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

李世默

李世默,男,漢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士,史丹福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及公共事務學院博士,是一名風險投資家和政治學學者,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董及中歐出版集團副董事長,中歐創業營講師、成為資本創始人及執行董事,美國阿斯本研究所研究員,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顧問,伯克利加州大學藝術博物館董事,是紐約時報、南華早報、環球時報,外交事務雜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以及郝芬頓郵報撰稿人。現居上海。

基本信息

個人履歷

教育背景

李世默出生於文革時期的中國上海。80年代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並獲得學士學位,後又獲得史丹福大學的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及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李世默李世默

在創立成為資本之前,李先生是蘭亞基金的合伙人,在

中國和亞太其他地區的諸多行業從事多年的實業投資。

90年代中旬,李世默在史丹福大學完成MBA學業後回到上海,並於1999年成立成為資本。

成為資本投資和造就在中國和全球經濟中具有長期持續增長能力的企業,尋求增值性的資本回報。是中國較早立足於支持創業者和企業家,並幫助他們實現企業價值的實業投資公司,成為資本的總部設在上海,是合伙人結構的投資基金。

2003年,李世默創立上海德威英國國際學校並在其內擔任理事。

2012年4月,作為優酷大股東的李世默與土豆大股東“紀源資本”代表符績勛主動進行溝通交流,並一起策劃了土豆與優酷網的聯姻,促成了兩大視頻網站最終實現合併。

2012年6月28日,李世默的成為基金投資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共同發起成立“中歐成為創業基金” 。

人物簡介

李世默(Eric X. Li)美籍華人。政治活動家、四月網顧問、專欄作家。他同時還是一位著名的風險投資家,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美國阿斯本研究所Henry Crown 學者, 是紐約時報,南華早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以及郝芬頓郵報撰稿人。

李世默李世默

演講介紹

2013年6月13日,在愛丁堡舉行的TED環球大會上,來自中國上海的風險投資家和政治學學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董李世默在大會上發表了一次主題為《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終結》的演講,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前後三十年的兩個發展階段的故事,突破了以往TED演講題材,不到20分鐘的演講,涉及中國崛起的歷史、制度、經驗等方方面面。

TED演講

背景概述

李世默為中國網民所熟知是因為其於2013年6月份在TED環球大會上的演講在網路上的廣泛傳播。

2013年TED環球大會在愛丁堡舉行。6月13日,李世默在大會上發表演講,題目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以親身經歷講述中國發展的兩個三十年故事,突破了以往TED演講題材,涉及中國崛起的歷史、制度、經驗等方方面面,引起現場熱烈反響,並引發國內熱議。

2013年6月19日,李世默現場演講中英文在觀察者網獨家首發。國內外著名媒體TED網站、youtube、《環球時報》、《參考訊息》、《南華早報》、新浪網、新華網、鳳凰網、優酷網、共識網等紛紛在顯著位置發布,僅優酷視頻點擊就超150萬次。7月16日,新華網摘錄演講部分文字發表,7月17日新浪網全文發表。視頻被轉載到國內最熱自媒體平台微博之後,更是引發微博網友的激烈討論。李世默對“元敘事”教條的顛復性演講給聽眾帶去了極大的震撼。

該演講最終沒成為2013TED年度最佳演講。該年最佳演講是印度人Sugata Mitra的《雲中建校》

演講簡介

在西方社會,有一種標準的假設:當一個社會不斷進步,它最終會成為一個資本主義,一個多黨制的民主社會,對嗎?李世默,一名中國投資人以及社會科學家,呼籲我們重新審視這個假設。在這個挑戰界限的演講里,他籲請聽眾們考慮其他能夠成功管理一個現代國家的可能方式。

演講全文

李世默李世默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

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戰地聽著“武鬥”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當然,這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一“元敘事”在中國影響甚廣。

我們從小就被反覆灌輸了這個宏大故事,幾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篤信不疑。

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仿佛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選舉權,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採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近20多年來,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開發中國家於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成績,全世界的減貧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國家的脫貧人口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零頭。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所以,我禁不住問自己,我眼前畫面到底哪裡不對勁兒?我的故鄉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中產階級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在增長。但根據西方的那個宏大敘事,這一切繁榮景象本不應該出現。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數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

