上有日本駐華使節疏通，此事最終大功告成，使清廷拍板同意冊封，十二月十六日回朝復命。
與李鴻章的交往
李裕元和李鴻章之間的書函李裕元出使中國期間，路過直隸永平府（今河北盧龍），與當地知府游智開交遊，是年八月爆發雲揚號事件，在中國的李裕元對此十分憂慮，他寫道：“自聞洋舶之侵通津、喬桐等地，心神不寧，夢與諸大臣會坐論國事，未畢而覺，牕月尚在。” 十一月七日，李裕元在歸國途中再經永平，游智開設宴招待，席間李裕元乘隙“托願交李中堂鴻章”，以便商議因雲揚號事件引發的日本問題，於是寫一份信託游智開捎給李鴻章，表達他對李鴻章的景仰。 李鴻章則根據游智開關於“李裕元即系該國執政之列”的介紹以及李裕元“尚知禮儀，並非拒人太甚”的判斷，當即於收到來信的第二天即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876年1月11日）擬寫覆信，對朝日兩國的“邇來交際 如何”表示關心，並指出中國“幅員過廣，三面環海，揆厥形勢，既未能閉關自治，不得不時加防備”。 兩個月後該信轉達到李裕元手中。此後6年間李裕元和李鴻章進行了17次書信聯繫，他和李鴻章便結為文字之交，而他們之間的通信也成為清末中朝宗藩關係轉變的信號之一。
光緒二年（1876年）正月，朝鮮和日本簽訂了《江華條約》，此後清政府為牽制日本，欲勸朝鮮與歐美國家建交通商，以夷制夷，於是清廷於光緒五年（1879年）七月五日對李鴻章命令道：“李鴻章與朝鮮使臣李裕元曾經通信略及交鄰之意，自可乘機婉為開導。” 於是李鴻章向李裕元寫信一封，苦口婆心地力勸朝鮮“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窺伺”。 李裕元將這份信予以公開，之後在十一月才向李鴻章回信表示：朝鮮與日本訂立條約，實出於“萬不得已”，並對其“以夷制夷”政策有所微詞，他還強調朝鮮“偏在一隅，謹守規毒，退居文弱，自治方內，不暇外交。而況泰西之學異吾道，實乖民彝，則嘗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敬而遠之如鬼神”，而且“小生寄身山野，餘生無多”。 李裕元的這種回答，顯然是婉拒了李鴻章關於朝鮮向歐美開放門戶的勸告。因此李鴻章向總理衙門報告稱：“李裕元牽於眾議，玩其辭旨，亦似未以他事為然。因時轉移，相機利導，殆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儘管李鴻章透過李裕元的途徑勸告朝鮮開放國門落空了，但這種“書信外交”作為清末宗藩關係調整的一種獨特方式仍不失其重要意義。
晚年
李裕元事實上，李裕元雖然很早就主張與日本修好，也被李鴻章評為“曉暢時務”，但他的思想仍然保守，並不主張開放門戶，曾於光緒五年（1879年）六月上疏堅決反對仁川開港。 後又批駁黃遵憲《朝鮮策略》中“聯美國”之說，並稱“天津駐紮李總督鴻章，防洋之人而反為扶洋，近日之言曰：‘遠交而近攻’，此各隨其勢以言，然守其疆者，何必遠交以擾近境乎？”，連帶批判李鴻章。 他還上疏稱：“夫我國之於泰西諸國，聲氣不相通，（天）主教本來邪教，隔在滄溟萬里之外，雖有咫尺強敵之患，其將以為恃乎？以臣愚見，已知李（鴻章）書、黃（遵憲）冊，俱是挾雜， 不足取信。” 這已充分表明他的態度。他私下對與李鴻章等清朝官員的會談也不以為然，曾說：“伊來洋醜挾倭而跳梁，機密當事者外難知其里許。漢人雖秩高，不得與聞。我人所接漢人而已，則其茫昧一般。且慎言語無如漢人，設或有脈絡之微攄，只說其膜。故見其書談其紙，不識端倪。” 李裕元不喜歡日本，他作詩諷刺日本道：“古昔倭奴唐日本，信巫崇釋性狼佻。一劍隨身無邇遠，此生如寄輕鴻毛。” 而其主張同日本修好，不過是順應閔妃集團對外開放主張的見風使舵之舉，他本人的想法並不是這樣的。
領中樞府事李裕元於光緒六年（1880年）十月致仕，被授予“奉朝賀”的名譽稱號。光緒七年（1881年）發生“辛巳斥邪運動”，閏七月儒生申㰔彈劾李裕元“犯人臣外交之罪” ，李裕元急忙上疏辯白，不料卻被指為只顧自己辯解，沒有聲討儒疏（當時高宗將上疏儒生定為“逆賊”而加以鎮壓，臣子理應聲討之）而被流放平安道中和府（後改為巨濟島）。 這個能使一名久受信任的元老大臣發配遠地的罪名顯然有些牽強，而據當時的朝鮮領選使金允植向李鴻章透露：“緣李相（李裕元）昏耗，將中堂密函示人，遂至傳播於日本。今年夏有悖儒投進斥和之疏，其中並論李相不當與中堂往復。我寡君怒其不密，即日竄逐李相於嶺南（慶尚道）之巨濟府。” 說明其被流放的真實原因是泄露了李鴻章致他的關於勸朝鮮與歐美通商的信函。同年十二月，李裕元獲得釋放，返回鄉里。壬午兵變後返京，與其他元老大臣聯名反對為閔妃舉行葬禮。 壬午兵變被平定後，保守的李裕元被任命為全權大臣與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談判，並且簽訂了不平等的《濟物浦條約》，朝鮮政府任命他的用意是“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藉口以拒外交”。 光緒十四年（1888年）九月初六日，李裕元病卒，享年七十五歲，諡號“ 忠文”。
著作
李裕元頗通文藝，博學多才，著作很多，遺著有《林下筆記》、《嘉梧稿略》、《橘山文稿》等，記錄了許多掌故軼聞。他第二次出使中國（1875年）時的《薊槎日錄》被收入《燕行錄》中。
有的書籍稱李裕元為朝鮮高宗的叔父，其實李裕元和朝鮮王室並無親屬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