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穆伯

朱穆伯（1895~1945），原名綬綸，亦名毅，遵義新城棉線街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秋，任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國立貴州大學返遵度假，不幸染霍亂病，不治逝世，時年50歲。

正氣浩然的朱穆伯教授
民國初年考入北京大學，拜黃侃為師，深得器重。胡適上中國古代哲學課時，提出諸子之學不出於王官之論，朱穆伯作《駁諸子不出王官論》相詰。章太炎獎其敢發前人所未發。黃侃稱其文有陽剛之氣。因此名噪北大。畢業後，執教於天津南開大學。不久返黔，正值黃齊生任遵義中學校長，受聘任文史教師。與黃齊生配合，傳播新學，培植新風。此年，黃被省主席周西成迫走，朱穆伯亦辭職到貴陽省立一中任教。由於性情剛毅，針砭時弊不留情面，屆滿之後，學校不敢續聘，因此賦閒於家。在家閒不住的朱穆伯，關心家鄉的教育事業，先後任私立豫章中學董事及遵義高級中學籌建委員，後又到遵義師範學校和縣中學教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穆伯對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一次，到遵義體育場參加民眾大會，當眾痛斥當局“黨不擋，政不正，法不罰”。遵義當局對其無奈，反欲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拉其加入國民黨。貴州省黨部派原頗為其器重的學生當說客，朱穆伯說，“我不是沒同你們說過，君子不黨，鳥獸不可同群。你請我入國民黨，豈不是同我開玩笑！”說客饒舌加勸，朱穆伯罵道：“你小子侮辱我，再不滾蛋，我要用腳踹你了！”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進駐遵義。據張震將軍回憶，1月9日，共產黨人毛澤民與徐老（徐特立）一道“到遵義知名進步人士劉伯莊、朱穆伯、余選華等家做統戰工作。由於他們和紅軍指戰員深入宣傳黨的政策，遵義城鄉出現一片物價穩定、買賣公平、市場繁榮的景象”。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立浙江大學遷入貴州遵義、 湄潭辦學，經陳劍修教授推薦，朱穆伯入浙江大學任教，兼任圖書館館長。1944年秋，任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
朱穆伯師承章太炎、黃侃，深知基礎教育的重要，常教學生要高處著想，低處著手，循序漸進，要精讀名家名著，由博而約；寫詩作文，要有書卷氣，脫盡市井俗氣，書卷氣猶如人的浩然氣，浩氣無存，正氣不中；亦重品德教育，常說：“文人最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就沒有高尚的靈魂，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講《離騷》時，說：“我講《離騷》，是為願意聽的人講的，那些為作官而讀書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曠。”
朱穆伯對音韻學、訓詁學、詩詞均有研究，十分自負，鄉人戲呼為“朱大聖人”。朱先生的七絕《贈弟子》一詩頗有代表性：“紛紛易過百年身，舉世幾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奈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在貴陽一中執教時，與田君亮、李淑元、劉敬常等知名教師交情甚篤，常因討論學術問題而互不相讓，竟至撩衣揮拳，氣平後又復好如初。貴陽人戲稱為“四怪”。
在國難當頭之際，朱穆伯於1938年向其學生楊天源、謝樹中表示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經中共貴州省工委批准，成為一名特殊黨員，由省工委直接領導，並開展活動。
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國立貴州大學返遵度假，不幸染霍亂病，不治逝世，時年50歲。
