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西方經濟學中，作為經濟學一般理論基礎的勞動價值論，經歷過一個長期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它同早期的效用價值論幾乎同時出現於西方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又同效用價值論一起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一直到18世紀下半期，隨著工業資產階級的興起，勞動價值論終於在同效用價值論的長期較量中勝出，占據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基地，在對抗封建貴族勢力的思想和政策鬥爭中發揮了非同尋常的歷史作用。
這種作用在亞當·斯密(AdamSmith，1723—1790)著作中已經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在隨後19世紀初期李嘉圖(DavidRicardo，1772—1823)的經濟學理論和政策主張中達到了它的極致，以至於可以說“李嘉圖征服了英國（凱恩斯語），這種理論在英國擁有一批追隨者，他們甚至形成了一個學派即馬克思所說的李嘉圖學派，但是沒過多久。這個盛極一時的學說就在圍繞李嘉圖價值論的一場論戰中破產了，信奉這種理論的李嘉圖學派也隨之解體。
觀點
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都以“原始的實物交換”為分析的起點和前提，就是說，他們分析的交換是指沒有貨幣、更沒有資本，而且土地等其他各種資源都不索取報酬的純粹實物交換，分析的結論都是說交換的依據或交換價值的源泉是體現在被交換物品中的勞動。亞當·斯密在《國富論》(1776年)中指出：“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問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惟一標準。例如，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狸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於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狸一頭當然換鹿二頭。所以，一般地說，二日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一日勞動的生產物，兩點鐘勞動的生產物二倍於一點鐘勞動的生產物，這是很自然的。”
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價值論，他認為價值理論有兩個階段，一個是原始階段，一個是現代階段，不過他認為現代條件下的價值規律雖然與原始階段有所不同，但這種區別是次要的，原始條件下得出的價值論還是主要的。李嘉圖價值論的邏輯層次和基本論點如下：亞當·斯密的“價值反論”表明，敢用雖是交換價值的不可缺少的條件，但卻不能成為交換價值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是從兩個源泉得來的：一個是它們的稀少性，另一個是獲取時所必需的勞動量；在社會的早期階段，商品的交換價值幾乎完全取決於各商品上所費的勞動量；斯密所謂交換來的勞動決定價值的提法不妥當；勞動報酬不同不會影響商品相對價值的變動；影響商品價值的不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勞動，而且還有投在協助這種勞動的器具、工具和工場建築物上的勞動，等等。
李嘉圖以收入分配變動是現有價值的分配而不影響價值的決定為由，批判並摒棄了斯密的收入價值論；李嘉圖也承認稀缺性是商品價值的一個決定因素，但他堅持認為絕大多數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生產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李嘉圖也看到了這種價值規定同現實之間存在某種牴觸，他對這種矛盾和牴觸的認識和表述比亞當·斯密還要明確，他指出，由於各部門使用機器及其他固定資本耐久資本比例不等，以及在這些不同部門中工資漲落的影響不等，而使勞動價值原理有了很太的變更。李嘉圖認為需要對勞動價值原理作出一定的修正，但他堅持認為，工資和利潤的漲落對商品價值的影響是“次要的”，主要的還是由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或相對價值。
引起反對
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引起了反對論者的攻擊，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這種理論同現實的兩太矛盾，一個是它無法解釋勞動與資本的交換。另一個是它無法解釋產品價格從而資本利潤不同勞動而同資本成比例，而利潤率的平均化或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卻是自由競爭市場條件下的普遍規律。1821年出現的一本名為《評政治經濟學上若干用語的爭論》的匿名作者發生過直接影響，其中的許多論點為日後反對論者所採納。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數薩謬爾·貝利，他在1825年出版的《價值的本質、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論李嘉圖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中，對李嘉圖的價值論和利潤論提出了系統全面的批判。這本書狠狠地擊中了李嘉圖學說體系的矛盾和弱點，促進了李嘉圖學派的解體。
