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的名與字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釗出生在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他來到這個世界上之後，得到的第一個人生符號，是比較俗氣的“憨頭”這樣一個乳名。李大釗在襁褓中之所以被稱作“憨頭”，與他在呱呱落地時，家人得到一個吉兆有關。據傳，在李大釗誕生之際，他的祖父李如珍恰巧在自家附近的棉花地里捉到一隻百靈鳥。百靈鳥有“百靈”、“百齡”寓意，算是一個吉祥的兆頭，但老人唯恐獨苗難養，並未因此給李大釗起一個帶“靈”字的乳名，而是按照鄉俗，將其反叫成了“憨頭”。李大釗是在步入學齡，被祖父李如珍送到大黑坨村西頭谷宗海家私塾，從師秀才單子鰲讀書時，才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的，名為“耆年”，字為“壽昌”。據說，他的名字系啟蒙塾師單子鰲所起。單子鰲給李大釗起名“耆年”，主要是取壽長之意，希冀他能夠長壽，成為耆壽老，高壽之人。“耆”字，為古時六十歲之稱（見《禮記·曲禮上》），喻長壽；“年”字，為大黑坨李氏譜系同輩男子所范之字，與“耆”字結合，恰恰可合稱為“耆年”。“壽昌”，與“壽長”諧音，語義和美，恰可作“耆年”一名的表字。其中“壽”，指年壽（引申指年、歲）、長壽（活得歲數大）；“昌”，明（光明），興盛（昌盛），又作佼好貌。“壽”與“昌”二字作合，為長壽昌盛之意。據《晉書·穆帝紀》記載：“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也就是說，“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為晉朝得獲的傳國玉璽之上的鐫字。唐朝大詩人杜甫的《寄韓諫議注》一詩，有“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句，歌頌的也是長壽昌盛的美意。壽昌，充滿的是仙壽恆昌的吉祥意蘊；正因“壽昌”一詞語義較美，古人在起名或定字時，多用這兩個字。
單子鰲之所以取健康長壽之意，為6歲的李大釗起名“耆年”，定字“壽昌”，與李大釗悽苦的身世有著密切的關係。李大釗是一個被舊時的人們稱作“墓生兒”的遺腹子。他的父親李任榮是李如珍的過繼之子，在17虛歲時與西走馬浮村周家姑娘結婚成家後患染肺病；清光緒十四年五月初四（1888年6月13日），渤海灣發生強烈地震，波及樂亭沿海地區，他為救其生身母親，加重病情，於李大釗出生前半年多悻悻離開人世。他的不幸早逝，使李大釗不待出生，就與自己的生身父親天人相隔。他的母親周氏，在李任榮去世時，為使尚在胎中孕育的嬰兒能在日後順利繼承李如珍的家業，在出殯時毅然替未出生的嬰兒為丈夫執幡。生下李大釗後，她愈加思念在兒子出生前6個多月就被病魔奪去生命的丈夫，心神始終難寧，常在暗地以淚洗面；由於長期過度悲傷，亦被病魔纏身，她於1891年3月7日
猝然辭世，使李大釗在兩歲時又變成一個苦命的孤兒。母親周氏去世後，李大釗是被與他相依為命的祖父李如珍一手養大的。單子鰲為李大釗起名“耆年”，定字“壽昌”，主要是希冀李大釗能避開父母早逝的命運，永年高壽，並有一個比較美好的人生前程。
李大釗是在走出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校門以後，準備到日本留學時，毅然改名“大釗”，易字“守常”的。在即將東渡日本留學之際，他改名換字，與他當時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並已開始使用筆名“李釗”發表了一些政論文章和其他作品有密切關係。李大釗是在1907年夏天結束在古城盧龍的永平府中學堂的求學生活，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時至辛亥革命爆發，特別是中華民國建立以後，“樸素其貌，嶷嶷其德”，身上充滿“俠義之氣，卓拔之識”的李大釗，以“學之充，文之豪放”而“翩然起眾人中”。當時，他與同校學友一起組織北洋法政學會，並與同班同學郁嶷共同出任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部長，一起擔任北洋法政學會創辦的《言治》月刊主編。在1913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自己寫的通論《大哀篇》、專論《“彈劾”用語之解紛》、劍聲築影樓叢談《朱舜水之海天鴻爪》、評述《托爾斯泰主義之綱領》和借擬“更名龜年”，慨“濁世失名，未嘗還我”的《更名龜年小啟》等文章，以及詩歌《歲晚寄友》。在發表這些作品時，他沒有用自己的“耆年”之名，或“壽昌”之字，也未用“龜年”之名，而是啟用了自己平生的第一個筆名“李釗”。被《說文》釋為“也”的“釗”字，為會意字，從刀從金，表示用刀削金屬。其字有多解，一是磨損、削損（取本義）；一是弩牙，或謂弩機（《廣韻·宵韻》：“釗，弩牙。”《集韻·蕭韻》：“釗，弩機。”）；一是勸勉、勉勵（《爾雅·釋詁上》：“釗，勉也。”《方言》卷一：“釗，勉也。”郭璞註：“相勸勉也。”明朝宋濂《補雩壇祝舞歌辭》：“門沆碭，駕以。俯下士，無不釗。”）；一是見（《爾雅·釋詁下》：“釗，見也。”）；一是遠（《方言》卷七：“釗，遠也。燕之北郊曰釗，東齊曰超。”）。李大釗在為自己取筆名時，選擇以往人們起名時常選擇的“釗”字，究竟取何字義，是寓刀削之堅韌、弩牙之鋒利，還是勸勉、勉勵，乃至“見”、“遠”，他本人並未留下任何解釋的話語和文字，只能猜度，當或取其一二，或是兼而有之吧。從郁嶷寫《送李龜年遊學日本序》，雲“同人之文，多拘攣法理糟粕之學”，而他“則振翰犖犖，發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樹義，一以民生為念，闡揚先哲貽德為急，覽者感發興起，頌聲交至”，其所作之文“感慨淋漓，明可薄漢霄，幽可泣鬼神，堅以鑠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嶽而震鯤鵬”看，他的這一筆名，當含悲壯、激昂，走向遠大的意蘊。
李大釗使用“李大釗”一名公開發表文章，是在1913年9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4期發表通論《原殺》和《論官僚主義》、駁論《一院制與二院制》、雜論《政客之趣味》和《是非篇》等文章，與詩歌《登樓雜感》、《哭蔣衛平》之時。改名“李大釗”，顯然是在筆名“李釗”的中間加了個“大”字。這樣使原本比較平淡的“李釗”之名，一下變得異常大氣，並頗有氣勢。李大釗將自己的表字“壽昌”易字“守常”，當在改名“大釗”之際，即1913年的七八月份，這從郁嶷在1913年9月1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4期發表的《送李龜年遊學日本序》中可知。郁嶷在《送李龜年遊學日本序》一文中記云：“……其秋留學北洋，四方俊士，萃然聚首一室。而輩儕中籍出燕趙者，尤不乏人。余於是時始識李子守常，樸素其貌，嶷嶷其德。”一句“李子守常”，透出李大釗當時已經易字“壽昌”為“守常”。“壽昌”改“守常”，音同字不同，字義全然變了樣。很顯然，李大釗在自己即將年滿24周歲時，改名“耆年”為“大釗”，易字“壽昌”為“守常”，意在表示不再只求自己仙壽恆昌，能成耆壽老，而是開始一心追求有報國為民的宏遠大志，且矢志守之恆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