（《貴州大學報》·作者蔡顯沛）
貴陽教育界在30年代有“三怪”，他們是田君亮、李俶元和朱穆伯三先生。
朱穆伯，遵義市人。20年代在北京大學讀書，他的老師是章太炎的門生黃侃，其孤高傲世的性格，博學精研的精神，頗受黃侃的影響。蔡元培先生辦北大的工作作風，經常對人津津樂道。蔡先生對於教授學者們，只要持之有理，言之有故，均表示歡迎，同意在北大講學授課，所以有胡適之、陳獨秀這樣一批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也有精通英文，卻留著辮子，穿著長袍的復古派如辜鴻銘之流。朱穆伯受北大學風的薰陶，對於古今中外圖書，凡能得到的都要瀏覽，有的還要精讀。他也喜歡魯迅的作品，認為魯迅的小說和雜感之類，既受了西方和日本文學的影響，也是從《左傳》、《史記》這些著作里學到的高明手法。
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朱穆伯曾在貴州大學和貴陽一中教歷史和倫理學。他教西洋史，全是用英文本。他在課堂上敢於評議時政，抨擊權貴，故有“朱大聖人”之稱。田先生和朱先生在一中教書時，有一天，省主席王家烈去視察學校，校長王從周在教務室擺起茶點，等教師下課後來聽王家烈講話。朱穆伯回貴州時，王家烈還沒有當上師長，是周西成、毛光翔先後離去後，才繼任省長兼二十五軍軍長職務的。朱進入教務室，走到王的面前，用手撫弄其頭及下頷，譏諷地說：“紹武(王的名號)，你來乾什麼?”王強作不介意地說：“穆伯，你還是當年那樣的老脾氣。”就這樣無可奈何地敷衍過去了。
國民黨蔣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隊於1935年入貴陽時，朱穆伯已回到遵義。一般中學的校長怕他罵人，不聘他任教，一時生活困難，只得把部分藏書廉價出賣，換幾個錢維持生活。其實，當時中學裡的高年級學生還是很希望他去講課的，也希望其學生余正邦去講課。後來，由於校長聘了一位曾任國民黨貴州省黨部書記長的人作教務主任，自然不聘請朱、餘二人。因此，1935年秋天，為開除兩名學生爆發了罷課事件。由此可見，朱穆伯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是比較大的。1936年，朱、餘二人均在遵義師範任教。11月間，國民黨逮捕了幾個地下黨員和一些教師、學生，朱穆伯不顧一切，勇敢地奔走於各界人民之間。在一次集會上，他慷慨陳詞，要求釋放所有被捕青年。
抗日戰爭開始後第二年，遵義地下黨聯合民眾開辦“快讀書店”。書店從延安、重慶和桂林購進《資本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新華日報》和《解放》、《民眾》等書刊。朱穆伯都一一讀過，尤其是讀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論持久戰》等小冊子，投井下石，思想上發生了變化，曾一度想去延安學習。1938年，他向地下黨負責人楊天源、謝樹中懇切地陳述了對舊中國的認識和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希望，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經過貴州省工委負責人之一的鄧止戈批准，一個狂放不羈的學人，由此走進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行列。朱到貴陽將此事告知田君亮先生，田問：“今後還要不要罵人?”朱回答說：“照常罵，一旦不罵那些傢伙了，會引起國民黨的懷疑。”據楊天源說：“組織上認為朱穆伯的狂士、名士風度，不必改變，要這樣，才能繼續和上層人物接觸，也不為人注意。”
國立浙江大學由杭州遷江西泰和，又遷廣西宜山，1939年，再遷到遵義和湄潭。竺可楨校長和史地系主任張其昀等在遵義尋找校址，約請朱穆伯協助。浙大文學院長梅光迪是北大老教授，其他教授如陳劍修等也是“北大人”，他們均推薦朱穆伯到浙大任教。先是去湄潭縣永興鎮浙大先修班，後又轉回遵義任浙大圖書館館長。他在永興鎮時，附近有放敞豬的，有一位不熟悉農村情況的人，說這是原始社會人畜共居的生活方式。朱認為這種說法有傷民眾的感情，批評了這位朋友歷史社會知識太差。他說，清乾隆下江南時，有“夕陽芳草照游豬”的詩句。這種“游豬”就是貴州人說的放敞豬。他還幽默地說：“這隻游豬游到這鄉下來了。”