李嘉圖學派1、反對論者攻擊的首要問題是商品價值的性質。《爭論》的匿名作者指責李嘉圖不該把價值由某種相對的東西變成了絕對的東西，貝利更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觀點。貝利認為，價值就是交換比例，就是價格，是純粹相對的東西。他指責李嘉圖不該在交換價值背後去探索什麼絕對的、獨立存在的、內在的東西——價值。
2、關於“勞動的價值”決定及利潤的來源問題。《爭論》的匿名作者指出，依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將無法解釋勞動的價值，也無法解釋土地的價值，因為土地不是由勞動生產出來的。貝利發揮了這一點，他說勞動的價值由勞動決定顯然是荒謬的。也擊中了李嘉圖學說的一個弱點，李嘉圖沒有區分勞動和勞動力。貝利當然不是要區分勞動和勞動力，他只是想以他的概念來重新解釋“勞動的價值”。在貝利看來，商品的價值是交換比倒，勞動的價值(工資)也是一種交換比例，即勞動所得貨幣與其所交換的其他商品的比例，他以此反對李嘉圖把工資歸結為工人的生括費用的觀點。
馬爾薩斯也利用了李嘉圖價值論的矛盾來反對李嘉圖，他指出勞動與資本的交換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平等，否則就沒有利潤存在的餘地了，而利潤是資本家提供商品的必要條件。問題在於怎樣說明利潤的存在與價值規律的統一。如果工資真像李嘉圖所說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即勞動的全部成果，那就不能在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說明利潤了。他認為工資確如李嘉圖所說是勞動的價值；利潤也不可缺少；惟一需要否定的是李嘉圖的勞動價值原理。他強調說，正因為工資和利潤都不可缺少，所以商品的價值就應由工資和利潤量來決定。這個量構成了資本家的生產費用，又是從同勞動的交換中得來的，因而他宣稱，他的價值論就是生產費用論，或如亞當·斯密所說的交換勞動論或購買勞動論。顯然他是從勞動資本交換的不平等出發，否定勞動價值論，這實際上是用價值的增值去說明價值本身的決定。
3、關於一般商品價值決定和利潤來源問題。李嘉圖一方面堅持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又看到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兩者難於統一。托倫斯比李嘉圖更明確地表述和強調了價值與生產價格相背離的現象：“只要兩筆資本相等，它們的產品的價值就是相等，不管它們所推動的，或者說它們的產品所需要的直接勞動量如何不同。如果兩筆資本不等，它們的產品的價值就不等，雖然花費在它們的產品上的勞動量完全相同。”李嘉圖宣稱這些現象不過是例外；托倫斯則指出，這表明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只適用於社會發展的初期，資本積累出現以後，價值便決定於生產費用即資本的支出。由此出發，托倫斯還把利潤歸結為價值即生產費用以上的超過額，即歸結為流通領域的產物。
馬爾薩斯在利用李嘉圖的發現來反對李嘉圖的價值原理方面顯得更加巧妙和尖刻。他指出：“李嘉圖明確地承認了資本回收快幔以及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比倒不同的影響。但在他那書的最後一版中(第三版)，他卻大大低估了這種影響。”馬爾薩斯還指出：“李嘉圖先生自己也承認他的規則有相當多的倒外；但是如果考察一下這些他所謂的倒外情況，即使用的固定資本量不同，耐久程度不同，使用的流動資本周轉時間不同，那么就會發現，這些倒外情況如此之多，以致規則可以看作倒外，而倒外可以看作規則。”這個批判顯然是切中要害的。貝利從價值與價格背離的現象出發，也得出結論說，價值決定於托倫斯所說的生產費用即資本量。
解體
面對論敵的攻擊，李嘉圖的忠實追隨者詹姆斯·穆勒和麥克庫洛赫等人力圖加以反駁，然而他們的反駁僅僅是字面上的，而且充滿了詭辯，結果直接導致了李嘉圖學說的庸俗化和學派的解體。麥克庫洛赫是最早站出來反駁論敵的人，但李嘉圖對他的辯護性論點不以為然。1821年穆勒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綱要》，是李嘉圖學派解體的重要標誌。李嘉圖對穆勒的解釋仍不滿意，並力求探索出解決矛盾的新途徑，但終於沒有成功。在李嘉圖去世後，麥克庫洛赫於1825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則徹底敗壞了李嘉圖學說體系的基礎，宣告了李嘉圖學派的終結。
經驗教訓
第一，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是有條件的。
價值論有一定的適用範圍第二，面對論敵的攻擊，詹姆斯·穆勒和麥克庫洛赫等人企圖用改變字眼和偷換概念的辦法為李嘉圖解圍，結果卻同反對論者走到了一起，實際上承認決定商品價值的不僅是勞動，而且還有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花費或成本，這等於放棄了他們挖空心思想要維護的勞動價值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