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自信。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64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激進的土改到“大躍進”運動,再到土地“準私有化”;從“文化大革命”到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而這在毛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毛時期,政治領導人實際上是終身任職的。這容易導致大權獨攬、不受制約等問題。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類似的嚴重錯誤。隨後,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並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最近很多人聲稱,相比於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如果沒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膽地判斷說,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專家。

西方主流的觀點認為,一黨制意味著政治上封閉,一小撮人把持了權力,必然導致劣政和腐敗。

的確,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不過,讓我們先打開視野看一下全景。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可能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員,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優越,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其餘20人,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政府總理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組成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出身顯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競爭獲得晉升的。與其他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統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們必須承認中共內部平民出身的幹部享有廣闊的晉升空間。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

它像一個鏇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公務人員既可以在某一類部門中長期工作,也可以在三類中交替任職。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乾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這可不是電影《龍威小子》中的動作名稱,而是嚴肅的人事工作。

這一區間的職位包羅萬象,既可以負責貧困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可能負責城區裡的招商引資,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層經理。各級幹部每年都要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其中包括徵求上級、下級和同事的反饋意見,以及個人操守審查,此外還有民意調查,最終擇優提職。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升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進入高級幹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幹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只有最為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升,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幹部要晉升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幹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中華帝國的官僚體系有著千年歷史,今天中共的組織部門創造性地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歷史遺產,並發展成現代化的制度以培養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

習近平的履歷就是非常鮮明的例證。習的父親確實是中共的一位前領導人,但他的仕途也歷經了30年之久。習近平從村幹部做起,一步一個腳印的走到今天這個崗位。在他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領導過的地區總人口累計已超過1.5億,創造的GDP合計超過1.5萬億美元。

千萬不要誤解,這不是針對具體的人,僅僅是事實的陳述。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小布希在任德州州長前和歐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他們資歷還比不上中國一個小縣長。

溫斯頓·邱吉爾曾說:“民主是個壞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壞”。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組織部。

西方人總認為多黨競選和普選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捨我其誰的執政能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於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蹟般地列中等已開發國家前茅。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數據在近幾十年來十分穩定。

高達85%的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方向表示滿意;70%的民眾認為在過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眾對未來五年頗感樂觀。

英國《金融時報》剛剛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調結果顯示:93%的中國90後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

如果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澹經營的境況。關於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聽眾都瞭然於胸,無需我再詳述。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採用選舉的開發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台後,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周期性怪圈。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亞與阿根廷排名並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後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么多國家不靈呢?

我是做風險投資的,長於預測。因此,不做幾個預測就結束今天的討論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個預測:

未來十年:

1. 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人均收入計算也將在開發中國家里名列前茅。2. 腐敗雖然無法根絕,但將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有望繼續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國之列。3. 經濟改革會加速實施,政治改革也將繼續推進,中共仍穩固執政。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復轍。“元敘事”就像癌症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將大把的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於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讓我們為“元敘事”的時代畫個句號吧。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最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這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我們有沒有勇氣擁抱它呢?

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演講

中國:不是現代性的現代化

作者:李世默

紐約時報 2011年4月27日

(此文是“百年清華,中國模式”論壇前言,作者是論壇組委會成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董。)

中國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清華大學正舉辦百年慶典。成立於1911年, 清華在民族屈辱中誕生,在戰火中走向獨立。清華的歷程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它的命運始終與中華民族的命運密切相連。這片濃蔭復蓋的土地,與被英法聯軍夷為平地的圓明園遺址毗鄰, 許多中國領導者、知識分子和革命志士在這裡開始踏上救國求索之路。曾畢業於此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慶祝這一具有政治與歷史意義的事件揭開了帷幕。

當然,中國成為西方列強手中肆意凌辱的玩物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它被看作是爭奪未來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者。世人共知的是,中國的崛起使國際體系的核心受到撼動,此次清華的百年慶典正好為他們提供了一次反思的機會。

中國復興將是文藝復興後對人類思想的最大震撼

中國今日復興的意義遠遠超越其對世界經濟、政治、軍事甚至文化格局的影響。中國的復興與崛起將是歐洲文藝復興之後對人類思想的最大震撼。用一句話來概括:摩登主義(Modernity,或意譯為“現代性”)將不再壟斷現代化。