說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從此，這位朋友再也不亂開“黃腔”了。1940年夏天的一個晚上，皓月當空，朱穆伯和一群青年在城外散步，其中有一個是從西安回來的地下黨叛徒，表面上偽裝革命。當大家走到一條新辟公路上時，這叛徒見到一副挖出的棺材，猛叫一聲，嚇得倒退幾步。朱冷笑著說：“青年人要敢於面對血淋淋的現實，怎么看到一副棺材就嚇成這樣?”這個叛徒知道是諷刺自己，從此懷恨在心，暗暗中傷“朱穆伯有問題。”1942年冬天，國民黨中統特務強迫一個學生到朱穆伯作客的人家去，請朱出去講句“要緊話”，妄圖加害於他。但朱巳提高警惕，大聲地說：“講什麼話，就在這裡講!”這個學生被吼走了。第二天，朱找到遵義專員高文伯，這位專員也是“北大人”，朱揭穿昨夜的陰謀，高表示“恐怕是出於誤會。”就這樣敷衍了事。憑藉他的聲望和地位，而遵義地下黨又是搞的單線聯繫，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就無可如何了。
朱穆伯喜歡讀龔自珍的一首雜詩：“陶潛詩寫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特別是最後兩句，每當有所感觸時，他就擊節吟誦起來。他常說，教書多年的人，見到成千上萬的學生從青年成長到走向社會作事，從他們的神態氣色，往往可以看出一人的成敗得失和誠樸、聰明或奸詐。他還說，汪精衛、陳公博之流，都是聰明而有才學的人，可是偏偏成了民族敗類，跑到南京當漢奸去。朱穆伯一天酒後登上回龍寺，賦詩一首，其內容主要是為那位“北大人”、當漢奸的陳公博而寫的。詩云：“雀鼠方急稻梁謀，婺女空懷漆室憂。漫道楚弓還楚得，聊憑春酒遣春愁。幾度登樓長佇望，寒雲落日枕江流。”
朱穆伯在浙大圖書館任職期間，還兼任遵義縣中高中部的國文和英文課。他在講《離騷》時，對學生說，你們中間有的人是讀書鍍金的，高中畢業回鄉，就有資格活動鄉鎮長當個小官了。如果你們持這樣的思想和願望，是不可能理解《離騷》的精義的，更不能理解屈原愛國的高貴品質。他的這番話少部分學生聽起來刺耳，但多數純潔上進的青年卻受到深刻的教育。朱穆伯還對那些在純文藝上用功的青年們說，你們要聽我講課，那就要把知識面放寬，把精神境界擴大，單純從文藝作品中去學文學，終究是根底淺薄，沒有多大出息。不要單純讀中國書，還應當讀外國哲學家的著作和邏輯學。
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軍打進黔南，國民黨在貴陽的黨、政、軍大員都主張一火燒毀這座城市。在貴陽的大學都紛紛外遷，貴州大學潘家洵教授到了遵義，以“北大人”關係邀請朱任貴州大學教授，朱欣然應邀。在貴大講《聲韻學》時，是以錢玄同在北大的講義為底本，參照諸家見解，編出《聲韻學十講》，這是朱穆伯一生中專心致志從事著作的開始。以他的博聞強記，學有所宗，正是他開花結果的黃金時代，不幸天不假年，溘然長逝。（貴陽文史雜誌·2007第5期·陳福桐）
正氣浩然的朱穆伯教授
朱穆伯（1895——1945），原名綬綸，亦名毅，貴州遵義新城棉線街人。中共貴州地下黨員，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先後執教於南開大學、貴陽省立一中、浙江大學併兼任該校圖書館館長等。朱穆伯民國初年考入北京大學，拜章太炎的門生黃侃為師，深得器重。胡適上中國古代哲學課時，提出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之論，朱穆伯作《駁諸子之學出於王官論》相詰。章太炎獎其敢發前人所未發。黃侃稱其文有陽剛之氣。因此名噪北大。畢業後，執教於天津南開大學。不久返黔，正值黃齊生任遵義中學校長，受騁任文史教師。與黃齊生配合，傳播新學，培植新風。此年，黃被省主席周西成迫走，朱穆伯亦辭職到貴陽省立一中任教。由於性情剛毅，針砭時弊不留情面，屆滿之後，學校不敢續聘，因此賦閒於家。在家閒不住的朱穆伯，關心家鄉的教育事業，先後任私立豫章中學董事及遵義高級中學籌建委員，後又到遵義師範和縣中學教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朱穆伯對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極為不滿，一次，到遵義體育場參加民眾大會，當眾痛斥當局“黨不擋，政不正，法不罰”。