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北宋文學家]

李格非（約1045~約1105年）北宋文學家。字文叔，齊州章丘（今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 ）人，女詞人李清照之父。李清照《上樞密韓公詩二首》詩序中稱“父祖皆出韓公門下”，可知其父祖輩皆為“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宋史·韓琦傳》）的學士韓琦的門下士。幼時聰敏警俊，刻意於經學，著《禮記說》數十萬言。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中進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縣）司戶參軍、試學官，後為鄆州（今山東東平）教授。宋代有兼職兼薪制度，郡守見他清貧，欲讓他兼任其他官職，他斷然謝絕，表現了廉潔清正的晚節。

生平介紹

李格非[北宋文學家]

元豐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齊魯著名隱士廉復撰寫《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證其為人，傳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學錄。他專心著述，文名漸顯，於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於蘇軾”，與廖正一、李禧、董榮同在館職，俱有文名，稱為蘇門“後四學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學，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學君臣唱和詩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學正。

紹聖元年（1094年），章惇為相，立局編類元佑諸臣章疏，召李格非為檢討，拒不就職，因而得罪，遂被外放為廣信軍（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職期間“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好，杖而出諸境”。表現出厭惡邪術、不信鬼神、反對迷信的思想。紹聖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為校書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傳世名文《洛陽名園記》。《宋史·李格非傳》云：“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洛陽名園記》10卷，記洛陽名園，自富鄭公（富弼）以下凡19處。北宋朝廷達官貴人日益腐化，到處營造園圃台謝供自己享樂，李格非在對這些名園盛況的詳盡描繪中，寄託了自己對國家安危的憂思。紹聖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禮部員外郎。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朝廷內排擠元祐舊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黨”，被罷官。《宋史·李格非傳》：“提點京東路刑獄，以黨籍罷。”根據元祐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的規定，李格非只得攜眷返歸明水原籍。崇寧五年（1106年）正月，毀元祐黨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黨人之禁，敘復元祐黨人（見《宋史·徽宗紀》）。李格非與呂希哲、晁補之等“並令吏部與監廟差遣”（《續資治通鑑拾補》），但禁止到京師及近錢州縣。“監廟”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空頭職銜，故此後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觀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當時的齊州知州梁彥深游於歷山東側佛慧山下的甘露泉，並鐫文於“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題名曰：“朝請郎李格非文叔”（乾《歷城縣誌》）李格非卒年不詳，《宋史·李格非傳》僅載：“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於詞章，詩文俱工致，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劉克莊評論其“文高雅條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後村詩話》續集卷三）。《洛陽名園記》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樓昉謂其文“不過二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鑑戒，讀之令人感嘆”（《崇古文訣》卷三二）。也能詩，《過臨淄》、《試院》等篇清朗雅潔，為人所誦（《後村詩話》續集卷三）。著有詩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書）。其《洛陽名園記》自宋時即有單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學海》本、《寶顏堂秘笈》本、《津逮秘書》本、《四庫全書》本。《全宋詩》卷一○三一錄其詩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跡見《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傳。

李格非又為蘇軾之門生，李清照之父。

李格非[北宋文學家]

李格非著作頗豐。《宋史·藝文志》載，李格非有《禮記精義》十六卷、《史傳辨志》五卷、《洛陽名園記》一卷、《永洛城記》一卷。又，《遂書堂書目》及《後村先生大全集·詩話續集》載《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澗泉日記》卷上載有《濟北集》、張邦基《墨莊漫錄》載有《歷下水記》。只可惜各書皆佚，現僅有《洛陽名園記》一卷傳世。李格非現存遺文、斷篇及書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縣誌》）、《書戰國策後》（南宋紹興丙寅姚宏《重校戰國策·敘錄》）、《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學君臣唱和詩碑》（《楓窗小犢》）、《傅堯俞疏》（畢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說》（張邦基《墨莊漫錄》）、《雜書》二篇（《墨莊漫錄》、《人冷齋夜話》）、《李格非論文章》（彭乘《墨客揮犀》）、《祭李清臣文》（《後村先生大全集·詩話續集》）。

齊魯書社出版中國孔子基金會《儒家石頭上的文獻——曲阜碑文錄》，第169頁可見現存於曲阜孔林思堂之東齋的北牆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寫有：“提點刑獄、歷下李格非，崇寧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過、迥、逅、遠、邁，恭拜林冢下。”

2007年電視劇《清風明月佳人》沈保平飾演李格非

作品選錄

《書〈洛陽名園記〉後》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餚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

嗚呼！公卿士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參考譯文:

現在我來作一結論：洛陽處於中國的中心，憑藉餚山與澠池的險阻，控制秦川和隴山的要衝，並且充當了趙、魏兩地的堡壘，可以說是四方必爭之地了。中國若是平安無事還算罷了，一旦發生變亂，洛陽必將首先遭受兵災。因此我曾經說過：“洛陽的興盛與衰敗，便是中國安定和戰亂的預兆啊！”

當唐代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在東都洛陽建館舍、置宅第的，不下千有餘家；等到它發生動亂的時候，接踵而起的是梁、唐、晉、漢、周的殘酷戰爭。洛陽的池塘竹樹，遭到兵車的蹂躪踐踏，變成了座座廢墟；高大的涼亭、軒敞的水榭，也被煙火焚燎，化成堆堆灰燼。它們都與大唐江山同歸於盡，沒有剩下一處了。因此我曾經說：“這些園林的興盛與荒廢，便是洛陽繁盛與衰敗的預兆啊！”

既然中國的安定與戰亂，從洛陽的盛衰跡象上可以看出來；而洛陽的盛衰，又可以從這些園林廢興的跡象上看出來，那么我寫這本《洛陽名園記》，難道是徒勞無益、白費筆墨嗎？

唉，公卿士大夫們正當進用於朝、官高爵顯的時候，大都放縱自己的私慾，任意而為，而將天下的治理與荒亂拋在一邊。他們想在告老致仕以後安享林園之樂，能夠做到嗎？有唐一代沒落的道路便是前車之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