近三個世紀以來,歐洲啟蒙運動是全人類思想變遷的原動力。然而,這兩百多年的西方化浪潮席捲全球,給幾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帶來燦爛的現代光芒的同時,也伴隨著持久的迷茫、困惑,甚至災難。啟蒙運動的產物———摩登主義,是西方獨特的文化演化的經歷。古希臘的柏拉圖主義奠定了歐洲文明對抽象絕對真理的頂禮膜拜。基督教的第一次分裂及西羅馬帝國的崩潰讓西歐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踏上政教分離的道路。歐洲貴族階級在亂世中的權力鞏固使得以英國大憲章為起步的政權分制,滲透進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社會結構中。基督教的第二次分裂無意識地將個人變成了社會的基本單位。所有這一切經過一個紀元的醞釀和發酵,在啟蒙運動中開花結果,創造了燦爛而所向披靡的摩登主義文明。摩登主義締造了科學與工業革命,從而引發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器物飛躍———現代化。

同時擁有絕對理性和天賦權利的個人構成摩登主義的價值核心,這些個人與其民族傳統相結合,締造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以政權分制為基調的選舉民主,成為這些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以私有財產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制度成為其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石。

面對這些西方民族國家的強勢崛起和擴張,幾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試圖將摩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直至價值觀引入本土來改造自身文明,以實現現代化目標。一兩百年來,摩登主義成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光明”的道路,它卻製造了世界版圖上巨大無比、至今在迷茫中掙扎的跨地理區域———開發中國家。

多少年來,“發展”的方向在很多中國文化精英中似乎一直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貼有摩登主義路牌的摩登大道。但是今天,中國將成為第一個走出摩登主義迷思,擺脫這種陷阱的非西方國家。

中國模式的意義所在

這正是中國模式的意義:中國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走非摩登主義道路而實現規模性現代化的案例。就在在清華學校成立的當年,辛亥革命讓中國在自己古老的土壤上嘗試引進和種植摩登主義之樹。兩代人的辛苦耕耘和流血流汗換來的卻是國家在貧弱的苦難中越陷越深,內憂外患,民不聊生。

1919年到1949年,中國的精英在戰亂的炮火和民眾的呻吟中終於領悟到,古老的中國要想重複現代西方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唯有建立起統一獨立的中央集權國家,中國才能步入現代化。

1949年到1979年,年輕的中國面臨著外部戰爭的威脅和封鎖而無法以常規方式建設自己的國家。中國不得不把建立強大的軍隊和獨立的國防工業體系作為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不可侵犯的自主權是發展的最根本前提和基礎,而強大、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力量則是自主權的基礎。

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強大的國家力量終於給新中國的第二代人贏來世界普遍承認的自主權,中國開始全方位自主投入經濟建設。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以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以獨立的武裝力量在反侵略戰爭中完成國家統一;集中全國之力在極短的時間裡建立擁有世界第一流的國防工業和武裝力量的自主權;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種力量互為依託、互為補充的方式持續和平衡地發展。這三個階段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模式,這個模式也就是中國擺脫摩登主義的復興模式。

從世界範圍和人類歷史看,中國百年轉型重生的模式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以我為主,兼收並蓄,把一切有利於自己發展的異質文明化為自己本質文化的一部分。這種開放的、兼收並蓄的包容力是形成今天中國模式的一種最重要的力量。

不是摩登主義,中國創造的又是什麼?

中國的現代化無疑吸收了大量來自西方的因素,然而它在本質上卻不是也不可能是摩登主義。早在19世紀,被摩登主義搞得暈頭轉向的“洋務派”提出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命題。在這個大命題下,幾代中國仁人志士殫精竭慮,他們的名字可以從鄭觀應、張之洞、嚴復、譚嗣同、梁啓超、牟中三,一直排到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他們為今日中國的抉擇奠定了深厚的自信根基。

在今天的中國,個人是中國社會群體的部分而非獨立主權體;社會的大同性將保持為中國政治的根本而非分制;市場經濟吸收了西方經濟體制對資源高效率分配的能力,但沒有試圖引入以資本為主導力的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賦予個人生活自由,這些自由在經濟、藝術和文化領域的多元創新震撼世界。然而任何個人的政治訴求必須包含在社會的共同體中。對多元化的包容和對共同體的堅定維護,恰恰成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推動力和穩定力。

今天摩登主義仍以普世的名義,在全球各地上演著悲喜劇,“開發中國家”的動盪與戰火綿綿無期。中國卻靜悄悄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和平崛起,給世界帶來巨大的驚嘆和疑問。

中國如何回應世界的驚問?不是摩登主義,那么中國創造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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