遵義當局對其無奈，反欲利用其在文化教育界的影響，拉其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省黨部派原頗為其器重的學生當說客，朱穆伯說：“我不是沒同你們說過，君子不黨，鳥獸不可同群。你請我入國民黨，豈不是同我開玩笑！”說客饒舌加勸，朱穆伯罵道：“你小子侮辱我，再不滾蛋，我要用腳踹你了！”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進駐遵義。據張震將軍回憶，1月9日，共產黨人毛澤民與徐老（徐特立）一道“到遵義知名進步人士劉伯莊、朱穆伯、余選華等家做統戰工作。由於他們和紅軍指戰員深入宣傳黨的政策，遵義城鄉出現一片物價穩定、買賣公平、市場繁榮的景象”。抗日戰爭爆發後，國立浙江大學遷入貴州遵義、湄潭辦學，經陳劍修教授推薦，朱穆伯入浙江大學任教，兼任圖書館館長。1944年秋，任國立貴州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音韻學。朱先生以錢玄同在北大的講義為底本，參照諸家見解。編出《音韻學十講》，這是他－生中專心致志從事著作的開始。朱穆伯師承章太炎、黃侃，深知基礎教育的重要，常教學生要高處著想，低處著手，循序漸進，要精讀名家名著，由博而約；寫作詩文，要有書卷氣，脫盡市井俗氣，書卷氣猶如人的浩然氣，浩氣不存，正氣不中；亦重品德教育，常說：“文人最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就沒有高尚的靈魂，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講《離騷》時說：“我講《離騷》，是為願意聽的人講的，那些為作官而讀書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曠。”
朱穆伯對訓詁學、詩詞均有研究，十分自負，鄉人戲呼為“朱大聖人”。朱先生的七絕《贈弟子》一詩頗有代表性：“紛紛易過百年身，舉世幾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奈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在貴陽一中執教時，與田君亮、李叔元、劉敬常等知名教師交情甚篤，常因討論學術問題互不相讓，竟至撩衣揮拳，氣平後又和好如初。貴陽人戲稱為“四怪”。在國難當頭之際，朱穆伯於1938年向其學生楊天源、謝樹中表示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經中共貴州省工委批准，成為一名特殊黨員，由省工委直接領導，並開展活動。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國立貴州大學返遵義度假，不幸染霍亂病，不治逝世，時年50歲. 正氣浩然的朱穆伯教授（《貴州大學教壇先導》·貴州大學出版社2008·6·第1版）
遵義師院百年名師錄
朱穆伯：（1895—1945），原名綬綸，亦名毅，貴州遵義人。民國初年考入北京大學，畢業後執教南開大學。1926年任省立三中文史教師，與黃齊生配合傳播新學，培植新風。1937年執教於遵義師範。浙大西遷遵義時，聘為浙大教師兼圖書館館長。對音韻學、訓詁學均有研究。 1938年經中共貴州省工委批准入黨，由省工委直接領導，開展活動。他重基礎，重品德教育，常說：“文人最重品德，沒有品德的人，就沒有高尚的靈魂，也就寫不出好的文章”。
陳福桐·《懷念余選華兄長》節選
選華兄長離開遵義中學幾年之後，我才進去讀書。我認識他和認識他所崇拜的朱穆伯先生，是1935——36年問，他已作遵義模範高等國小(今文化國小)校長。在這之前，穆伯先生經常提起選華，讚不絕口地誇獎他是才學兼備而又有讀書人胸襟氣度的好青年。朱穆伯讀北京大學文科，師承國學家黃侃，回遵義後教書，好評議人物，曾經以孔子在《論語》上提到的“狂狷之士”和“鄉愿”兩類不同型的人來框范一些相識的人。孔子說： “鄉愿，德之賊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恥，非之無可非，刺之無可刺。”這樣的人就是人們常說的無是非善惡的好好先生。“狂狷之士”則是“狂者進去，狷者有所不為”的如余選華和選華的友人李慕儂之流的人物。其實被稱為“大聖人”的朱穆伯也是“狂狷之士”。他們都有一種岸然不群的神態，“說大人，則藐之”的風貌，但又都有一種安貧樂道的精神。